人大国学院吴莉苇的辞职-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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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后一本学术研究专著（不是最后的书）终于出版了。没看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本的，就直接看这一本好了，而且不是相关领域专门研究者的，只看导论即可，最多再加上每章开头结尾。我预期这本书在大半年以前就能出版，去年提交书稿时还期望着靠它今年混个正教授呢。谁料想，莫名其妙（必然地）遭遇审查环节，不知不觉就从春天耽搁到下一个春天都快来临。而与此同时，我早在出版卡住之前就决定辞职不干，从此退出专业学术界，暂且闲混。目今看来，幸好及时勒马放弃大学前程，否则，从小的方面讲，今年五月之前书不能出版便不能申请升职，要拖宕一年，于是这一年可能会郁郁怀恨，从出版审查制度骂到学校职称评审制度（不骂不行！出版审查太高大，只好飘过。可是七年发表17篇有水准的论文，就算以核心期刊这个庸俗兼低俗的标准衡量，也有9篇，却一定要有一本副教授任上的新书才可以申报，不管多烂的书都可以，只要是有书号的。偏我六年里除了写论文和修订一本教材就是没法胡乱写书）。从大的方面讲，2014年高校系统成了众矢之的，舆论下嘴，政府下手，虽然对我本人不会有何可见影响（我属于一没项目二没职权三是女性的边缘教授），但是，当感到高压在头顶盘旋、口袋在日渐收紧时，当看到仅有的那一点点学术自由也垂死将亡时，那种压抑会被我放大为濒临绝境的窒息。个人的不忿加上环境的抑郁，这一年我若还留在大学，搞不好比林黛玉还凄苦。

这本书的分类标签是“哲学”、“宗教”，是目前我唯一未归类为“历史”的作品，窃喜不已。依后见之明，有此结果一要感谢当初原定资助此书出版之台湾清华大学某项目的审查人竟然拒绝了我，二要感谢之前供职的人大国学院对于我申请学院出版资助的请求迟迟不复，这才使我另择良木。硕博拿了历史学位，多少有点不入虎穴的味道，对于我长久以来心怀偏见的学科，为了表明不是因为无知才生偏见，方才浸润其中。不过说实话，国内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史）教学在深入了解之后依然无法认同，热爱思想研究、分析研究的倾向是没办法埋没在考证故纸和直叙故事中的（但我又不喜欢纯粹的概念游戏），所以这几年的论文越来越不像国内认可的历史论文模式，选择的议题越来越宗教，思想越来越西方，分明就是离经叛道的架势，眼看再写下去难免犯忌。既犯传统文化的忌——从台湾那位审查人的评语以及某篇论文的评审人指责我都不参考大陆研究成果就知道了，又犯出版审查的忌——从议题选择和当前形势就知道了。已经有人在叫嚷着学术上“驱逐鞑虏”，我就赶紧自裁吧，省得有天颜面扫地地被“驱逐”。所以，此刻收手也是为了未来着想。

以我这样的研究取向（看的、听的、想的、关注的、学习的都以外国为多，至多反省下中国社会对西方思想的态度，具体可看图中封面的介绍），工作在名为“国学院”的地方，很多人都觉得奇怪，我也不好意思说国学院兼容并包无所不有（因为这不是真的）。大学流行占位理论，亦即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能找到一个大学教职尤其是重点大学教职就赶紧收了，有了位置就会有未来的发展。如今我却很质疑这种态度，或许是因为在中国的大学左右横竖都很难有基于学术自由的未来，但我的的确确是占了一个别扭非常的位置。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前途黯淡，因为我自始便质疑国学院设立的动机，而随后的运作更让人觉得百虫挠心，无一是处。先天不足且缺乏矫正机制，如何能够期望出现良好成长的状态？倒是在在充分诠释好死不如赖活是怎么回事。尽管我是在国学院开张时就来了，当时行政加教学才一共十个人，于是晋升副教授很顺利，这也算是一点好处吧。可我最终还是一走了之，当初我是十人中惟一的外校入侵者，如今我这个成不了化内之人的外人还是走了。别扭的本质在于，不管国学院的理念按大国学算还是按小国学算，我都与之不合，我没法参与国学院的主流计划（非无能也，是不愿耗散维持专业水准所需的时间与精力），而各院系之间教学科研实际上倾向于各自独立、互相竞争（国学院同时设置文史哲三科，与学校的文史哲三系究竟该是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最终以见怪不怪的方式解决掉的问题），又使我难以参与其他几个相关院系的计划。总之，从头到尾找不到组织的感觉。怎么说呢，就如我投身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习那般，又一回当了鸽群里的猫，羊群里的狼，潜伏人民内部的奸细。

