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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归核化战略绩效研究

中国企业归核化战略绩效研究

发布:fgq5910 | 分类: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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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代理理论,运用我国A股上市的403家公司2004到2007年的面板数据,着重探讨实施归核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企业外部环境、企业内部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归核化前期的多元化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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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代理理论,运用我国A股上市的403家公司2004到2007年的面板数据,着重探讨实施归核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企业外部环境、企业内部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归核化前期的多元化水平有何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实施归核化战略对我国企业的绩效有提升作用;(2)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的归核化绩效越好;(3)整体来看,整合型归核化比聚焦型归核化更能提高企业绩效;(4)企业对管理层监管力度和前期多元化水平会影响归核化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  关键词:归核化,企业绩效,环境不确定性,多元化水平,董事会监管力度
  0引言
  随着多元化热潮的逐渐降温,更多的企业经营者开始认识到归核化经营的重要性。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元化扩张热潮中,中国企业的归核化行为就在逐渐起步。深圳赛格集团于1993年首先实施了归核化经营,将原先涉足的几十个行业的业务,归拢到电子、商贸、金融、房地产四大行业,取得了成功。这一年,万科也改变之前的多元化战略,剥离了万佳百货和怡宝企业,同时加大房地产业的投资,确立房地产业务的核心地位,到1995年房地产业务利润所占比重已达75%以上。同期,“巨人”集团多元化经营的失败,使我国企业纷纷尝试寻求更为理智、合理的经营战略。在中国证券市场“资产重组年”的1997年,在95家实行资产重组的企业中,有14家企业实施了资产剥离,约占14%。1998年,200余家实行资产重组的企业中,有50余家企业实施了资产剥离,约占25%。并且这种趋势呈现逐年上升的势头。2004年11月到2007年6月,国资委明确要求153家央企集中力量办好主业,将央企的主业外资产通过拍卖、改制和无偿划转三种方式剥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国企业多元化的现状,以及与学术界不可分割的政府智囊团对归核化经营的认同。
  但是,我国企业的规模总体偏小,发展壮大的愿望十分迫切,而且企业的成长发展也是每一个企业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多元化发展则是企业突破市场约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经营战略。那么,归核化和多元化之间,企业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另外,我国市场和企业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市场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高利润的行业机会。而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此时,进退之间,企业又应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找答案:(1)我国企业归核化战略的实施对绩效是否有正面影响?(2)不同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经营环境,同一个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下,归核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又是如何?(3)如果归核化战略确实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企业应该采取哪种方式实施?不同环境下的企业如何选择归核化战略,才能更好地提高绩效?(4)企业自身因素又会对归核化绩效产生什么影响?
  国外学者对归核化战略与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多,比如Montgomery和Thomas对单个的剥离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比剥离之前有所提高,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同行业的对照企业。Kose和Ofek的研究显示,资产出售后连续三年的资产回报率和息税前收益与销售比率都有提高。Hoskisson和Johnson对在Wall Street Journal上宣布实施归核化的公司的研究也显示,这些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有显著提高。Michelle Haynes,Steve Thompson和Mike Wright对英国1985-1993年间进行归核化的企业研究也发现,归核行为对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规模越大,多元化水平越高,对管理层监督越弱的公司越能从归核化中获得收益。Markides对1981-1987年间归核化公司的绩效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资产回报率和投资回报率都有提高。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归核化公司绩效的提高来自于1981-1983年期间的归核化行为,而之后(1983-1985,1985-1987)的归核行为对绩效并没有影响。
