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伦理思想-恕、让、恭、敬-经管之家官网！

恕

恕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在孔子看来，人们可以终身奉行的信条便是“恕”道了，因此，当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并进而解释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外孔子还要求人们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即自己想要自立，也要帮助别人自立；自己想要事事通达，也要帮助别人事事通达的更高境界。恕，就是一种推己及人、人己统一的道德境界。“恕”不仅有推己及人的含义，同时也包含着“宽恕”、“容人”的意思，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冶长》）。关于如何做到“恕”的具体运用，曾子曾讲过：“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大学》）。
“恕”多与“忠”连用，即“忠恕”一词，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曾子解释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在曾子看来，忠恕便是孔子思想修养的核心。《中庸》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可见忠恕是一种精神境界，它离儒家所追求的“道”已不远了，忠恕是求道的方法，它的原则就是以己度人，忠恕的目的是推己及人，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感情的沟通。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一切善都是深藏于每个人的心中的，只要坚信自己所拥有的善，就能把它发挥出来，发挥自身善的办法就是行“恕”。在孟子看来忠与恕都是精神修养的方法。
北宋的二程兄弟认为：“忠恕犹曰中庸，不可偏举”（《二程集·粹言·论道》），而二者又不是完全相同的，“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同时，忠恕还是自身品德修养的方法，“故君子之治人，治其不及人者使及人而已。将欲治人，必先治己，故以忠恕自治”（《二程集·经说·论语说》卷六）。朱熹认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论语集注》），清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进而补充提出说“忠恕既尽，己私及克”（《日知录·忠恕》）。
而说回来，“恕”反映着古代思想家力求人与人之间实现平等的美好愿望，具有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优秀品格。但是，在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观为指导的封建剥削社会尤其是统治阶级里面，“恕”这种高尚的道德准则也不过是古代思想家们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让

让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让并不是一味地相让，什么都相让，而是在功、名、权、利上先人后己，而在职责、义务上先己后人。《论语》里面有孔子给学生们讲的一件事，说：“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雍也》），孟之反从不夸耀自己，败退时，他在后面掩护全军，到邻近城门的时候却说不敢落在后面，是自己的马跑不快，以此教育弟子在荣誉面前要推让。孔子强调说：“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则怨益亡”，如果将成绩推给他人，过错推给自己，那么人民就不会相争，怨恨就会消失。孔子主张面对职权之争时，应礼让贤能，他盛赞“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用让来对待权职，便是要谦让贤能。孔子推荐弟子漆雕开去做官，而漆雕开回答说：“吾斯之未能信”，对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充分的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认为漆雕开在世人所追崇的权职上能够做到谦让（《公冶长》）。孔子认为世人崇尚追求名利，好胜、夸功、为名利而相互怨恨且贪心，即所谓“克、伐、怨、欲”，有这四点便均不符合让的原则。原宪曾问孔子说，没有这四点缺陷就可以算做仁人了吧？孔子说：“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以让的态度治理国家，国家便会在群力下解决国政的问题。子路在表述自己治理国家的抱负时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孔子对这一席话“哂之”，他对曾皙解释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是说子路抢先发言，一点都不谦让，如何礼让贤能，发挥集体智慧、群策群力，这样是不可能解决他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的国政问题的，所以我才对此不以为然。将让用于外交之中，那么外交事情也会变的顺利得多。子禽问子贡：“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是请求别人告之，还是别人主动告之？）”子贡答：“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大致不同于别人的调查方法吧）？”（《学而》）
“让”还要求人们“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社会风尚中如果能够多做到此，即“则民兴让”（《礼记·坊记》），那这个国家便大有希望了。而对于充满了权职之争、人人为己思想的封建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来说，做到“让”这一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历朝的亲情相轧、兄弟相残、弑君杀父甚至让世间最可贵的亲情在“不让”前也显得如此单薄脆弱。幸而广大的劳众们秉承了“让”这一优秀品德，让孔先师的这一观点得以传承延续。

恭

恭是儒家的伦理学范畴。恭，是指庄重肃穆的处世态度。孔子将恭作为仁的重要表现之一，并且也让自己做到这一点。子贡在回答子禽时便说过：“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孔子说“恭则不侮”（《论语·阳货》），以恭敬的态度对待别人，就不会受到别人的侮辱。当然，“恭”也需要有一个原则与尺度，那就是“礼”，“恭而无礼则劳”（《泰伯》）。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恭”是人生而具有的优秀品质，提出“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由于后世之人多把“恭”与“敬”放在一起论述，或是将两字通用，这里对“恭”就不多做论述了，可以参考下面的“敬”。

敬

敬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敬是指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互相尊重对方而又谦虚的道德准则，是指自我抑制的道德能力。
孔子认为敬是礼的核心。“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一个人做官不能宽宏大量，行礼没有恭敬的态度，丧礼中没有哀痛之情，这种样子真么能看得下去，由此可见孔子对敬这一礼节的重视。但孔子反对将敬变成繁杂的礼节，认为“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雍也》）孔子在教育学生中也相当重视对敬的强调，认为敬可以磨练一个人过于率直的性格，因此当子路问他该如何成为“君子”时，孔子就说“修己以敬”（《宪问》）。而对于仕途之人，孔子也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敬事而信”（《学而》）。
孟子不仅认为敬是人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认为尊重他人是人人都应该具有的品格，尤其强调君臣之间的相互尊敬，“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孟子·万章下》），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的，都应该做到对别人恭敬，才能被称为“贵贵”与“尊贤”。孟子在敬这一点上对自己要求相当严格，“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认为当一个人以礼与别人交涉时，别人却不答，那不应责怪他人的无礼，而应该反思，并变得更加恭敬。
荀子认为敬是礼的本质，是“仁者”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它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荀子·臣道》），敬不止是对人的尊敬，同时还有重视的意思，“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荀子·议兵》），不管做任何事情，只有重视它才能取得成功，而如果轻视它，则势必会失败。荀子还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荀子·天论》），荀子认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最主要的，只有真正的重视自己，而不是只去看先天的因素，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就能不断进步。在荀子看来，敬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二是对自己、对自己的事情的重视。
宋明理学家将恭敬作为了道德修养方法，提倡“主敬”。北宋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讲学则在致知”（《二程集·遗书》卷十八）。程颐所主张的敬主要是内心的敬畏与外表的严肃、肃穆，他说：“俨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其中自引诱个敬处”，“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二程集·遗书》）。敬同时也是内心修养的方式，“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二程集·遗书》）。与程颐的全心修养不同，程颢认为只有敬就会对人约束太多，除此外还应有自然和乐，“谓敬为和乐则不可，然敬须和乐”（《二程集·遗书》），过分强调敬便会伤害了心境的自然、平祥，是不可取的。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主敬的修养方法，提出“主敬涵养”。他说“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朱子语类》卷十二），敬首先应该指身心的全力集中，而不让它放纵四逸。朱熹还认为，敬作为修养方法，贯穿于知、行的全过程，“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朱子年谱》卷四），收敛本心，以处处有一点警醒的敬来指导自己格物、穷理、致知，治国平天下。
在儒家伦理史上，敬先后有了作为社会道德 原则、与生俱来的本性、个人内心及外表的修养方法等众多的含义，从而成为了儒家伦理范畴中相对比较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