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古代真的“重农轻商”么？ZT-经管之家官网！

去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指不能弱化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儒学平行。其中有一段话：“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思想意识是一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存在的产物，而儒家思想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思想意识形态是一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存在的产物，这当然是对的，这点也很重要。可是，也就是因此，如果对这种社会经济背景认识错误，那么对与这种社会经济背景相关的文化思想意识的性质，版本高低也会产生严重偏差。这些都不只是一些历史知识点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将来的重大历史路径选择的问题，认识不准确就会形成巨大误导，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中国当年的无计划指令的区别也是这样，绝不能出于习惯、面子等原因而混淆。就像杜车别长贴开头的前言部分里，就有几句话说明写这个贴子的原因：　
　1、为什么要写这个？
　　钱穆说“过去不能包孕未来，不能控制未来，则此过去便成死绝，便成寂灭，亦便于历史无关”。
　　马克.布罗赫说“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正是为了现在！历史的问题不搞清楚，现在的问题也绝搞不清楚。
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经济论著指出中国战国秦汉市场经济就很发达（虽然在名词上有些人还在使用“封建社会”的名词），但是基本都趟在论文里，知识普及远远不够，所以才有上次提到了渠长根这样的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近代日本史研究学者（虽然不是经济史），在讲座中也随口说成“中国几千年自然经济”，还有前几天看到徐焰否认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里对清末GDP的估算，也说中国当时“男耕女织的农业自然经济占绝对主体”，无法计算GDP，这些经济史论著早就破除几十年的不准确观点还是非常流行的。
即使对经济史社会阶段划分比较准确的托派人物，陈独秀、彭述之、王凡西，可能因为资料所限，也不完全准确，他们都认为周秦之变以后虽然封建社会瓦解，已经到了前资本主义，但是社会经济背景还是建立在农业地商业上，这一点王凡西论述比较简单，只是在前几天贴过的《论个人崇拜》一章里简略提过，彭述之明确认为中国秦以后“谈不上国际市场的条件”，陈独秀的《民族野心》里也明确指中国文化是建立在“散漫无知”的农业和“奸诈无耻”的商业基础上，文中明确认为“手工业产业工人不占重要地位，本性也接近农民，农村的手工业，很多都是农民的副业”，不过中国这么大的地盘，比欧洲都大，工业革命即使爆发，也是从一两个地方开始影响其他地区，不会是像“世界革命”那样遍地开花的，根本不必考察在全国经济占多大比重，只要在局部地区形成优势就行了，手工业技术，西汉我已经转了饶会林、邓福秋的经济史论文贴子了。杜车别的经济史贴子里也引用资料列了宋代和计算明初的铁产量，会在各章节里复制出来。
另外杜车别的这个经济学贴子大量的章节内容是分析评价以前的形形色色的观点，这个思辨分析方法就极有启发，我起初也有些跟不上思维，后来看了一些与他基本同一套分析思辨方法的托派人物的文章以后，逐渐对这种分析方法有些感觉了才跟上思维的。
他的这个经济史长贴我以前在这里也已经分章节转过了，还有其他一些单独的，比如谈清代经济内卷化的贴子，都被转移到民间经济学原创版和跨学科版中，退出了讨论，现在觉得有必要再贴一遍了。前言和引言部分就不贴了，天涯的贴子地址：http://bbs.tianya.cn/post-no05-62783-1.shtml#ty_vip_look[%E6%9D%9C%E8%BD%A6%E5%88%AB] ，第七章分析中国战国以后的经济背景，有关封建社会这一章的已经贴过了，没有被转走，也不贴了，就从第一章开始：
　第一章、中国古代真的“重农轻商”么？
　　第一节、对一些认为古代重农轻商观点的初步分析

关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问题，我们几乎在任何一篇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大多是类似这种几乎众口一辞的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业的发展采取打击压制之能事，在中国古代，纵使商业有发展，那也是在官府的层层控制剥削之下，因此就算有商业繁荣也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

许多文章著作都描绘了这样一副恐怖可怕的情形：如曹三明“苛刻细密的刑律象一面罗网，工商业者动辄犯禁，本来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商品经济被死死禁锢在狭小的领域；残忍酷烈的法制又象一座牢笼，人民群众被关锁其间，没有丝毫的权力和人身自由。正由于这些缘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处于艰难竭蹶之中”[13]