  我国企业归核化经营的发展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国内从战略角度对归核化的实证研究却不多见。而且中国的环境有其自身的特点,直接照搬国外研究的结论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如果能从我国企业的实践中发现实施归核化战略、企业绩效和企业经营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我国企业的战略抉择就有了可信的依据。因此,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我国企业的实践中寻找答案。
  1概念的界定和内涵
  归核化(Refocusins)一词由英国学者Markides首先提出,其内容是用来描述美国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降低多元化水平的企业战略或动态过程。Markides把归核化定义为:公司决定降低它的活动范围来集中于它的核心业务。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归核化针对的是多元化的企业,对专业化企业而言,不存在归核化问题,而且主要是针对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归核化总是以多元化的对立面出现,但归核化战略并不是简单的反多元化,而是对过度多元化的修正,其战略实施的结果通常仍然是企业的多业务经营状态,而非一定是回归单一业务。归核化后,企业内呈现多元状态的各个业务之间的相关性由无关、低度相关转化为中度或高度相关。归核化的目标是通过向核心业务(一个或多个)的回归和集中资源,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学者Olivier Germain认为,归核化战略在降低业务范围的同时,也包括对核心业务的整合和加强,最终使企业的竞争力得到提高。剥离非核心业务和整合构建核心业务是相互联系的过程。比如美国企业的归核化浪潮就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低度多元化;第二,兼并后的业务剥离、业务对换、战略联盟明显增加。前者是对非核心业务的清除过程,后者则是核心业务的整合和构建过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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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学者祁顺生认为,归核化主要是指企业在实施多元化经营失败或者绩效不佳时,采用各种手段清除非核心业务或非主营业务,从而加强或重构核心业务的战略选择。他在《归核化战略》一书中,对归核化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理论方面的抽象,所谓归核化战略,就是企业针对过度多业务经营状态,根据自身的能力水平,围绕价值创造这个核心目标体系,重新确定内部规模和业务范围的一种经营战略。二是实践方面的理解,所谓归核化战略,采用企业组织重构的方式,或通过资产剥离、分立以及集中、撤退等多种战略手段,以“回归主业”和主业重构的表现形式,降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程度,将企业经营战略的重点放到核心业务上来。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归核化有非核心业务的剥离和核心业务的整合和构建两方面的内涵。归核化的最终目的是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按照归核化企业对核心能力的构建方式,归核化可分为聚焦型归核化和整合型归核化。
  聚焦型归核化是指企业为了收缩业务范围和边界,不但剥离不相关业务,也对相关业务进行剥离,往往只专注于一两个业务,以聚焦于“点”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比如诺基亚和深圳的万科,通过大量的业务剥离,分别专注于移动通信和房地产业。整合型归核化则在不相关业务剥离的基础上,对相关业务进行优化和整合,以“链”的形式形成竞争优势。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总体多元化水平的降低和相关多元化水平的提高。比如百事可乐公司,虽然剥离了快餐业务,却依然热衷于对果汁企业的收购。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公司可以被看成是各种广泛的资源,最优化的公司成长有赖于开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新资源之间的一种平衡。在Wemerfelt的《资源为本理论》基础上,Barney和Grant将企业资源划分同质性资源(Fnancial)和异质性资源(Physical)。同质性资源包括财务资源、物化资源、技术资源、商誉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等,而异质性资源包括知识、经验、技能、判断力、适应力等富于变化而千差万别的资源。正是这些形态各异的异质性资源为企业“独占”某些资源提供了可能,从而造成了其它企业所难以模仿的资源障碍,也造就了企业持久的竞争优势。而同时,任何企业不可能在所有资源类型中都拥有绝对优势,即使是同一类资源在不同的企业中也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从而构成企业资源互补融合的物质基础。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以兼并收购或战略联盟等手段,来获取互补性资源。这为企业的多元化扩张提供了动力。
  此外,Chatteriee和Wemerfelt以及Hill等研究发现,当异质性强的资源与相关业务的高异质性资源匹配时,会产生战略或合作上的协同效用。而同质性资源在有效的内部资源分配系统中加以运用时,会在两个以上的不相关业务中产生财务协同效用和竞争协同效用。相反,当两种业务的异质性资源难以匹配时,就会对企业整体的运作产生负面影响,许多大型兼并案例的失败,以及往往收购不久会伴随有剥离行为的原因也在于此;而当企业过度扩张导致企业业务范围过大,同质性资源捉襟见肘的时候,也会对企业绩效造成伤害,需要实施归核化战略来缓解资源的紧张。
  中国企业处于转轨型经济的大背景下,大部分经历了从行业国家管制到推向市场化、市场由不规范到逐步完善、从大型国有企业行业垄断到“国退民进”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大量存在超额利润的行业机会,在这种行业机会的诱导下,中国企业极易产生过度多元化的倾向。从资源基础理论(RBV)的角度看,这种过度多元化会带来同质性资源不足(比如资金的紧张)以及异质性资源不匹配(行业知识的缺乏、管理模式的错位等)这两方面的问题。这样都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而如果实施归核化战略,通过对非核心业务的剥离,对核心业务进行整合,就可以缓解同质性资源的紧张,同时退出异质性资源不匹配的行业,从而使企业绩效得到提高。