人大的教学量要求不少，连指导研究生都算工作量考核（荒谬！看来是为了通过研究生的人头数来树立研究型大学的名头），人头不够就要多上课（在一年额定十学分通常是五门课的基础上继续多加，通过课程数量多少来营造教学质量的思路跟以学生数量塑造研究型大学形象的思路一脉相承，不愧是同一家）。而国学院的学生很难伺侯——总体要求是课程简单，过关容易，只谈国学，不理他科，当老师的最好课上嘻哈，课下或者隐形人或者当保姆（话说现在的学生怎么可能愉快地、投入地学习，从入学起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后如何找个什么工作，大好青春就耗费在对工作前景的忧虑和焦灼之中。即便打算读博士，多数也是为了得到高校这份看似体面又稳定的工作）。偏偏我是反其道而行，上课要求多，课下没大小（与相熟的个别学生），保姆可不是我的范。于是我吓走了大把学生，只留下极少数口味生猛的。与此同时，国学院学生有限、不外招硕士生（今年终于有了，可惜，我只能婉拒那些写信给我的外校学生）而内部又划分为四种科目、三种一级学位的实况，外加屈从学生要求不照顾老师需求的制度，加剧了学生分布的不平衡。

一句话，学生的选择权多过老师且大多数学生是以未来出路为优先考量标准（他们设想自己只要有某个名目合适的学位或者某个声明显赫的导师就易于有个好前程，倒是忘记思量自己是块什么料），老师（除了个别“优质资源”）则受制于工作量考核而完全抬不起头。所以我时常面临工作量危机，能说这不是压力吗？无聊的、窒闷的、不能催人上进的重负！而且忍不住会觉得自己总是被一群自称国学专业可其实不学亦无术的高中延读生抛弃。有多少次羡慕被学生环绕的他校同行。今年时常看到人们评论学生相对于教授是易于受害的弱势群体，为何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任何优势，为何我总是感觉自己是行政和学生合成的夹心汉堡中的弱势存在？学生可以一哭二闹三上吊，老师既不能强求学生又不能对抗行政管制。整肃大学制度竟然率先从教授群体开始，又是一场中国特色的荒谬演出！（凭什么中国的大学要把行政和后勤人员叫老师，不叫他们还不高兴。既然号称老师，就该一起接受整肃吧，偏又没他们的事。“老师”和“师傅”这两个术语的价值内涵在中国江河日下，过不多久该成反讽用语了吧？）

八年间，国学院的管理制度始终不能变得合理一点，学术上也没有可以就近切磋的真正同行，北京的雾霾天与人生处境真是相得益彰。不管你在国境线以外和校园墙以外的学术界获得多少认可，回来还是灰溜溜地边缘着、别扭着，无法期望学术环境和学术规划会有益于自己。如果所在机构不能成为一个支撑你的品牌，而你的努力也无法成为这个机构品牌内涵的一部分，这样的存在方式对个人而言熵值太高。明珠暗投的怨念一直笼罩着，看不到前途的忧伤一直蔓延着，回想起来，对精神害莫大焉。所以，如果把学术当作自己的追求或者精神成长的阶梯而不是只贪图大学一个教职，位置千万不能错得太远。当然，在中国大学的整体环境下，有几个适合学术追求的位置，这是值得质疑的。反过来站在国学院的立场，我的离开和我那些与国学调调（天知道国学这个词指什么）格格不入的课程的消失，显然纯洁了队伍（但仍然不知道国学指什么）。

就我不能煎熬为一个白发苍苍、面目斑驳、身形伛偻的荣退老教授而言，我失败了（我不想像这样老去……）。但是对一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想主义的个体而言，放弃这些，人生才能有新的开始。今日的大学完全不是理想主义气质的家园。常问自己，留在大学除了赚一份饭票，还为了什么？男同事们（无论戏谑还是真言）尚可把赢得多少女生爱戴追随作为前进的精神动力，我在一个近乎于女校的环境下连这点虚荣心都培养不出来，存在感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里再降一级。随着时日推演，终会发现，可以走了。十年大学里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以及之前十年大学里的读书生涯，究其实是为了满足对知识的好奇、对智慧的热爱以及对精神成长空间的追求。对这一切的探求固然永无止境，但毕竟已经从懵懂迷惘进入了有方向感的阶段，既已懂得如何思考如何学习，便不必再倚靠大学图书馆和同行头脑风暴的敦促。信息社会的降临瓦解了知识垄断，当然更加有利于大学以外的知识追求和思想成长。已经体验过的已经得到过的，可以轻轻地放下。何况，我也不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求了个学、赚了个专业资质。所以，时机成熟时，走就走了，有什么好怕的。（在此引用徐志摩的诗若干行……）

若要问我二十年（准确来讲，十六年）的收获有什么？仅举一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之初，怀抱一种幼稚的理想——去发现文化汇通的法门，减少这个环节的损耗。多年以后，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尴尬地带，当然“尴尬”之说是站在任何一种传统的立场上所言，以新人类的话语来讲，则就是发现自己属于（没立场的）新新人类。这新不是搞怪猎奇无视传统，而是基于自己努力学习另一种文化传统的体验而认识到，文化交流与汇通没有可以普及的法则与窍门，没有可供简单地、表面地、肤浅地借取的渠道。最深刻的文化交流就是有那么一群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思考而成为不同文化的混合体，顶着挑战和冲撞固有传统的身份，逐渐滋养出一种新的文化。那种固执地以为传统就是传统而从来不去反省眼下的所谓传统经历过多少历史变化的人，倘若不躲藏在保护型环境之下，究竟能维持多久？明了这一点之后，便不会有无所适从的尴尬和无处归属的迷惘，同时也会懂得，保持头脑的开放性和学习的精神有多么重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不会参与文化价值观优劣的讨论战，我只会汲取我所感兴趣的。

