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正确理解的”利益和谐-经管之家官网！

3. “正确理解的”利益和谐（上）

自远古时期，人们就开始天真地谈论他们的祖先在原始“自然状态”享受的幸福。想象的原始幸福，从古老神话、寓言和诗歌演变成了17和18世纪很多受欢迎的哲学。在这些哲学中，自然一词代表人类生活中美和有益的东西，而文明一词则是个贬义词。人的堕落在于其背离远古时代的原始条件，其中人与其他动物少有区别。这些浪漫的赞颂者断言，那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伊甸园里，和平不受打扰。

然而，自然并不产生和平与慈善。“自然状态”的典型特征是不可调和的冲突。每个物种都是其他物种的敌人。生活资料是稀缺的，不允许所有物种都生存下去。冲突永远不会消失。一帮人为了战胜另一帮人联合起来，在成功消灭原来的敌人之后，胜利者内部会围绕战利品的分配而产生新的敌对状态。冲突的原因总是这样一个事实：多一个人参与分配就意味着其他人的份额变小。

使人与人友好相处成为可能的是分工带来的更高生产力。它消除了自然界中的利益冲突。这是因为，凡是有分工的地方，分配就不再是无法增加的供给的分配。由于分工带来的更高劳动生产力，物品供给增加了。维护和加强社会合作，成了最为重要的共同利益，并消除了一切根本性冲突。经济科学意义上的竞争取代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它造就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谐。使不可调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产生的条件——即所有人基本上都追求相同的东西——变成了造就利益和谐的一个要素。因为很多人，甚至所有人，都需要面包、衣服、鞋子和汽车，这些东西的大规模生产才变得可行，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价格。我的同胞和我一样需要鞋子。这个事实不但不会使我更难以得到鞋子，反而使我更容易得到鞋子。使鞋子价格上升的是，自然没有提供较为充足的皮革和其他原材料，以及为了把这些原材料变成鞋子必须忍受痛苦的劳动。和我一样渴望得到鞋子的人们在市场上的竞争使鞋子变得更为便宜，而不是更贵。

这才是正确理解的市场社会全体成员利益和谐定理的含义。[1]当古典经济学家这么说时，他们试图强调两点：第一，每个人都对维持社会分工有兴趣，因为社会分工提高人类的生产力；第二，在市场社会中，消费者需求最终指挥全部生产活动。人类需要不能全部得到满足，原因不是不适当社会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自然条件。一个完全错误的信念是，相信自然赐予人无穷无尽的幸福，人类的不幸源于人类未能建立美好制度。被改革家和空想家描述为乐园的“自然状态”事实上是极为贫困的状态。边沁说，“贫困不是法律的结果，而是人类的原始条件。”[2]即使是那些生活在分工社会底层的人也远比没有社会合作情况下更为富裕。他们也从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受益，并分享文明社会的利益。

19世纪的改革家抱着原始天堂的寓言不放。恩格斯使其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改革理由的一部分。然而，他们不再把黄金时代的极乐世界作为社会和经济改造的一个模式。他们把所谓的资本主义堕落与未来社会主义极乐世界中人们将享受的完美幸福加以对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把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带来无可估量的财富。自由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仅仅有利于少数寄生的剥削者，伤害劳动大众。所以，在市场社会框架中，普遍存在着“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只有用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或干预主义——取代明显不公平的资本生产主义，阶级斗争才会消失。

这就是我们时代广泛接受的哲学。它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虽然它的流行主要归功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家。今天，支持它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者，还有那些高喊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奉承自由企业的大多数政党。它是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天主教的官方社会哲学。在各种各样的新教和东正教中，它也不乏地位显赫的支持者。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干涉主义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是德国霍亨索伦王室(德国普鲁士王室, 1701-1918)、主张恢复波旁皇族的地位的法国保皇主义者、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关于宗教教条、宪法制度、外交政策以及用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些党派之间存有争议，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损害工人、工匠和小农场主切身利益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全都一致，而且他们都打着社会正义的旗号要求废除资本主义。[3]

