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财政改革四十年的逻辑-经管之家官网！

观察财政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突破部门思维。财政之于社会有机体，类似之于人体的血液，须臾不可或缺。基于此，财政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从历史来看，它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各项改革的保障，国家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任何“破”与“立”，本质上是利益与风险的分配，最终都会归结为根植于社会共同体的财政的改革。
财政改革走过了四十年，放在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瞬间，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中，呈现出浓墨重彩的改革画卷。财政改革的历史使命是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发展中国家地位，是中国财政改革的本底，抛开这个本底来讨论四十年的财政改革，可能就会有意无意地陷入到发达国家财政的理论话语体系当中，使人们难以看清中国财政改革的自身逻辑。
那么，是什么在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呢？其深层逻辑是什么？我们发现，从过去到现在，根本上归结为一点，即公共风险的变化。这与人们日常生活的逻辑是一致的，只有当遇到明显的风险威胁时，人们才会改变自身行为方式。财政改革往往不是在先见之明的制度设计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公共风险暴露与加剧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公共风险暴露的威胁性与变化的紧迫性在时空上的差异，使得财政改革的重点、层次、顺序在时空上也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这也与对不同时空条件下公共风险判及其标准密切相关，如政治标准、生产力标准的不同选择，就会看到不同的公共风险。与先有制度设计再有改革实施的制度主义路径不同，我国的财政改革带有行为主义特征，依据现实中的风险类型、风险程度而改革。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而财政改革之所以在国家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和突破性的作用，就在于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公共风险的变化，从而适时地牵引和支撑了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发展。
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从历史上看，制度变迁无一不是公共风险与危机推动的结果，而制度变迁的突破口常常是在财政。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全面改革，都是如此。这从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也不难看出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的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这也是我国主要公共风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