抱怨不能提供养分，没有光合作用的阳光效果，所以发泄一次便即足够。既然任何个体都无法改变中国大学的“小气”，天天把精力耗费在批评指摘无济于事，无济于大局亦无益于个体。其实摆脱教职有很多好处，尤其是对于一个当不来保姆也不热衷课堂布道的人而言。比如（首先当然是结束在一个师道尊严几乎殆尽的社会里遭受无法反抗之压迫的不幸，其次不必再为自己始终没有“师尊”的模样而忐忑不安，最后），有利于追求更多类型的知识。当你要在一个专业圈子里维持知名度，就必须要花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阅读这个领域的材料与论著，这种专家视点型的头脑磨炼方式常常令喜爱不同种类知识的我唏嘘不已，深觉受困。现在，魔咒解除了。同样是为了维持专家身份，写作被局限在论文格式中（精力特别旺盛的或者不计较论文写作的可能不受制于此），很多更真实深切的体会和想法不能表达，或者难以用多样的、灵活的方式表达（我隐隐觉得一直写论文会磨灭人的感性表达力）。现在，魔咒又解除了。我突然间感到了写作和阅读的自由以及尝试其他事情的空间，已经消失好几年的能量感近期有复活迹象。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进一步未尝不可以海阔天空，只要别把围城熬为愁城，进与退作为两种人生态度在不同情境下各有可取。但千万记住，自由不是这两个汉字组合的中国式字面意义，自由不是任意，这份写作和阅读的自由是经过此前二十年的求知生涯之后所逐渐成形的一份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有意识的选择。通俗地讲，我已经知道读哪类作品可以继续拓展自己的精神成长空间，我知道自己在这地球上关切的是什么。现在流行专业人士或权威人士推荐阅读书目，我不反对推荐，只想说，一个有着阅读自由的人会知道，别人的视角与你不一样，推荐者的关注点与你不一样。人不是跟着书走也不是跟着书评走，而是要用书籍促进思考。读书的历程中应当形成自己的精神坐标，此后可以风吹不倒，浪起不摇。

闲话已毕，以后，我们慢慢读书（我只勉强接受快餐）。

原文出处：http://www.mugengyuan.com/dushu/645.html

附：吴莉苇老师在人大国学院网上的简历

职称/职务：副教授
邮箱：wuliwei2011@gmail.com
研究领域：中西文化关系史，主要关注16-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及天主教在华发展
教育及培训背景：2003年7月，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2003.10～2005.9，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2005年9月至今，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海外讲学经历：2011年4～9月，分别于台湾基督教史学会、台湾大学、东华大学、中正大学、中央大学作学术演讲。

论文：
吴莉苇：《介乎国体安危与华夷之辨之间——中国古代政府对待外来宗教的基本态度辨析》，《中华文史论丛》（CSSCI），2012年第3期（2012.9）。
吴莉苇：《中国人的两只眼——从欧洲人将波斯谚语转化为中国传说看文化误读问题》，《世界历史》（CSSCI），2011年第5期（2011.10）。
吴莉苇：《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11年第5期（2011.9）。
吴莉苇：《从近期西文研究看明清天主教研究动态》，刊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六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9月。
吴莉苇：《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09年第4期（2009.7）。
吴莉苇：《明清士人对圣经年代体系的接受与理解——以李祖白〈天学传概〉为个案》，《中华文史论丛》（CSSCI），2009年第1期（总第93期，2009.3）。
吴莉苇：《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刊《世界历史》（CSSCI），2008年第6期（2008.12）。
吴莉苇：《耶稣会士与清朝的全国地理测绘》，刊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五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1月。
吴莉苇：《17世纪耶稣会士对通往中国之陆上通道的探索》，刊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四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8月。
吴莉苇：《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清朝国家性质——从〈中华帝国全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描述谈起》，《清史研究》（CSSCI），2007年第2期（2007.5）。
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2007.3.）。
吴莉苇：《试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CSSCI），2006年第2期（2006.3.）。
吴莉苇：《17—18世纪中国上古编年史与圣经编年史的冲突与调和》，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二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10月。
吴莉苇：《明清传教士对〈山海经〉的解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CSSCI），2005年第3辑（2005.7.）。
吴莉苇：《比较研究中的陷阱——评劳拉·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业〉》，刊《史学月刊》（CSSCI）2005年第6期（2005.6.）。
吴莉苇：《从傅圣泽看耶稣会士接受中国经典的特点》，刊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9月。
吴莉苇：《明清传教士中国上古史研究探源》，刊《中国史研究》（CSSCI），2004年第3期（2004. 8.）。
吴莉苇：《文化掩盖下的权力——“礼仪之争”中的宗教修会冲突》，刊《世界历史》（CSSCI），2004年第3期（2004.5.）。
著作：
吴莉苇：《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
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
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
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新生代学人文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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