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江学者走了，一个长江学者进去了-经管之家官网！

走的那个是清华大学的颜宁，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终身讲席教授了。普林斯顿大学有多牛？这里有不拘一格的管理方式和浓厚的学术研究的氛围，比如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学者们可以不受任何琐碎事务的影响，从教学和日常行政中脱离出来，开展自由的研究。从1930年到1955年的25年时间里，爱因斯坦就一直呆在这所研究院里从事研究。
虽说颜宁原本就是在普林斯顿博士、博士后一路上来的，回国之后在清华干了10年，现在回去也算是衣锦还乡。并且她否认了所谓“负气”出走的说法，说是“为了保持对职业的兴奋度”，才去的这所久负盛名的常春藤名校。

但是，人们还是可以在她过往的博客中，发现一些对高校现行科研项目管理方式的抱怨。在那篇发表于2014年的《一次失败的基金申请》中，她质疑“请问根据评审意见决定邀请谁来答辩的标准是什么？特别是在收到评审意见之后，如果用心看一下评审意见就该知道评委们唯一质疑的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根本都不再是一个问题（那个时间节点我们的文章都发表了）。”她感慨“我的情绪早在六月份就已经耗尽，写上述文字的时候委实没什么情绪了。”
终身教职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特色。美国的学术和研究水平之所以遥领全球，终身教职制度功不可没。学者一经被聘任为终身教职后，其聘期可以延续到退休，不受学校各种阶段性教学、科研工作量的考核，且没有被解聘的压力，同时他们还享受学校颁发的终身教授津贴。
颜宁所获得的是Shirley M Tilghman终身讲席，Shirley M Tilghman是一位生物学家，是普林斯顿大学第19位校长，也是普林斯顿第一位、常春藤联盟第二位女校长。由此可见，此教席在普林斯顿的地位，颜宁的权限应当要比普通的终身教授还要高一些。现在她基本可以不受高校行政制度的过多羁绊，而自由的开展研究了。

另一位长江学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人生轨迹和颜宁有些类似，曾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留学，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山东大学引进，先后被评为长江学者和泰山学者，现在却仅仅因为与他人私分50万元，锒铛入狱。
长江学者、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主任陈哲宇，为了报销一些程序繁琐而又合理必要的费用，以及在经费未分期到账时维持实验室运转，他和同事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陆续套出400万元的课题经费设立“小金库”。后来，根据科研贡献多少分掉了“小金库”中的50万元。法院就此判决，陈哲宇犯下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
陈哲宇明显不服一审判决，他认为这是体制问题，“确有违规，但不一定违法。”科研经费，顾名思义，是科研项目立项之后，为了科研项目的完成，而由项目主管部门划拨给科研团队的经费。从这个性质来说，科研经费本就应当归团队所有，用于科研所需的设备、研究以及人工等费用。
但是，就现行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而言，这些钱并不是直接给到团队，而是由团队所在主管单位财务部门，通过报销的方式逐笔划给科研单位。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报销中的各项严格甚至是苛刻要求，就成了科研人员们挥之不去的噩梦。但凡有个项目的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大量的精力都牵扯到报销之中。这就构成了科研经费使用的基本矛盾，不是在报销，就是在去报销的路上。

按常理来说，科研人员组成科研团队，承包科研项目，项目发包单位只需要看科研成果是否保质保量完成即可。这就像做买卖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觉着这个项目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完事。还能管别人这钱该怎么花？你要觉得钱多了，那是项目规划合不合理的问题。给多给少都是你的自由，能不能拿出成果才是王道。既然承诺了给多少钱，老老实实都给团队不就结了？科研是看结果的，不是看过程的。
更何况，在项目承包团队和发包单位之间，活生生多出一个主管单位，就是科研团队所在的学校院所的财务部门，倒成了科研经费的主管审批单位。本该直接给团队的钱，却多出一个婆婆来，而且这婆婆只知道照章办事，拿发票来报销才给钱，这种体制本身就是很荒谬的。科研经费，需要花的钱很多，要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要紧盯国内外竞争团队，怎么可能一天天朝财务部门跑。

