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 危机和经济周期------关于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经管之家官网！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争议，已经持续了几年（2013-现在），现在应该快到了落幕的时候，不得不说，这些上层经济学家的争论相当尖锐，但是有些是重拳打在棉花上。
例如韦森激烈批评林毅夫（2013）的著名的“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的论调，实际上我仔细研究了林氏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的论点：
一、林氏用中国人均GDP低，说明潜力大，继承了其诺奖导师舒尔茨的边际报酬递增理论（《报酬递增的源泉》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09-01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西奥多· W· 舒尔茨，观点是世界上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趋向均衡的边际报酬递减，一种是企业家打破均衡的边际报酬递增。舒氏发现除了技术进步能够带来报酬递增外，落后的国家因为向先进国家的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也能够产生大规模边际报酬递增，这就是林氏一直强调的后发优势），说得是“潜力”而并没有说实际上会有8%的高速增长。
二、是林氏的投资驱动经济，并不简单是与自由派唱对台戏，说还需要政府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而是在批评“西方的以消费驱动经济，乃至借款消费而产生的希腊发展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投资起码不是消费，起码形成资产不会打水漂”的论点。
三、是林氏的“投资至上论”有个聪明的限定词：有效率的投资。所以那些无效率的地方政府投资已经排除在外。。。。。。。还有就他的逻辑很严谨，为了避免改革的艰难（发达国家的艰巨的结构调整：以日本经济 二三十年没有调整好结构为例子），说明结构调整时，减少赤字、宽松货币和去杠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会造成失业和社会动荡的风险，中国不能这样，而是要增加收入，增加就业，在取得增长的时候改革，唯一的方法就是有效率的投资。并且强调中国有其他“不发达中国家”所没有的优势：中国有钱可投资，例如4万亿美元外汇储蓄；而与“发达国家'"对比又有独特的优势，拥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投资机遇，强调中国有大把投资机会。换言之，中国既有钱又有投资机遇，何乐而不为呢？

林毅夫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国际视野，基于对比西方的消费驱动经济的方式的弊端的反省。韦森老师则是从国内的现状和国内的危机来看待投资：你说要投资，你看看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都没有钱了怎么投资？！还有你看看中国的”产能过剩“，你看看中国的钢铁一个唐山就可以顶得上德国的钢铁产量。怎么投资？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最大的M2（意外的是这些学者都回避了货币特别是M2世界第一的问题），过剩的产能，重复建设的经济还怎么投资？ 国务院具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的 新智囊王一鸣在这方面说得更加 巧妙和通俗：中国的工业已经到达了能耗污染的顶峰，你还要拼命加大投资吗？一年36亿吨煤的消耗量，导致空气质量差，到处 是污染。你命都不要了吗？这么大的PM值，这么大的污染，如果拼命赚钱，到时却没命享受，所以继续投资工业？你要不要命呢？然后用人的生命周期规律（非常惊讶他对周期的强调，我的制度周期的理论，显然没有学者能忽略周期规律）比喻中国的经济类似过了跑得最快的青年周期，已经跑不快一百米，就是拿鞭子在后面赶，也跑不快。但是是强调中国的“经济体能差了，但是是智慧多了”，就是技术知识含量提升。
吴敬链的观点则相对含蓄，他指出之前中国的增长模式 是外生粗放型，如果到”广东、江浙温州“制造业去调查，一定可以发现原来的增长方式，现在已经持续不下去了：人工成本高，没有知识含量的加工制造业无法赚钱。发达国家出现危机（消费过度），中国的制造业过剩而没有出路，现状倒逼着企业家升级转型，即走一条内生性增长的路径，所以政府要投资教育，激励企 建立 研究中心（王一鸣），加强供给管理，扩展供应链，像华为、马云这样的企业才有前途。
实际上林氏的“投资至上论”是一个自洽的框架，他没有明说是粗放型投资还是内生性增长的“教育科研”投资，但是无论粗放型还是内生性增长都需要“投资”。经济学家们 关于投资也是各说各话：韦森这边针对的是产能过剩，林那边说得是有效率的投资，无论政府投资还是产业还是基础设施或者是公共品。吴老和王氏，都是围绕产业高能耗和污染，产能过剩。
林氏的观点问题其实正是没有区分什么类型投资，留下这些问题，例如地方政府投资的公共品本身不能进行资产重组，而且政府的投资的资金来源没有提及，政府本身没有钱，委托代理的效率呢？政府有没有能力为大规模投资负责？特别是一些投资巨大的项目，可能一转眼就亏损几十个亿。即专业性知识问题。