张国臣说“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完全依赖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它完全可以抛弃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不需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去扶植它。相反，它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反对财富的积累和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对于工商业采取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严格控制和打击的夹缝中产生、发展的。因此决定了它一开始就不能象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那样茁壮成长”[14]

黄凤兰“完备的封建君主制度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意识，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广大农村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在忠君思想和重农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中国劳动人民安于天命，乐于闭塞的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轻视工商业，”[15]

总而言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压制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大部分人那里，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大概已经成了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显然的不言自明的事情。

然而这样的看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呢？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不妨看一下曾兆祥著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轻商思想和抑商政策》[16]一书，这本书应该说比较系统地把认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那些事实和理由集中了一下。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曾兆祥大抵是从如下两个方面论证的。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绵延不绝的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言论。

第二、历朝历代的抑商的政策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从这两点来得出中国古代就是重农抑商的结论是很难成立的！

㈠、“重农轻商”思想是否能推出古代重农轻商的事实？

首先，以第一点来说，尽管光列举出来的人物就有战国时代的商鞅、荀况、韩非子，西汉的晁错，东汉末年的王符，魏晋时期的傅玄等等，而唐宋明时期宣扬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思想的更是不乏其人。

但是一方面就这些思想言论本身来说，这样的论证似乎恰得其反，中国历代宣扬重农抑商的思想从来没有断过，这个事实与其说是证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倒不如说证明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商重农轻的社会现实。思想言论总是要针对现实而发，如果中国社会是重农抑商已经成了事实，那么那些言论大概就成了无的放矢，没有意义可言的议论。比如这个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人人向雷锋学习，这意思是大部分人都离雷锋差的远，而并非是大部分人同雷锋一个境界了。同样，正是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思想家文人学者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重商抑农，商重农轻，商业高度发展，农业相对萎缩，所以他们才一次又一次的提出宣扬要扬重农抑商，来扭转改变社会的趋向，但结果却不过是一次次又一次的徒劳而已。

凡是提出重农抑商的那些思想家和文人，他们在提出他们的观点的时候都几乎列举了大量商重农轻的社会现实，应该说他们的记载是真实的，他们的议论主张并非是无的放矢的废话，而是紧密针对他们所处社会的真实现状。

不妨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言论

晁错的《论贵粟疏》中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17]

再看东汉的王符《潜夫论.浮侈第十二》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18]

很显然他们所描写的社会现实很难说是重农抑商，恰恰相反，是一个商重农轻，重商抑农的社会。

更进一步的说，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固然历来就不断有人提出要重农轻商，重本抑末。但与之相伴的还有连绵不绝的“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如果说重农轻商的言论往往针对的是商重农轻已经成为严重问题的一个社会。那么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本身就作为一种政治原则甚至政治哲学规范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往往是统治者稍微有与民争利的倾向与主张，就被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档了回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思想往往同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是互补结合，而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

根据钟祥财《论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19]一文，中国“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可谓渊远流长。

早在周厉王(公元前877～前841年在位)，大夫芮良夫对朝廷将要任用荣夷一事提出批评的时候，这种思想就已经相当明确！在芮良夫看来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他这里所反对的“专利”，很明显是反对任何个人包括国王在内垄断某个领域的经济利益。

战国时的孟轲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他在回答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询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很显然孟子这里所说的“何必曰利”是针对统治者、针对王而说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应该和普通人一样，把利成天挂在嘴边，如果政府和普通人民互相争夺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而孟子是不反对普通百姓追求经济利益的，从他主张“制民之产”的思想倾向来看，就可以说明问题。

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的思想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明确把政府和人民争夺经济利益当成是最下等的经济政策。如钟祥财所说，司马迁“这段话不仅构成了‘与民争利’一词的直接来源，而且给出了历代思想家对这种行为的基本价值判断”。

董仲舒则是明确运用“不与民争利”这一术语的人。他把“不与民争利业”作为限制统治阶级政府成员的一个基本原则(另一举措是限田)。甚至把“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上升到自然秩序自然哲学的高度。他说：“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之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则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20]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自然不会对谁有偏爱，给了一种生物以尖利的牙齿，就不给它以角，给了它翅膀就只让它有两条腿。接受了大的利益和好处，就不能再去接受小的利益好处。受大不得取小，这是和天一样的意志。显然这段还是针对统治者说的，意思是他们既然已经拥有了政治上的权力（受大者），就不应该再和普通人民争夺经济上的利益（不得取其小）