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作家和政治家都把自己对市场经济的分析和批判建立在两个基本错误之上。首先，他们都没有认识到，为了满足未来需要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固有地是投机或猜测性的（speculative）。他们天真地假设，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最佳办法是确定地已知的。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沙皇（或中央生产管理局）无需投机。他将“简单地”采用有利于受他监护人的办法。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不曾想，问题是如何在不同产业配置稀缺生产要素，不会因为生产要素被用于满足不那么急迫的需要而使更加急迫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决不能把这个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混淆。技术知识只能告诉我们，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什么事情是能够做到的。它不能回答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用众多可用的技术中的哪一个的问题。由于未能理解这个基本问题，计划社会的拥护者相信，生产沙皇永远不会做出错误决策。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资本家不可避免地会犯重大错误，因为他们既不知道消费者的需要，也不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做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经理一贯正确，因为他独自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更因为没有其他人的行为干扰他的计划。[4]

在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中，第二个基本错误源于其错误的工资理论。他们没有认识到，工资是挣取工资的人完成的工作的价格，即他努力为相关物品的生产所作贡献，或者像人们通常所说，他的服务使原料增加的价值。无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雇主购买的都是工人的业绩和服务，而不是他的时间。因此，一个错误的说法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工人没有兴趣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社会主义者断言，以一定的工资率，按小时、天、周、月或年获得报酬的人不是受自利驱使才有效地工作。这是一个恶劣的错误。一个按工作时数获得报酬的人，没有在店铺中漫不经心地虚度光阴，原因不是他有什么崇高理想和责任感。真正的理由是，工作得越多和越好，报酬越高；要挣更多，就必须有更多和更好的业绩。无情的雇主没那么容易被偷懒的雇员欺骗；他们并不像养活大批官僚的ZF官员那样粗心大意。挣取工资的人也没有愚蠢到不知道懒惰和无效率会在劳动市场中受到严惩。[5]

基于他们对工资的经济学性质的误解，社会主义作家提出了荒谬的神话，他们的计划实现将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作热情大为减少，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能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他的辛苦只会使寄生和懒惰的雇主致富。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工人都知道他是在为社会利益工作，而他本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个认识将赋予他最强大工作动机。结果将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增加。（待续）

[1] 6. For “rightly understood” interests we may as well say interests“in the longrun.”

[2] 7. Cf. Betham, Pinricples of the Civil Code, in “Works,” I,309.

[3] The offical doctrine of the Roman Church is outlined in the encyclicalQuadragismo anno of Pope Pius XI (1931). The Anglo-Catholic doctrine ispresented by the late William Templ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n the book Christianityand the Social Order (Penguin Special, 1942). Representative of the ideasof Eureopean continental Protestantism is the book of Emil Brunner, Justiceand the Social Order, trans. by M. Hottinger (New York, 1945). A highlysignificant document is the section on “The Church and Disorder of Society” ofthe draft report which the World Council of Chruches in September, 1948,recommnded for appropriate action to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y odddenominations whose delegates are member of the Council. For the ideas ofNicolas Berdyawe, the most eminent apolgist of Russian Orthodosy, cf. his book The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1937), especially pp. 217-218 and 225. It is often asserted that an essential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xians and the other socialist and interventionistparties is to be found in the fact that the Marxians stand for class struggle,while the latter parties look at the class struggle as upon a deplorableoutgrowth of the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of class interest inherent incapitalism and want to overcome it b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forms they recommend.However, the Marxians do not praise and kindle the class struggle for its ownsake. In their eyes the class struggle is good only because it is the device bymeans of which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ose mysterious forces directing the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 are bound to bring about the “classless” society inwhich there will be enither classes nor class conflicts.

[4] The thorough exposure of this delusion is provided by the proof ofthe impossibility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See below the fifthpart of this book.

[5] Cf. above, pp. 6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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