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中国的大城市还不够“大”-经管之家官网！

• 北京和上海其实不是城市，是个都市圈
  

《南风窗》：当ZF因为“大城市病”等原因试图控制大城市的扩张的时候，你却鲜明提出我们现在的大城市还不够大。

按照你的观点，大城市人口承载力还可以增长就需要技术和管理的进步。是不是说，比如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事实上仍然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进步来继续增加人口流入？

陆铭：根据齐夫法则（Zipf ’s Law），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

从经验数据来看，齐夫法则已经被世界上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的数据所验证。即使是在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大城市及其周围的都市圈人口仍然在增长。

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也正在朝着齐夫法则演化，我们还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之中，特大城市的人口继续增长，是一个阻挡不了的趋势。

具体来说，城市的大小由高度和半径来决定，这就取决于“向上”和“向外”的技术，如修建高楼的技术和轨道交通的技术，前者的成本限制了城市往上发展的高度，而后者的成本则限制了城市向外的扩张，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城市的规模。

即使在上海这个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管辖范围内，也还有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

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把上海画一个剖面，应该变成类似于纽约这样的理想城市，市中心曼哈顿高高的，慢慢从中间向边上降低铺开来。但现在上海的情况是，在政策管制下市中心不够高，边界也被限制。

上海边上有一个环城绿带，这个绿化带里面包括了大量的林地和农业用地。在全世界的国际大都市里，没有哪个城市会将如此多的土地用做农业用地的。

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认识到上海等中国一线城市的发展都应该着眼于都市圈的范围，潜在的上海都市圈应该覆盖到上海周围的中小城市，而上海的行政边界却使得它的规划是在其辖区范围内做的。

上海环城绿带形成了一个大的隔离带，直接影响到了上海对周围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区内部的住房供应量，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土地和住房的供应不足，就会使得房价更高。

其实，上海在建的轨道交通已经连接昆山了，未来很有可能还会连到嘉兴和太仓，但这个轨道交通就会变成从上海出发开到绿化带里去，然后才能进入周边城市。

一个城市的土地应该用在最能够发挥它的价值的地方，这就需要科学规划来提高城市宜居程度，而不是将生态简单地理解为环城市的大片绿化带或农田。

《南风窗》：也就是说，我们仍然习惯把上海等看作是行政区划概念意义上的城市，而不是看作是都市圈的概念。

陆铭：这里面其实涉及三个概念，在我们国家非常容易混淆。第一个是“城市”，第二个叫“都市圈”，第三个叫“城市群”。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经济发展规律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城市可大可小。但在中国，城市是指行政管辖的一个单位。如果按照经济学概念，北京和上海都其实不是城市，是个都市圈。

都市圈是指包括中心特大城市和周边地区，在物理上基本连片的建成区，并且在基础设施上高度连通，在经济活动上密切往来的城市蔓延区，可以成为“日通勤圈”。

以东京为例，东京和横滨是两个城市，但它中间无缝对接，只不过因为它们连在一起的日通勤圈大到已经超过一个城市单体范围了，我们就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都市圈。

中国几个一线城市，甚至一些二线城市潜在的形态也是都市圈，而不只是一个城市。

然后，第三层到城市群。以大城市为核心连接周围中小城市的叫都市圈，半径可能有几十公里，但是可能在几十公里之外的没有连在一起的另外一些城市，与这个“都市圈”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它们就组成了一个城市群。

就像在珠三角地区，广州和深圳未来应该成为与周边中小城市连在一起的都市圈，同时在粤港澳地区要形成湾区城市群。

城市群内部一定要有一个龙头老大。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不是说通过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来缓解核心城市的压力，而是如果限制核心城市和周围的都市圈的发展，会使得它没有办法去跟东京和纽约这样的世界城市进行持续的竞争，从而也影响到对于城市群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

中国未来的超大、特大城市都应着眼于都市圈建设，但国内目前严重混淆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概念，一边在建设城市群，一边又在限制核心大城市往都市圈方向发展。

• 限制劳动力流动，无助公平也无助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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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大城市具有规模经济，人们的收入水平更高，就业机会更多。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大城市自然而然地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首选。人为地限制劳动力的自然流动会带来哪些问题？

陆铭：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城市宜居和社会和谐这三个目标的关系。在“控人”的思路下，城市发展就会出现三角关系的矛盾。

比如像在北京和上海，城市要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将城市宜居的程度不断提高。这时候，劳动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流入。如果ZF想限制人口流入，就只能是加强户籍制度对于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差别待遇，社会和谐目标必然无法实现。

但如果通过供给侧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改善其质量，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城市宜居和社会和谐这三个目标的共赢。

限制劳动力流动，这样既无助于公平也无助于效率。在这两个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核心政策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动，而解开这个困惑的关键在于户籍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空心村的出现和人口从一些省份迁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和重新分布的结果。

ZF和社会要做的，不是去违反规律地阻止这种流动的趋势，同时，也有责任为空心村里未迁出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但是，在总体上，我们要看到，空心村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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