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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得的是一种严重的“荷兰病”

余治国

2008年4月28日

某“经济学家”说，“本国的食品和能源要是不够的话就从世界其它地方进口”。殊不知，这些所谓“经济学家”强调的所谓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在完全理性、完全信息、无交易成本、无知识转移成本与路径依赖条件下的静态比较分析。其他前提条件姑且不论，只要一个条件就可以将这位所谓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击成粉齑——这个命题乃建立在石油价格低廉这一不确定假设的基础之上。其背后的分析范式更是落后时代几十年，乃拾人几十年前之牙慧。无怪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周业安谴责道，“科斯固然伟大，但如果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始终停留在二十年前的理论上，又如何令人信服地顶着‘经济学家’的光环呢？看看国内已经出版的那些制度经济学的教材，我实在汗颜，所谓无知者无畏，大致如此。”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靠破坏环境；二靠人海战术，即出口导向的大规模劳动力密集型经济。这种经济带来长达10余年的高额外汇储备（详见www.dajun.com.cn/zouhfyu）。同时，由于长期采用固定汇率制（目前调整为有浮动的管理型汇率制）导致人民币低估，这使得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一些国际投机资本（Hot Money）涌入。

虚增的GDP让国人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似乎中国一夜之间崛起为经济强国。可惜的是，为增长而增长乃是癌细胞的生存之道。这种高度的甚至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率不过是一种经济癌症。

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结果国内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被称之为“荷兰病”。

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获得的金银阻碍了其工业化进程，这也是一种荷兰病（详见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生活中的博弈论》之“帝国的衰落”）。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在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和墨西哥也都产生过类似情况。

1982年，W.M.Corden和J.Peter Neary 给出了“荷兰病”的经济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一国的经济可分为3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如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服务业以及受到保护而不受进口产品竞争影响的行业等。一切可贸易部门生产的能够用于进口或出口的商品均是可贸易品，可贸易品的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一切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的非可贸易品则是那些在国内生产而不是用于出口的商品。非贸易品的价格由国内市场的供需条件决定。

在分析“荷兰病”之前，首先要明确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概念。名义汇率就是现实中的货币兑换比率。实际汇率是名义汇率用两国价格水平调整后的汇率，即外国商品与本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反映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名义汇率R与实际汇率e之间的关系是： R = e × (Pt÷Pn)

　
　　Pt为可贸易品国际价格水平，Pn为非贸易品国内价格水平。

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当来自较高的出口收入的外汇充盈，产生了外汇剩余。除非中央银行试图将官方汇率维持在原来水平上，否则这一外汇供给的增加将导致货币升值。其次，来自自然资源出口激增的更高收入，也将加剧国内通货膨胀。额外的收入产生了对经济中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更多的要求。当这一需求影响到更多的进口商品时，便会有外汇流出而无通胀，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不受单一国家需求的影响。但非贸易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上升。由于非贸易品供给有限，较多的需求会导致更高的非贸易品价格，即国内通胀。这造成实际汇率升值，由此使得其他商品的出口竞争力降低，从而盈利减少。非贸易品价格上升将导致实际汇率下降，即本币升值。

在固定汇率制下，如果国内的通胀超过世界通胀，则造成出口利润下降。工资和国内原材料的价格比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得更快，当然这和实际汇率升值是一样的。不过当名义汇率升值时，效果亦然。此时，出口利润降低，出口方生产的出口商品减少。由此减少了出口产业的收入和就业。出口激增的自然资源产业部分的资本与劳动力在出口激增放缓之后很难回流到其他部门。这是因为，制造业中的资产与技术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不可能在一夜间就全面建设成功。结果在出口激增的最后阶段，工资下降，工人们不大愿意回到报酬更低的工作岗位。于是出口激增还导致了不容忽视的社会性转变或移民迁移。

当代经济学承认，荷兰病可能适用于所有任何形式的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国际资本投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等。中国依靠大量涌入外资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经济过程，其本质就是“荷兰病”。其中，海量的廉价劳动力与环境破坏的机会成本即相当于经典模型中的自然资源。

从去年年初开始的“民工荒”即标志着中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到，同时还预示着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消耗殆尽。早有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30岁，按照这个趋势，数十年后，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将超过40岁。

另一个因素是环境。异常气候的增加，灾害的不断，水资源的严重不足，这些问题愈发严峻。就拿水资源来说，喜马拉雅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中国的主要水源——黄河、长江都发源于此。如果冰川消融的势头得不到遏制，10年后中国全境将可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去年的无锡蓝藻事件与今年遍及南方的大雪灾，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已到了彻底崩溃的临界点。恰恰造成严重污染与生态问题的罪魁元首——中国成了“世界车间”（不是“世界工厂”，工厂与车间有质的差别，这里暂不详谈）。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1）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与教育的困顿，（2）普通平民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日趋下滑，（3）普通平民家庭要为未来未雨绸缪而储蓄，这些因素使得国内需求极为微弱（见“科学时报”12月31日文章，利润极大化与滞胀）。同时，外向型经济使得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并受制于国外需求与他国经济形势。比如最近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造成对需求减弱，比如像海外的市场利润占总利润1/3的知名家电企业美的电器就极易陷入困境之中，至于那些中小企业将更是如此。

当然“荷兰病”并非不可救药，经济学家对荷兰病的研究表明，在在外汇剧增、经济一片繁荣之时，如果国家将这充足的盈余投资于教育、医疗以及科技研发等有效项目上，提升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或者推动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将会避免“荷兰病”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持续10余年的繁荣之中，中国的政府、企业与民众早都深深沉醉于盛世欢歌之中（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人还沉浸于这种盛世情怀之中），谁还去理会就在不远将来的危险。尽管少数有先见之明的有识之士早已预警，但却毫无作用，无法扭转经济演变的趋势。于是，政府、企业与大众都产生了依赖过去成功经验的惯性，改革发生停滞。反过来，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与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却更为恶化了经济的病症。这种正反馈机制使得经济系统的疾病不断加重直到最后爆发。

于是乎，当一切矛盾都集中于荷兰病病发之日时，中国经济将病来如山倒。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大量增长，外资抽逃日趋严重，通货膨胀飞腾，价格体系崩塌，生态环境崩溃，社会冲突愈加频繁，这时的中国将成为全球工业的垃圾场与经济废墟。

19世纪德国首相俾斯麦说过，“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但愿，我们能从别人及前人的历史中领悟到其中的道理，不要让我的文章一语成谶。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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