另外,Jensen和Meckling提出的代理理论认为,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当经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时,股东目标和经理人的目标可能发生冲突。经理人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牺牲股东利益。经理人可能会为了降低自己的职业风险或者提高收入(当薪酬与公司规模挂钩时)而有过度多元化的倾向,尽管多元化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我国的大型企业多是国有企业,它们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然而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对管理层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管。管理层作为代理人,很有可能通过过度多元化来获取自身利益,而把企业绩效放在其次。从这个角度来说,实施归核化战略,降低多元化水平,会限制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扩张行为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归核化战略的实施对我国企业绩效有提升作用。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会减少企业有效控制其边界的能力。在复杂和易变的环境下,企业需要更多层次的整合能力,而这需要增加协调成本和公司治理成本。同时,由于不确定性高的环境往往要求企业具有较好的柔性,企业在多业务范围内经营取得的协同收益会因此而减少。Alexander等认为,企业管理者在面对不确定性高的环境时,倾向于往下分权的管理模式,决策基于部门产生,这将导致各分部之间传递信息效率降低,出现错误的机率增大,从而增加交易成本。相反,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企业管理多个业务的成本逐渐下降,并且可以更经济地控制企业的运作。
  因此,在复杂易变的环境下,企业过度多元化经营的成本更高,对绩效的负面影响更大。在此时,通过实施归核化战略来缩小企业边界,会使企业绩效得到更显著的提高。因此,本文假设:
  H2: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归核化战略对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大。
  前面提到,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相关业务的异质性资源匹配时,会带来战略和合作上的协同效用;而同质性资源在两个以上不相关业务中的合理运用,则会产生财务协同效用和竞争协同效用。同时,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异质性资源构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综合考虑两者的影响,相关业务的剥离相对于不相关业务的剥离对竞争优势的威胁要大。Bergh在对112家财富500强公司1986年至1990年的剥离活动研究中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被剥离业务和核心业务的相关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笔者认为,当环境较为稳定时,对企业管理多业务的同质性资源限制较为宽松,企业可以在相关业务中,同时发挥同质性资源的财务、竞争协同作用和异质性资源的战略、合作协同作用,以取得更大收益。而此时,如果实施聚焦型归核化,对相关业务进行剥离,会抑制企业绩效的提高。相反,整合型归核化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会更好地提高企业绩效。而当环境复杂多变时,由于前述原因,聚焦型归核化的绩效提升作用会更好。因此,我们假设:
  H3a: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聚焦型归核化比整合型归核化更能提升企业绩效。
  H3b: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整合型归核化比聚焦型归核化更能提升企业绩效。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的企业大部分面临着多元化水平过高,对管理层监管不力的问题,因此对企业绩效造成了损害。那么,目前我国企业进行的归核化活动可以看作是对过去过度多元化行为的一种纠正,其结果应该是使企业的多元化水平更加接近最优状态,使企业绩效得到提高。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至关重要。根据代理理论,过度多元化主要是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把股东利益置于次席的结果。所以,对管理层的有力监管,可以保证归核化战略对过度多元化的有效纠正,减少重蹈覆辙的可能性。而对于多元化水平高的企业,它们更有可能过多的偏离其最优多元化水平,绩效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损害。反过来说,如果有对管理层的有力监管来保证归核化战略的纠正作用,这类企业的绩效会得到最大的提高。因此,我们假设:
  H4a:多元化水平高,董事会监管力度大的企业绩效提高最大。
  而对于多元化水平低,且能够对管理层进行有力监管的企业,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偏离其最优多元化水平的程度较小,因而企业绩效受到的损害也较小。所以,通过实施归核化战略来纠正过度多元化对绩效的负面影响,其绩效的提升空间有限。因此,我们假设:
  H4b:多元化水平低,董事会监管力度大的企业绩效提高最小。
  其他两类企业,一方面因为提升空间有限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对归核化战略实施的保证不足,其绩效的提高应该介于以上两种企业之间。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4c:多元化水平高,董事会监管力度小的企业和前期多元化水平低,董事会监管力度小的企业绩效提高介于两者之间。
  综上,本文构建概念模型如图2如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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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究设计
  3.1样本的选择和面板数据的使用
