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几个趋势-经管之家官网！

（一）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各种理想国与乌托邦，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他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或模糊难懂的理念、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注：在这方面，张建伟博士做了深入的研究，参见张建伟《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也被不断地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例如：西蒙认为经济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理性”的，行为者无法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做出最终选择。贝克尔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莱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一反“利润极大化、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传统假定，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护的垄断者和兼并者的经济行为已经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能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为此，莱本斯坦提出了“微观的微观理论(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着对标准理论简单地假设的东西进行详细的研究”（注：Leibenstein,H(1),X-inefficiency exists-reply to an econmis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8,68:pp.203-211.(2),A branch of economics in mining:micro-micro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17:pp.477-502.也可详见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8页。）。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对“经济人”假定的修改则更为宽泛，认为这个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
　　（二）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肯定并非完全建立在对前一种方法或另一种方法的否定之上，而更多的是随着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随着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而愈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独特性。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其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小至生育、婚姻、离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帝国式的“侵略”与扩张，有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单位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在人力资本理论中，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家庭就像一个企业，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等，也生产“消费”——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因此，家庭须根据其货币收入与时间这两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决策。在边际收入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的收益率都相等。从上述命题出发，人力资本理论对许多以往被认为诸如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活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概念，对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业的持续时间等很多经济活动现象给出了崭新的解释（注：〔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二，国家和政府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纳入经济分析之中。198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抨击国家干预政策最为激烈的一种理论，其研究领域和方法横跨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学（表决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哲学（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
　　(1)政治制度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公共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决策过程、运转机制，即为什么一部分人通过其政治制度（直接的或代议的）的途径可以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预算结构、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税率，即对民主社会中决定公益事业的生产与分配的过程进行微观经济分析。
　　(2)研究官僚主义经济理论。在这里，国家被视为一部公共生产机器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探讨公共经济部门这部机器诸如奖罚制度和个人行为等等各种机械结构，分析官僚机器对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及对社会财富的使用效率。
　　(3)深入研究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即对民主制度下的投票、集体偏好等进一步展开讨论。
　　(4)对国家与市场的本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
　　通过对上述领域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战，原因是现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即公共选择机制没有新意，阿罗定理显示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沟通个人和集体，应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义继续发展；国家机器与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二是公共部门不关心费用成本，从而导致官吏越多官僚主义越严重。由于存在上述“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
　　第三，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20世纪下半叶；新制度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又一次得到复兴，从而使一个陈旧的命题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逐渐居于一定主导地位的独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于其主要理论巨匠科斯和诺思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制度革命”被西方经济学界看做是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布劳格对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赞赏有加，说“美国制度主义者的作品是解释的模式……它寻求通过区分事件或活动在一个关系模型中的地位来对它们进行解释，而这个关系模型据说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它的特征”。
　　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被认为是可以对所有社会活动和组织机构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工具。所谓“交易费用”是指所有的组织成本，即组织成本也都是交易费用。组织的实质是不同的契约安排，而组织形式的选择本质上就是交易费用的比较。由此可以说，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于是，交易费用的高和低是评价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社会一切组织形态所遵循的假定前提是低成本组织趋向替代高成本组织。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注和最引起其他流派感兴趣的一个领域。“科斯定理”认为，产权完整与否主要可以从其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使用权、收入独享权、自由转让权这“三权”来衡量；当产权明确界定之后，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就会自发地进行谈判，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换言之，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不管它属于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不能产生背离。虽然权利属于谁的问题会影响财富的分配结果，但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注：参见〔美〕罗·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制度变迁理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越超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诺思认为（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制度是社会的一组博弈规则，制度的框架决定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组织的演化又会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过程。诺思将前人关于技术的变迁、演进和创新过程中所具有的报酬递增性质、自我强化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等研究思路几乎完全推广到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的路径最后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和演变中会得到自我强化，即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在诺思看来，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在恶性循环的路径上滑下去、不断恶化，甚至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而不能自拔。
　　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经济史的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分析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被公认的成熟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许多经济学家对“科斯定理”零交易费用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再如，巴泽尔批评诺思说，由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