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破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之统一”、“相结合”之类的提法-经管之家官网！

以前就在别的贴子里提及过这个问题，前几天在别的论坛说到相关话题时又想到了，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重要，需要再专门说说。
历来流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类的提法，或者现在简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提法是长期一些观念混乱和制度症结的根源，必须破除。
中国第一次出现类似提法的是1945年中共七大纲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见过王凡西、彭述之文中都对此表示过诧异，彭述之文中感叹，“中共是没有党纲的，承认‘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就等于承认毛泽东的一切写作或毛泽东本人为‘党纲’！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古怪现象”。王凡西更是直接指出“一个在生的政党领袖，将自己的名字定为主义，写入党纲，宣布它为全党共遵的指针，这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是史无前例的”。
梳理一下历史，就知道王凡西说的没错。马克思从来没有承认过“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马克思是以嘲讽的口吻否认“马克思主义”提法的，这个典故流传已经很广了。是在马克思死后，支持者出于纪念才广泛地把他的思想理论以他的名字命名传承，马克思毕竟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物，这种做法还是比较纯粹的纪念。列宁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认可过“列宁主义”提法，这起初只是论敌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责列宁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比如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对于这种指责，列宁是绝不会承认的。是在列宁已经昏迷的时候，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式提了“列宁主义”概念，这当然也可以说同样有准备纪念的想法，但是更重要的作用怕是树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圣经”以方便自己成为“教皇”排挤托洛茨基准备争夺权力，已经开始了宗教化改造和勾心斗角的成份。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就曾经称斯大林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任教皇，铁托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马丁路德来形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出现“教皇”，就是宗教化的开始。可是斯大林毕竟也仅止步于“教皇”，卡岗诺维奇拍马屁提出的“斯大林主义”这个词，苏联、苏共和斯大林本人也都从来没有承认过。

“毛泽东思想”自从一出笼，就超过了斯大林的“教皇”模式，成了史无前例的“上帝”模式，而且自从出笼时毛泽东没有像列宁那样已经陷入昏迷，没有纪念意义的需要，勾心斗角的色彩比苏联提出“列宁主义”时更加强烈，王凡西分析同时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规定的历史口径目的就是“造成这样的一篇账，即：毛泽东的过去一切都入于‘资产’项下；而陈、李、张、王以及其它有过意见的人的种种，都记在‘负债’一边。换句话说，那时的总结存着这样一个大目的：过去一切正确意见均出于毛泽东，一切错误和罪恶的立场由于他的对手方。毛泽东是一切正确，从来正确，你不信吗？有史为证；其它的人则一切皆错，无一不错，你若不信，也有史为证”，就是排挤中共历史上所有毛泽东以外的人。看后续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党章里只出现了一届，到了56年中共八大就因为苏联的影响从党章里删除了，还因人设岗规定设置一个“名誉主席”，毛泽东还没有到开党代会都说一不二的地步，都心照不宣下一届党代会毛泽东就是“名誉主席”，实际上和赫鲁晓夫一样一撸到底。党代会五年一届，61年拖着不开，拖过去了，到了66年，没有正当理由拖不过去了，于是乎就有了“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且在这个过程里还造成了和苏联关系的彻底破裂，也比苏联提出“列宁主义”主要勾心斗角作用只限排挤托洛茨基大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
后继者思维水平局限也突破不了“毛泽东思想”的长期影响，还要继续拿着当拐棍，这种政教合一以政治首脑的名字或名义命名意识形态也按毛邓三科的形式一路沿袭下来，很大程度成了一种盲目的习惯，比如“邓小平理论”，其实邓小平根本没有什么“理论”，官方讲邓论课程内容都承认，邓小平文集都没有，只是一些零散的讲话、发言和录音的整理。还有“三个代表”思想本来出自王沪宁，却还按习惯以老江的名义公布。
真相当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分析和处理中国（或其他时空）的事情，这样自然能体现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普遍性，得出的观点和操作无论结果是否准确，起码也很少有人会怀疑是否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什么“之统一”、“相结合”、“中国化”之类的说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包装了。
之所以要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类提法，说穿了，一些说法做法已经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甚至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才需要这样扯虎皮作大旗。
比如说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这在当时只是一种临时找个地方避避风头的一种策略，并且一开始还是个人行为。实际上到了农村以后还是处处碰壁，从井冈到了江西，从江西到陕西，西安事变的发生也不等于西安事变的解决，也是斯大林出手调停西安事变才摆脱了危险，后来也是趁二战的特殊内外环境，抢占领了东北大城市获得了各种资源和援助才翻盘的，这个过程并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支配农村、农村依附城市的社会发展原理，可是把这种临时的策略吹嘘成伟大理论创造大加渲染，实际上却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原理。
有了“之统一”、“相结合”、“中国化”这样的说辞作为绿灯掩护，任何自称“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各种胡说八道（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反人道主义”“反异化”、“雇工七个不算剥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要素”等）统统说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因为政教合一结构或两份“决议”形式规定的口径难以破除，人们的头脑就被越搅越乱。
前面提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态度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处理各种时空的问题，在“之统一”、“相结合”、“中国化”的包装下，另一个恶果就是很多“吃马克思饭”的人普遍失去了这种能力，只会乱搬观点结论进行比附性论证，典型的就是侯外庐因为马克思认为中国古代土地国有这一观点，无视古代大量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竭力论证“土地国有”以比附马克思的结论，连后来一些用“之统一”、“相结合”、“中国化”栽赃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胡说八道也有很多人进行这种比附性维护论证。
还见过更加荒谬者连原理、方法和观点结论的区别都不知道的家伙，在百度贴吧见过有个家伙指责杜车别提出全世界都不存在“奴隶社会”这个独立阶段的观点是违反了五阶段论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知到了这种地步，认为全世界社会史按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在从低级社会形态不断向高级社会形态进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原理，至于具体经过哪几个社会形态阶段，这只是一种观点结论，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具体经过几个阶段各人的观点也不一样，观点结论的可靠程度是最低的，尤其是不熟悉资料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比如马克思认为中国古代土地国有），所以才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处理中国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分析史料得出准确的经济史分期，个别的几个对中国经济史社会阶段提出比较准确结论的人就是基于这种方法，我也是看了他们的分析过程才逐渐看出了这个方法。而像这种分不清原理方法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是被包装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典籍里的每一种观点都当成不能违背这种思维，已经和刻骨迷信的宗教信徒“句句真理”的观念没有区别了，如果说斯大林这个“教皇”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化，那经过“之统一”、“相结合”、“中国化”和其他各种“统一思想”手段折腾之后，可以说经过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宗教化，中世纪化。要走出中世纪“文艺复兴”，就要从破除导致彻底宗教化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一直沿袭的政教合一“上帝”模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