  本文选择2003年以前上市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共有1152家。接下来对这1152家上市公司做如下筛选:(1)排除单一业务经营的公司。(2)排除金融、投资和贸易类公司。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其财务指标与其他待业的相关指标差距较大,所以将主营业务为金融类(包括保险)的公司排除。投资贸易类企业由于涉及行业通常较多并易于变化,而且经营行业领域的改变并不能反映其战略选择的结果,所以也应该剔除。(3)排除同时又在B股和H股上市的公司。因为不同板块证券市场规则的差异,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为消除这种差异性,应剔除该类公司。(4)被借壳上市和数据缺失的公司。因为中国特殊的“壳”资源问题产生的“借壳上市”行为,尽管公司业务有剥离的表象,但其本质上并非企业主动的对归核化战略的选择,故本研究将此类公司排除在外。最终,共得到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403家。
  Porter曾指出,许多大型企业的战略重组都包含着不只一次的剥离活动,而这一过程通常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归核化战略的实施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完成。而目前学者们对归核化的研究多采用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段作为对归核化的考查时期,再以之后几年的绩效数据来检验归核化对绩效的影响,然而在考查期之后,发生在研究者用来计量绩效的时间段内的归核化活动就会被忽略,事实上这些活动很可能是整体归核化战略实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使用面板数据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面板数据是指对不同时刻的截面个体进行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本文使用0,1值对样本公司2004至2007年每年的剥离行为进行统计,对每家公司就会生成跨度为4年的描述向量来反映公司归核化战略的实施情况。
  3.2归核化测量
  企业的归核化战略是指企业采用各种手段清除非核心业务或非主营业务,加强或重构核心业务的战略选择。而对于一边剥离某一非主营业务,同时又收购另一非主营业务的企业战略活动,笔者认为不能称之为归核化。为了排除这种情况的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归核化战略进行考查和认定。
  (1)业务剥离(DIV),是企业以出售、置换和清算等方式对非核心业务的清除。因为归核化的程度并不能简单的以剥离业务比重来衡量,即不是说剥离业务的比重越大,其归核化程度就越高,所以,本文采用二元变量(或称哑变量)对2004年到2007年每一年的剥离行为进行数量化描述。1表示当年发生了业务剥离行为,0表示当年没有发生业务剥离行为。
  因为上市公司剥离行为非常普遍,若选择金额较小、不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产生影响的剥离活动,势必会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剥离行为的衡量,是以剥离交易金额是否达到剥离公司总资产5%为标准。另外,和同类研究一致,剥离交易金额并非一定是单笔交易,若全年发生了多次剥离,则应该是全年剥离交易金额的累加闽。
在样本时间段内,共观察到403家样本公司1000万元以上的业务剥离418次,平均每家公司1.04次,交易涉及金额共51.86亿元;占总资产5%以上的业务剥离166次,占总观察值的39.55%,平均每家公司0.41次,交易涉及金额共36.94亿元,占总观察值的70.52%。详情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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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元化水平的变化(ADT)。对样本公司2003年和2007年的多元化水平进行比较,若多元化水平下降,则有理由相信,该公司2004-2007年的剥离行为是归核化战略的实施。反之,则说明剥离行为只是该公司业务重组过程的一部分,必然另外伴随有多元化业务扩张的活动,因此并非是对归核化战略选择的结果。
  本文只需要做出多元化水平变化对剥离行为是否为归核化的定性判断,所以,对多元化水平的变化也用二元变量来描述。1表示多元化水平降低,剥离行为可以判定为归核化;0表示多元化水平提高,剥离行为判定为并非归核化。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归核化变量的观察值是业务剥离与多元化水平变动的乘积DIV×ΔDT,依然是二元变量,记为RFCS。403家样本公司中,确定实施归核化的公司263家,占总样本的65.26%。
  (3)聚焦型归核化和整合型归核化。聚焦型归核化的主要特征是总体多元化水平DT和相关多元化水平DR的同时下降,而整合型归核化则表现为总体多元化水平下降的同时,相关多元化水平有所升高。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观测总体多元化水平下降的263家归核化样本公司,记录其相关多元化水平的变化。相关多元化水平升高,记ΔDR为1;反之记ΔDR为0.在模型中比较两种归核化战略对绩效的影响时,整合型归核化的取值为RFCSxΔDR,记为RFCS1。
  3.3变量设定与检验模型
  本文通过多元回归的方式分析归核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运用分组回归的方式检验调节变量对归核化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引入的调节变量包括环境不确定性、前期多元化水平和董事会监管力度;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变量,本文引入公司财务杠杆、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因为董事会监管力度也会对绩效产生影响,而分组回归并不足以消除这种影响,因此在各样本分组中继续引入董事会监管力度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定义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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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以总样本(样本1)40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入回归模型,验证H1.此外,将以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的平均值0.560,把总样本分解为两个子样本(样本2和样本3)。样本2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而样本3的环境不确定性较低。在这两个子样本中,分别以归核化(RFCS)为自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比较方程中RFCS系数的变化,验证假设H2。样本2包含了159家上市公司,样本3包含244家。回归模型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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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一中,代码对应变量见表2,i表示第i家公司,t表示年份,下同。