财务部门之变态，报销之艰难，就我个人而言也曾经遇到过。以前在高校的时候，学校在郊区，从外地到市区的火车，到站已经晚上九点，每次都是要到市区住个店，第二天搭校车回学校。为了给学校省钱，我住了几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没想到就是这笔钱，死活不肯报，说是已经到了本市，就不能住店。不住店，你让我走路几十公里回来吗？几个回合之后，我也怒了，当面撕掉报销单，一把扔进了柜台。
有的财务部门规定，科研经费只能通过政府采购平台买东西，上面的东西比市场价贵了不少，尤其是一些办公设备，型号老旧，性能落伍，同样价格，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更好更新的产品。但严格的规定要求，必须在政府采购网上买，否则不能报销。
山大财务部专项资金科工作人员和山大科研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栾维东说，根据山东大学财务管理规定，科研经费中的劳务费是为没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设立的。这也很莫名其妙。在某些人的眼里，承包了科研项目的科研人员，他们的劳动就不是劳动？科研成果的诞生，没有科研人员的劳动和脑洞，就是靠几台设备摆在场地里就自己能跳出来？
为了搞科研，陈哲宇可真是全身心都扑上去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实验室当成了自己的，自己跑美国自己花钱，给实验室采购的试剂，深怕出点问题影响效果，心疼得用自己的衣服裹住。从来都是从机场直奔实验室，连家也不回。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和团队成员长期加班加点进行科研，经常“五加二”“白加黑”，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加班，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例会也都定在周日召开，他们却从未领取过加班费。
像陈哲宇这样的长江学者，在项目实验室启动的时候，自己掏腰包买设备、买试剂，却始终不能报销。为了项目顺利进行，他才想办法四处找发票，套出来本该属于自己科研团队的400万元，设立了让科研项目得以运作的“小金库”。其中有50万用来注册了家专门直接从国外进口试剂用于科研项目的公司，因为从代理商手里拿会贵很多。
科研成果出来后，公司撤销，公司结余了50万，他和科研团队几个人一起分了，他分到30万。这50万里，有公司运营的利润，也有科研人员的结余，并不全都是科研经费。此外，国家应该给自己的项目经费，以及所谓长江学者、泰山学者该给的补贴，即使按照山东大学的规定，陈哲宇也应该领走上百万元的项目结余。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科研经费是给项目团队的，而陈哲宇是这个团队的领头人。也就是说，虽然陈哲宇虚开发票，私自分钱的方式不对，但这笔钱本来就应该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还有上百万结余没领的人，一个为了科研过家门而不入的人，会贪这50万本该属于自己的钱？他们的行为最多算是违规，肉都在锅里，没跑掉。
科研项目就应该完全市场化，项目发包、团队投标、成果检验，以目的为导向，不要把项目经费的使用管得那么细，为了项目的成功，团队每一分钱都会自觉的花到刀刃上，犯得着弄一些外行来管理吗？钱该怎么花，科研团队自己不知道吗？
陈哲宇是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学者，长期致力于神经营养因子与神经精神疾病关系的研究，从分子细胞水平到整体动物水平寻找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发生的基因及环境因素，并探讨可能的干预措施。他承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工程培育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相关科研成果在《科学》、《神经科学杂志》等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总计达30余篇，合计影响因子100多分，并被引用300余次。
古代都知道“千金买马骨，黄金垒高台”的道理。为了这种机械的管理模式，成建制消灭了一个一流的科学家，一个一流的研究团队，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么一个不合理的科研管理制度。中国科学家能解决世界性难题，但解决不了财务制度的难题，纷纷败下阵来，损失惨重。陈哲宇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栽倒在管理制度面前的科学家，这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科研实力来说，实在是太不合算了。
作者：李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