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斯对中国的启示-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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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词语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在加尔布雷斯身上有典型的体现，至今仍然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是他首先提出的，诸如“二元体系”、“丰裕社会”、“新工业国”、“抗衡力量”等概念。循着他思想的脉络，跟着这些词语的路标，我们是否借此对我国经济的现实有新的理解呢？

首先，我国经济也是一个二元经济体系。在从加尔布雷斯角度分析我国经济之前，应当先分辨其他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一个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个是最近几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的二元经济，前者主要是从城市和农村劳动力特点建构了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发展的模式，当然后来学者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和改进；后者是郎咸平在他一贯主张的全球产业链理论基础上，指出民营企业投资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出现“过冷”和“过热”的投资部门，使得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同时存在，经济结构扭曲化。而本文中二元经济体系指的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体系和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一直进行着国有企业改革，同时也力主对国有企业数量和所在的领域展开“退出”性战略调整，但是国有企业数量在减少的同时，其总体规模一直在增加，而且总资产的增加速度要快全国GDP的增长速度，自2003年以来，中央企业国有资产总量逐年递增，五年增加2.6万亿元，年均递增13.7%，截至2008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76287.6亿元，比上年增长18.1%。虽然2009年民营企业总资产、利润额增长都高于国企，但是其资产总额还是逊于国企，而且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在其所在行业居于垄断地位，是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尽管市场的活跃主要源于民营企业的活力，2/3的GDP贡献是民营经济，70%以上的社会就业源于民营企业，但是不可否认国有部门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力。国有企业不仅对所在行业上下游产品的价格进行控制，而且制约着相关的民营企业发展，抑制了金融业向中小企业投资。正如加尔布雷斯描述当年美国大公司约束小企业那样，国有企业也制约着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长期的“非国民待遇”地位，间接上必有来自国有企业的原因。

其次，匮乏的丰裕社会。改革开放至今，中国GDP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9%，经济三十年的长期快速增长被世人视为奇迹，2009年GDP总量是335353亿人民币（合4万8千亿美元），接近于日本，人均GDP也达到3600美元。但是在统计总量喜人的同时，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社会的财富并没有同比例的惠及大部分民众，而是收入差距拉大，马太效应在肆虐，人们怀疑官方公布的回荡于0.4至0.5之间的基尼系数，相信它只有更高才能适用于现实。当政府公布全国平均工资的时候，社会沸腾了，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居然还在平均数之下。在媒体惊呼奢侈消费品时代来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还在为生计发愁；在来自不同领域的富豪们或是炒楼或是置办天价豪宅的时候，还有数不清的底层工人蚁居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在人们羡慕国有单位丰厚的待遇的同时，在公司高层获取六位数以上年薪的惊诧中，每年仍有大量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在就业的门口外焦灼，每年仍有许多干完活的农民工年末拿不到应有的工资。与加尔布雷斯曾经描述过的美国不同，我国没有因为二元经济体系出现私有产品生产和公用事业的失衡，相反，诸如公路等基础设施却是走在前面的，但是长期并且仍在坚持的经济决定论，导致我国社会事业，诸如医疗、社会保障、救济等没有与时俱进，造成了很大社会问题。当然，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弥补社会事业的缺失。而对于以上所言社会的种种不协调，不能完全归于二元经济体系，但是在收入分配不平衡，就业困难等领域，它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第三，抗衡力量的匮乏。加尔布雷斯在著作中提到的“抗衡力量”主要是指垄断性大公司的对立力量，而不是同类公司的竞争，例如工会、经理层、NGO、零售商的联合、消费者组织，等等。对于这些，我们国家是匮乏，这里所说的匮乏不是这些机构不存在，而是实质性的欠缺，比如说工会组织，我们国家的工会是由政府性质的中华总工会领导的，是类似于各级政府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各级工会的领导不是由工人选举而是通过上级任命的，与国外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相比，形同虚设，在工人与企业的冲突中鲜有发挥作用；再如，成立多年的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是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工作人员是事业单位编制，与政府部门联系密切，限制了其活动；至于我国众多的NGO，由于政府管理的各种限制，“第三方政府”的角色有待于继续培养。尽管如此，我国民营企业中存在着很多行业协会，虽然它们都在成长之中，但是代表企业联合力量的行业协会将来必将在民营企业与政府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政府的角色。在加尔布雷斯畅想未来的“新社会主义”时，认为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应当限制垄断性大公司的权力，鼓励小企业力量的成长，使得大公司和小企业在权力和收入上均等化，修正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均衡。由于我国二元经济体系的“计划”部分[1]与政府本身形同一体的，虽然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全国人民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的最终使用权是由政府支配下的企业运营的，而且资产的收益权也没有完全落实到全国人民，因为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是不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处置权的行使并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是国家设立的国有资产委员会和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机构，国有企业更多的时候是政府的“儿子”，而不是全国人民的儿子。同时，由于国有企业规模庞大，关乎众多职工利益，一旦国企改革，就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况且国有企业上层的既得利益者也会阻扰市场化改革。所以，对国有企业市场垄断权力的限制，不能像加尔布雷斯为美国开的药方一样求助于政府，更大解救的力量应该在民间。民间力量的成长，比如民营企业数量的增加，行业协会的壮大，社会底层代表在国家政策中的参与，等等，是我国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希望，但是在走向希望的时候，我们需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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