  而对于H3a和H3b,则以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的平均值0.560,将总样本中被认定进行了归核化的样本公司263家,再分解成两个子样本(样本4和样本5)。样本4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而样本5的环境不确定性较低,两个样本中的公司都有不同类型的归核化行为。在这两个子样本中,分别以整合型归核化(RFCS1)为自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比较RFCS1系数的变化,据此来判断假设H3a和H3b是否成立。样本4包含了98家上市公司,样本5包含165家。回归模型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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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检验假设H4a、H4b、H4e,我们把总样本按照前期多元化水平和董事会监管力度两个维度分成4个子样本:样本6,7,8,9.分别以总样本公司2003年的总体多元化水平均值0.74和2004-2007年10大流通股持股比例的均值5.52%为标准,来分辨多元化水平的高低和董事会监管力度的大小。样本6为多元化水平高,董事会监管力度大的公司,共57家;样本7为多元化水平低,董事会监管力度小的公司,共155家;样本8为多元化水平高,董事会监管力度小的公司,共100家;样本9为多元化水平低,董事会监管力度大的公司,共91家。回归模型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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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研究赢利能力动态性的文献证明,利润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所以需要把前一期的绩效ROAit-1作为控制变量。
  4实证结果与分析
  首先,在样本1,2,3中以模型一进行多元回归,结果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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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样本1的情况看,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为0.833,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高,D.W.检验值为2.218,说明残差无序列相关,不存在自相关。归核化RFCS的系数为0.954,并通过了检验,说明归核化行为与绩效正相关且显著性水平很高,归核化确实提高了企业绩效,假设H1得到了支持。同时我们注意到,十大流通股持股比例CON的系数为0.055,显著性水平也很高,说明十大流通股持股比例的提高对企业绩效有轻微的促进作用。
  样本2,3中,调整后决定系数分别为0.937和0.855,模型的拟合优度也比较高,D.W.检验值都大于2,说明不存在自相关。归核化RFCS的系数在样本2中为1.268,明显大于在样本3中的0.362,也大于在总样本中的0.954.同时,在样本3中归核化RFCS的T检验收尾概率为0.133,未通过检验,说明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归核化对绩效影响已不显著。因此,环境不确定性确实影响了归核化对企业绩效的提高作用。而且,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归核化对企业绩效的提高作用越大,假设H2得到了支持。
  接下来,检验全部进行了归核化的263家样本公司企业绩效、整合型归核化和环境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样本4,5中以模型二进行多元回归,结果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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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4,5中,调整后决定系数分别为0.930和0.866,模型构拟合优度比较好,D.W.检验值都大于2,说明不存在自相关。样本4中,整合型归核化BFCS1的系数为1.182,且符号为正,说明整合型归核化战略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仍然比聚焦型归核化战略更能提高企业绩效。与假设H3a的论述相反,因此,H3a未得到支持。样本5中,整合型归核化RFCS1的系数为-0.088,符号为负,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能得出在环境不确定性低时整合型归核化战略更能提高企业绩效的结论,因此,H3b也未得到支持。
  最后,以模型三对假设H4a,H4b,H4e进行检验,考察前期多元化水平、董事会监管力度和归核化对企业绩效提升作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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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在4个样本中,调整后的R平方值,D.W.统计量和F-统计量都比较让人满意。归核化RFCS的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而且在样本6中系数为1.144,是4个样本中系数最大的,而样本6为多元化水平高,董事会监管力度大的公司,说明多元化水平高,董事会监管力度大的企业绩效的提高最大,假设H4a得到了支持。在样本9中,归核化RFCS的系数为0.643,在4个样本的系数中最小,而样本9为多元化水平低,董事会监管力度大的公司,说明多元化水平低,董事会监管力度大的企业绩效提高最小,假设H4c得到支持。同样,在样本7,8中,归核化RFCS的系数介于1.144和0.643之间,说明其他两类企业绩效提高程度介于以上两类企业之间,假设H4b得到了支持。
