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主编谈论文投稿-经管之家官网！

2008年12月15日，由西南财经大学和香港经济学会共同主办，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外一流经济学期刊主编高峰论坛在西南财经大学召开。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Pacific Economic Review、《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研究》、《金融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南开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国内外17家一流期刊的主编参加了会议。本次峰会由香港经济学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俊森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特聘院长、经济学家甘犁共同主持。会议包括各主编、编辑定时发言与自由讨论两个阶段，以下是根据会议现场记录和录像整理而成的论坛实录。
Steven J. Davis（《美国经济：宏观经济学》主编）
我们对经济增长、发展方面的话题很感兴趣。同许多专业人士的观点一样，我认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一些成果。因此，只要是有助于人们理解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成果，不管是来自劳动经济学还是国际贸易等领域，都适合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我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告诉大家，我们的编辑对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章非常感兴趣，希望看到相关方面的高质量的文章。但现在还没有看到很多这样的文章，这似乎跟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重要性不对等。中国经济在20世纪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其备受瞩目。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文章应该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有所建树。我们不仅仅看重数学模型，如果是对经济学领域有所启发和开拓的文章，我们也会采用。
Derek Neal（《政治经济学》编辑）
在经济学界工作的人都知道，最近几年几家著名刊物的投稿量呈爆炸式增长。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在线投递文章的简易化，还会有很多人向美国或欧洲的经济学杂志投稿。同时，我们也简化了投递书面稿件的程序。经济学刊物的数量增加了很多，我想经济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的感受是，现在所投递的稿件被《政治经济学》录用的难度是20年前的一倍，部分原因是编辑们更挑剔了，部分原因是由于现在刊物众多，我们除了考虑文章本身的质量之外，还要考虑其他刊物的用稿情况。
Michael（《经济与统计评论》主编）
我们的范围覆盖所有经济与统计的文章，我要说的话与刚才Davis的很对应。这个世纪经济领域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高速发展。我3年前来过中国，这次又目睹了巨大的变化。我读中国的报纸，每次都能看到惊人的发展速度的数据。一方面，是这个人口大国的经济转型，并且对世界也有巨大的牵引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都能从数据中找出结论。赐稿给我们，让我们对这一增长奇迹有更好的理解。
Mark Rosenzweig（《发展经济学》主编）
我主持《发展经济学》杂志大约有4年半了，每期稿件从600篇增加到现在的900多篇。这反映了两件事：第一，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活跃发展，有更多的有趣话题；第二，很多人为了投稿而投搞。我不知道哪方面因素是主导。每期800—900篇稿件是极高的数量，但是我们的编辑同时也希望更多人投稿，因为想从中选出质量更高的稿件。
我想强调的是，作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刊物，《发展经济学》并非是一个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刊物。许多非相关领域的文章仅仅是因为它们用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而给我们投稿，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发展经济学的稿件应该是与经济发展理论有关的，而不应仅仅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情况。例如有人用经典模型研究哥伦比亚的劳动市场，对最低工资进行调查研究，这虽然对经济理论应用是好的，但是与发展经济学无关。
Lok-Sang Ho（《太平洋经济评论》主编）
《太平洋经济评论》创办于1996年，我是当时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现在的执行主编。我们非常关注两件事：一个是确保文章的高质量，另一个是其产生的影响。为确保这两点，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能有高质量的参考文献，并确保在6个月内做出是否录用的决定；另一方面，如果稿件不符合我们的采用要求，我们会尽快返还作者，并退回投稿费用。
　　
朱家祥（《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经济学季刊》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的一个学术期刊。我们主要的理想是，希望能够让中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更符合世界学术的规范。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文章上有一个大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在计量方法的处理上不那么严谨。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失。
这里我想提到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千万不要认为，在国内的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大家好像认为在国外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才算是比较重要的。在这样一个时代，由外国人来研究中国问题，一定会隔着一层纱的。要真的身在中国，感受整个经济的脉搏，你才能够对中国问题有好的思考。以这个观点来看，我对《经济学季刊》的前景非常看好，因为这（中国经济问题）是一个全世界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能把中国经济问题说得清楚，而且说清楚它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步骤。
李金华（《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副主编）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同时容纳两个学科的稿件，这在国内是比较少的。我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关于理论方法的研究，一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第一类包括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运筹学，还有博弈论、实用经济学等，即一般以使用数学模型、数学公式来进行问题分析的文章。在理论方法论研究上，我们希望作者能提出某种新的理论或新的方法。再者就是对传统经典的理论提出改进的建议，这类文章也很受欢迎。
第二类文章，即现实问题研究，现实问题包括中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及其效益、中国的利率问题、货币问题等等。但是我们强调，现实问题的研究要运用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图表和数学公式，检验和政策建议，只做定性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文章一般不适合我们。
