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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徐 贲
1、就是不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 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 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4、“新说法”胡弄：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 （勒庞，2005：86）。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勒庞， 2005：102）。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 （勒庞，2005： 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卖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勒庞，2005： 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 “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 “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