所以董仲舒主张：“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写道：“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0]

这里董仲舒把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上升到上天之理，天理的高度，并且认为，应该制定法律，把它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钟祥财说“在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l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与民争利’首次作为官府参与经济事务的代名词而受到公开的谴责。作为国家经营工商业政策的批评者，贤良、文学指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为什么会发生‘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的情况呢?贤良、文学认为：‘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19]

以后历朝历代，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言论，可以说层出不穷。比如宋代的范仲淹说“天地之利，以养万民也，……有司与民争利，作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贩之利，较其商旅，则增息非多，……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21]

钟祥财还介绍了苏轼的观点。“苏轼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有违于藏富于民的古训。在他看来， ‘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其无为，而物莫不尽其理’。他强调政府与民间有不同的分工， ‘各有其分，不可乱也’，政府治理国家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因此不应该再去参与民间的经济活动， ‘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事，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19]

到了明代，类似论述也是遍地可见，比如钟祥财引用了明代吕坤的看法，但实际上如吕坤相同的看法一抓一大把，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很显然，中国传统思想中这种与重农思想结合的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和某些论者所谓的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压制私人商业发展的观点是有本质性区别的。之所以许多人对这点忽略不顾，不能不说是某些人长期选择性失明导致的结果。

㈡、怎么看待所谓历朝历代的抑商政策

这一点或许是更有实质意义，更被一些人津津乐道拿来作为证据。但如果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就可以发现事实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

总的来说，所谓的抑商政策无非就是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某些所谓的贱商轻商的命令规定；

第二、对富人进行强制迁移和强制剥夺财产的国家行为

第三、国家对私人商业的控制和管理。

以第一点来说，最多被人引用的大概就是这个：汉高祖九年，诏令“贾人毋得衣锦綉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骑马”，还有明朝初年，朱元璋也曾有过类似规定。但把这样的规定拿来作为抑商的证据，是相当可笑的。难道限制商人穿什么衣服，就能起到限制商人势力发展的作用么？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这许其说抑商贱商轻商的表现，不如说在抑商贱商轻商中无能为力，不如说商人势力的增长和地位的高大导致统治者不得不制定这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政策。如果这样一种完全流于形式表面的政策真能发生什么实际的效力，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即便曾兆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醉心于经商牟利的人越来越多，社会趋利爱钱的风气不可抑制的发展，贱商令逐渐徒具空文”[16]

更何况根据《“编户齐民论”的剖析》一文的分析“此令发布于高帝八年，其背景是经过秦末大乱，楚汉相争，国家贫弱，“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但另一方面“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耀”(《史记·平準书》)，故汉高帝运用政治手段压抑经济势力，不是把贾人贬为贱民。何况公元前199年这道诏令并不能影响到十几年前秦朝末的贾人。相反的，战国至秦，商贾的身份地位绝对不低，且不论吕不韦、乌氏倮、巴寡妇清等特例，一个商业极其发达的时代，从事商业者大概不可能是贱民身份的人吧?”[22]

还有常拿来做论据就是“汉武帝时，复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不过从一些人一贯的逻辑来看，这样一个法令也很难和抑商联系起来。因为许多人一贯的观点是商人购买土地，转化为地主，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以此观点来看，这个限制商人购买土地的法令，似乎不但不是抑商，相反应该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

至于第二点，强制迁移和财产的强制剥夺，应该说确实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举措了。但是否就可以拿来当成中国古代抑商的证据呢？事实上也很难这么来说。我们不妨来看看曾兆祥列举的一些事实。“秦始皇初灭六国，曾命令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到关中新区，即咸阳。一部分到巴蜀。被迁的大都是领主残余和富商大贾”“汉高祖就位以后，采取就类似措施，迁移齐楚五个大族人入关中”[16]p80。当然后面还有明太祖也曾经实施过类似的移民政策。

对这些事实应该怎么看，首先这种移民政策，很难说就是抑商的表现。事实上它对地主的打击似乎远比对商人的打击要大的多。作为商人来讲，本身就有一定流动性，这样的移民措施对他们的影响并不会太大，而地主则不一样，一旦移民，原来田土宅地就完全丧失，损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