二、就是有效率的投资，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提法。投资的主体是政府还是企业，这是经济学家广泛争议的问题，自由派大体是说政府放开，让民间来搞投资就行了。有人指出：2014年7月14日格力电气董明珠的一席话是对林毅夫观点的最佳反驳，她说，“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据说现场李克强连连点头，称赞董明珠的建议“很有启发”。但是本人极其欣赏的“克强经济学”在现实面前正在不断后退，从三个支柱：“不刺激、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到今天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情是政府面临现实的压力，保住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底线，不敢撒手，马上从投资拉动经济型转换到民间和消费拉动经济（这是长期的政策导向），为了止住经济下滑，先后放开一些大项目的投资，搞了微刺激，王一鸣强调中国人均固定资产少于西方，强调我国的城市交通远远不如西方。强调城市化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强调农民工市民化对拉动内需的巨大作用（甚至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例子，苦口婆心劝告大城市的市长，说你不把农民工纳入 城市化，就会发生革命）。 实际上林毅夫自己也在“20年高速增长论”的基础上不断后退：“2015年5月份林毅夫提出有五类产业可以作为中国未来的投资重点：1、追赶型产业。2、领先型产业。3、退出型产业。4、弯道超车型产业。5、战略型产业。利用好有利条件，促进投资和产业升级”，保持7%的GDP增长或7%以上的增长在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三、均衡危机和经济周期

首先说到经济增长，在经济学上，所有的增长都是趋向均衡的一种表现（正常情况下没有经济增长，即零利润零增长，此时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最优的收益，没有人愿意偏离均衡，就是一种稳态，稳态下人人快乐！），那么在落后的情况下，才跑得快，越是人均GDP低的国家，在向发达国家靠拢时，增长越是快，就是所谓“趋同”的力量。中国要寻求的不是“增长而是均衡”，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生态、国民幸福、发展和健康的均衡社会而不是一个充满戾气和怨恨的社会。类似一个原始的、没有文明的丛林社会！
其次，说到政府投资，实际上我要强调一点，无论是吴敬链、韦森、王一鸣、林毅夫，都有共同的地方（或者甚至说已经达成共识）：中国需要重新使用甚至已经在使用政府投资这个法宝，特别是对那些“城市下水道、治理污染、解决城市交通堵塞和城市化的投资、养老院和医院的投资”，都是持实用主义态度而赞同的，所以我 的判断是中国会继续搞投资，甚至高铁也要重新拾起作为对付”经济下行“的武器，这是实用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一向是决策层的风格。因此我也不是反对政府投资，而是建议“监督、公开透明和正义”，相信其含义大家都懂。
再次 ，周期的力量。在几个经济学家中，吴老是最敢讲的经济学者。例如中国独有的矛盾和特色：吴老所说的经过俄罗斯的计划经济，更加具有威权主义色彩，更加可能走向专制。。。。。吴老的其他观点：毕竟已经退出国务院，为了后世的名声，他不怕阻碍，敢于直言，因此尖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前景，对官员财产公开和腐败没有回避。对利益集团也屡屡提及，例如反对改革的电力部长外逃，作为最敢说话的经济学家。吴老和刘鹤（当今的与王沪宁齐名的帝师）一样，超越经济学，强调制度的顶层设计，就是制度设计。这里面的根据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周期性运动 （王一鸣、吴敬链，韦森），每次中国的经济增长周期都是由一个制度变革引起的增长周期，例如1978农业的家庭承包，1992邓小平南巡和2000年加入WTO，都因为制度革命的力量，爆发出一轮全新的经济周期。 经济学家们对走出谷底，迎来新一轮经济周期充满了期望。
最后，关于危机。世界是不确定性的，经济也经常面临不确定性的挑战，所以会经常爆发经济危机，每个危机都是一种不确定性风险的积累，是无知和偏见的累积结果。我们知道，一个腐败的单位（工作人应该懂），肯定是风气差，不敢说真话（引自电力系统的一个知情者言），充满谎言和不义。国家也如此，在1929年大萧条前和08年次贷危机时候，经济学学家相信都观察到了华尔街的“谎言盛行和造假盛行，还有就是欺骗和不义”。回头看看中国的经济周期如何启动：70年代改革是因为文革让经济几乎崩溃，随后是农业的产权革命，才能焕发一轮增长周期，到89年进入周期的低谷（十年左右），经济通货膨胀（那时的高层相信通货膨胀无害论），政治风波，都是危机。而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正是朱氏的危机上的改革，以壮士的腕的方式消化了国企破产和百万下岗，还有巨额坏帐，才能有98年后的快速增长（98年后的十年是08年，正是07年的经济下降和去泡沫的时候，可惜受到四万亿的干扰，经济周期受到阻碍而变形）
为什么我们看见每轮的经济增长周期都是以危机为推动的，因为利益集团和腐败，已经在歧路上走得太远，听不见呼唤回来的声音。，同样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自己没有错，腐败者相信自己是正义，利益集团相信自己是正义，这些偏见只有危机才能改变。这正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忽略的东西。他们忘记了，经济增长是一个“无知到有知”的过程，对无知之风险的克服才能继续前进金融学正是一种努力克服各种风险的工具，而危机是让我们克服“无知和偏见”！这些“无知和偏见”大量存在于精英们和大众的信念中，他们相信腐败影响不到自己，相信利益集团不会带来灭顶之灾，相信“欺骗和厚黑”才能活得更好，“正义和正直，说真话”都是傻瓜，这是凯恩斯的傻瓜理论，许多人在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利益链条中，迷失方向，成为追逐不义之财的傻瓜，并且相信自己不是最后一个傻瓜。危机正如人 身体的一个信号，他告诉丝毫不知情的我们：无知和偏见已经影响到健康，致命的疾病正在来临。危机爆发，都是人类前进的一个里程碑：没有一次一次的危机，我们就会陷入理性的狂妄。从而不知道真相。
经济学的周期，正是一次一次通过危机来纠正偏离均衡的行为，危中才有机 黑暗和白天要交替，从而人类在无知到知识相对完全的路径上，艰难的进行超越。从经济增长上，林氏是乐观派，也是理想派，他无视制度的硬约束，认为中国不进行制度改革就可以 继续增长！！从危机上，林氏是悲观派，他看到危机后面的改革之难，例如日本 几十 年的结构调整，在他看来是不成功的，改革带来减赤字、失业和经济衰退，所以他对中国的结构性调整也难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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