　　
王诚（《经济研究》副主编）
《经济研究》创刊于1955年，1978年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学期刊带来了新的机遇，从那时起，我们杂志就面临新的任务：一个是如何解决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另一个则是面对学术传统的挑战。我们想借鉴西方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时，面临了这样的困惑：西方经济学学科分科已经非常细，如果要在学术上取得比较高的成就，能够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很可能要进入西方的学术传统，即研究一个很小的问题。但这样的方法对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可能是无济于事的。
面对中国问题，如何在方法上、在研究领域上有所创新？我个人认为，至少要将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社会学、计量数理经济学、经济史这四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为中国问题的分析找到一条好的出路。
蒋东升（《管理世界》副总编辑）
《管理世界》1985年创刊，已有大约20多年历史，基本上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过程一起成长起来的。《管理世界》注重两条：一条是中国问题；一条是规范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二三十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同时我认为，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学也创造了奇迹，那就是转型，中国经济学的转型也是一个奇迹。
目前我们杂志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好稿子少。稿量不少，但真正能够筛选出来让人眼前一亮的，确实对中国问题说得比较清楚的，文章里有中国的故事，同时又是用一种很好的方法将它表述出来的文章，确实很少。面对现在的投稿情况，简单讲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优秀，对经济学理论有好的贡献，外语又好的话，那还是投向国外，也算为国争光；如果是真正的想对中国人说几句话，向中国人说清楚，让中国人明白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就请给中国学术期刊投稿。
张斌（《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
我们是比较年轻的刊物，当然，这不是指办刊历史，而是因为我们的作者普遍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这是我们杂志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的刊物是不收费的，不仅不对作者收取任何费用，还为作者提供免费服务——给匿名审稿人付费，如果稿件能进入匿名审稿程序的话，一篇文章我们会支付400—600元（人民币）的审稿费。这里，我们也建议国内很多杂志能够这样做。第三个特点，《世界经济》在选稿方面是综合性的。根据过去的录用情况来看，目前研究多集中于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宏观领域等方面，但是其实经济学的领域非常宽广，像经济信息学、劳动经济学、新兴资源环境方面的经济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虽然突出，但是目前做研究的人非常少。如果大家能多花点工夫在这些方面做研究的话，我想这样的文章在我们刊物是很受欢迎的。
　　
Jack Phrizaks（《中国经济评论》主编）
《中国经济评论》是英文刊物中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很重要的杂志。目前，我刊来稿中存在的问题有：第一，约两成的稿件是不符合要求的，是不专业的、缺乏数据支持的或只是叙述性的文章；第二，许多文章中有非常复杂的数学、计量模型，但应用的结果要么是没有意义的，要么作者自己都不懂是怎么回事，这些文章应该被视作是研究生的作业，而不是对经济学有贡献的学术文章。我们拒绝这类文章，不是因为其专业性不强，而是因为没有好的观点。
我们愿意与有良好的洞察力，但技术上却不一定很棒的作者合作。我们可以将其文章改进到能发表的技术程度。作者也不必担心他们的英语水平，只要文章水平达到要求，我们可以帮助其改进语言表述。最关键的是，文章必须包含一些好的观点，语言、技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希望能为研究中国问题的英语学者和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个平台，帮助世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奇迹。
徐忠（《金融研究》副主编）
我们是1978年创刊的，到今年已有30年的办刊历史。通过对比这30年来金融研究的变化，我发现我们所用的研究技术、分析方法已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但所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脱离金融实际。
我的意思是，中国30年的改革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目前很少有人通过案例去分析中国30年来金融改革中失败的教训。此外，外国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还不了解，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先进；中国的一些研究人员对实际情况很了解，但方法上与国外研究还有一定差距。《金融研究》计划从2009年开始，每半年出版一期英文刊，希望更多的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问题，以实现中国金融研究与国际金融研究的真正接轨。
P. Pestieau（《公共经济学》杂志的共同主编之一）
《公共经济学》在选稿方面，给予了编辑们很大的自由，我觉得有时杂志社工作人员之间是缺乏交流的。我是比利时人，所以我特别关注来自其他地方的杂志社的审稿规则。因为很多经济学研究者并不是生活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区域，我们可能不像美国学者那样拥有主流话语权，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王利民（《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
《中国社会科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双月刊），每期有3—4篇经济学的文章。我们所发文章涵盖的领域很广，涉及政治经济学和运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中国问题的文章。最近我感觉到，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问题相对总结得比较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将花更大工夫来分析这30年中国的经验，为未来30年找到更好的发展和改革路径。
龚刚（《南开经济研究》执行主编）
《南开经济研究》立足中国，属于综合类经济学杂志。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但重点在于中国经济。我们希望与国际研究方法接轨，不仅是研究中国，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所以需要更加利用国际通用的经济语言来研究中国问题。
魏明孔（《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
《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于1985年，主要发表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涉及古代、近代、当代。中国经济一方面要全球化，一方面要本土化；一方面要面向比较，一方面要面向研究；一方面要朝前看，一方面也要朝后看，当然，朝后看是为了我们经济发展得更健康更稳妥。《中国经济史研究》追求所发的稿件能有四新：“新方法、新理论、新材料、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