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默教授讲座笔记-经管之家官网！

<p><font size="3">作者：</font><a id="blogAdmin" href="http://thinkerding.blog.sohu.com/"><font color="#000000" size="3">清风朗月</font></a></p><p><font size="3">机会平等与全球变暖<br/>——John Roemer教授讲座笔记（1）</font></p><p><font size="3">2009年五月的北京，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样的天气，在北京算是少有。校园里，树木的绿意渐浓，阳光从林木中洒下来，照到路上，变成一个个的光圈。此时此刻，对于听讲座来说真是合适不过。在耶鲁大学担任Elizabeth S. and A. Varick Stout讲座教授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日前来到北京主持一周的短期课程，主要讲两个题目，第一，全球变暖问题；第二，分配正义问题。这两个问题，勾动我的热忱已经有很多日子了，尤其后一个领域，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罗默教授这次的一系列讲座都安排在中央财经大学，于是，我只好乘坐起了已经许久没有坐过的公共汽车，趋庭受教。</font></p><p><font size="3">我阅读罗默教授的文章已经有三四年了，罗默是当代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的大家。他对折衷主义分配伦理的探讨，对机会平等的界定，对于分配正义理论的贡献，举世皆知；更令人惊奇的是，罗默教授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用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框架，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在《资本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罗默教授以其对于经济学规范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罗默教授在经济学与哲学两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是当代经济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font></p><p><font size="3">在中央财经大学的“中财大厦”，我第一次目睹了他的风采。感觉这老头貌不惊人，他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个子不高，头顶半秃，面颊红润，头发白多黑少，穿一身半旧的条纹衬衫，看上去就像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美”，甚至有点像个朴实的农夫，而没有一点学者的讲究和派头。可是，这老头讲起课来却是一丝不苟，清清楚楚。第一次讲座的内容，是<font color="#ff0000">关于“机会平等”的界定。罗默教授告诉我们，真正的平等是指努力程度相等的人获得相等的回报——也就是说，要保证赛场是平的（leveling the playground）。</font>在经济学家里盛行的功利主义，其实早就被政治哲学家所抛弃，只有在经济学家里，“功利主义”才被奉如神明，而若要关注平等问题，就要关注最不利群体的最大利益。</font></p><p><font size="3">然而，<font color="#ff0000">罗默不是罗尔斯主义者，</font>他认为，他的平等主义理论与罗尔斯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真正确定了“最不利群体”这个概念。所谓“最不利群体”，是指因为命运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努力程度的关系）而陷入相对贫穷和不利状况的群体，例如根据统计结果显示的亲代教育程度与子代收入的高度相关性（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就是这种基于命运的不平等之一例。<font color="#ff0000">平等的第一要义，就是不使社会成员由于“个人不可支配的因素”而陷入贫穷，于是，我们应当做的，是最大化最不利群体的平均收益而非最大化最不利群体的底线收益。</font>按照罗默教授的这一看法，解决社会平等问题不是象“大跃进”或“文革”那样，让所有人都变得贫穷，而是要反过来，尽可能让贫穷的人变得更富裕。罗默教授举了福利国家重视教育的例子，说明普及教育如何使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在这方面，中国的状况不容乐观，因为按照罗默的估算，仅仅由于地区差距（即你碰巧生在了繁荣地区还是落后地区）的原因，就可以解释中国大约30%的收入不平等，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有30%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努力程度的差异，更何况还有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对中国人的生活起到重要影响的社会关系……——注意，<font color="#ff0000">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运气，增加努力又有什么用呢？</font>于是根据罗默教授的理论，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若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来源于运气而非努力程度，那么就不存在所谓“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效率”和“公平”两个重要福利维度上的同时改进。在中国，当你大力促进以机会平等为特征的社会公平的同时，也就促进了社会效率。在这里，<font color="#ff0000">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当然，由于既得利益的抵制，相关的政策也许不可能马上变成现实——但至少，</font>罗默教授的论文，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一个可以被接纳的目标。</font></p><p><font size="3">周三下午，罗默教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致福轩做了《全球变暖的伦理学》讲座，内容涉及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危机。这场演讲，他的风格依然朴素，话语依然平和，也依然是那样充满智慧。真正的道德家和伦理学家不会做怒目横眉状，指天画地，口沫横飞，用过剩的激情代替稀缺的理智，而是像罗默教授那样，在“万物静观皆自得”的知性探索之中，建立起扎实深刻的伦理理论，并与现实数据相结合，从严谨的逻辑框架中透出“改造世界”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力量——这也正是马克思的真精神。罗默教授指出，当前对人类生存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全球气候危机”的根源，在于和碳排放相关联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气候变暖本身并没有直接危害，但间接危害，例如对于全球降水和海平面的影响，则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可能的威胁（当然，这也依赖于时间长度，如果海平面上升的时长为5000年，那么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但如果时段为50年，就是严重的威胁）。规范经济学家可以设计好的理论，兼顾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不是如微观经济学家那样，把后代的利益当作可以折算的消费品。尽管罗默给出的数学模型非常复杂，解答的方式也很tricky，但他提出的理念，我认为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应当最大化的是一个福利底线，让所有后代的生活都不低于这个底线，而不是最大化一个经过贴现的无限期的效用函数。一位老师提问：你在模型里没有考虑技术的进步，今后的技术进步也许会超出你的想象。罗默教授的回答是，技术进步取决于对社会状态的评估，而伦理学家和规范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评估这种社会状态，以利于我们开发“适宜的技术”，如果我们只是期待着未来的技术进步解决环境问题，那就永远不可能有进步。有学生提问，戈尔的减排宣传和IPCC的科学家也许是错误的，不能这么悲观。罗默教授指出，目前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变暖是严重的威胁，我们是经济学家，不是科学家，即使最终少数人是对的，没有发生灾难，在目前，我们仍然应该相信多数科学家的看法并据此做经济学研究，因为你不能认为多数科学家的预测成功概率为0，而少数科学家的预测成功概率是100%。我问罗默教授：“您对全球变暖的伦理分析，是否是在代际之间贯彻了机会平等的理念？”罗默教授回答：“正是如此，<font color="#ff0000">每一代人之间也应当是机会平等的</font>，我们不能让偶然性改变人的命运。”</font></p><p><font size="3">是的，我们不能改变命运，但我们可以尽量影响命运，让它不再成为阻碍有志之士的绊脚石，不再成为子孙后代的噩梦。也许，在这个充满缺憾的世界上，这个理想犹如儒家的“大同社会”，无法完全得到实现，但是，我相信，有了这份理想，世界将因此而不同，你我将因之而改变。</fo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