  5主要结论
  围绕研究主题“企业归核化战略对绩效的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上市公司归核化战略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第一,我国企业的归核化行为对绩效有何影响?第二,归核化战略对绩效的影响与外部环境有何关系?第三,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采用何种归核化战略更能提高企业绩效?第四,企业对管理层监管的力度和前期多元化水平如何影响归核化战略的绩效?与之相对应,共提出了4组7个假设,并构建了回归模型。根据上市公司年报资料以及相关数据库提供的信息,确定了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403家作为研究样本。以2004-2007年作为研究时间段,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有如下发现。
  5.1实施归核化战略对我国企业的绩效有提升作用
  与Kose和Ofek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研究发现,企业绩效与归核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方面验证了前文对我国企业多元化水平现状的分析,即由于发展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原因,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多元化的状况,而实施归核化战略可以使企业更加趋近其最优多元化水平,从而改善企业绩效;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行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早期的“多元化溢价”已经不再继续丰厚,企业单单跟随行业机会的驱使已经不能保证企业取得好的绩效,而实施归核化战略,着力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才是获取竞争优势,维持企业长期绩效的最佳途径。
  5.2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影响了企业的归核化绩效
  研究表明,企业的行业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其归核化战略取得的绩效越好。Bergh在对产品市场不确定性、业务重组和企业绩效三者关系的研究中曾发现,随着产品市场不确定性的提高,一些管理者会采取不相关业务收购的方法试图分散风险。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这种做法其实是适得其反的。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来看:首先,我国企业的规模总体偏小,而且主营业务的行业内优势并不明显,企业的同质性资源比如财务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等都较为有限,而异质性资源比如知识、经验、判断力、适应力等也并不充分,因此过度多元化会使企业捉襟见肘,降低企业绩效。其次,在复杂易变的行业环境中,企业需要增加协调成本和公司治理成本,也需要更多层次的整合能力,这对企业的同质性资源和异质性资源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剧了因企业资源不足带来的对绩效的损害。因此,行业环境不确定性高的企业,如果继续进行不相关收购的话,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可能会动摇企业的根基。所以,此时企业更应该实施归核化战略,将资源集中运用于企业的核心业务,在行业做大做强,构建自己的竞争优势。而对行业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企业的研究表明,归核化战略对绩效的影响已大幅下降,说明企业可以维持适度的多元化水平,以充分利用富余资源,为企业带来收益。
  5.3整体来看,整合型归核化更能提高企业绩效
  与本文的假设不同,整合型归核化在环境不确定性高或低时,都比聚焦型归核化能带来更好的绩效。Bergh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认为企业剥离后绩效与被剥离企业的相关程度负相关,即剥离业务的相关性越高,企业剥离后绩效越差。他对此的解释是,企业剥离相关业务对竞争优势造成的伤害要大于对不相关业务剥离带来的伤害。本文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论述。同时,这与本文对归核化内涵的解释相一致,即归核化并不是回归单一业务,而是着眼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把公司的业务归拢到最具竞争优势的行业上,把经营重点放在核心行业价值链上自己优势最大的环节上。因此,归核化战略的实施,其重点不是业务聚焦的程度,而是集中资源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这就要求企业站在战略的高度,做好企业的长期规划,整合企业资源,协调相关业务的发展,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4企业对管理层监管力度和前期多元化水平会影响企业归核化绩效
  研究发现,对管理层监管力度大,前期多元化水平高的企业,实施归核化战略对企业绩效提高作用最大;而对管理层监管力度大,前期多元化水平低的企业,实施归核化战略的绩效提高作用最小。这一发现支持了委托代理理论和最优多元化水平理论的观点。首先,对管理层监管力度大的企业,更能保证企业维持其接近于最优多元化水平的状态,抑制管理层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过度多元化行为,因此,相比于其他企业,通过修正多元化水平来提高绩效的空间不大;其次,当企业偏离了其最优多元化水平的时候,对管理层强有力的监管可以让企业更有能力扭转这一趋势,为归核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保证,使企业绩效获得更大的提高。Michelle Haynes等对英国1985-1993年间进行归核化企业的研究却显示,多元化水平越高,对管理层监督越弱的公司越能从归核化中获得收益。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处于转轨经济时期,企业董事会监管力度的动态性造成的,2004年前十大流通段东持股比例平均值为4.26%,而到2007年上升为为11.29%。这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区别。如果企业在2004-2007年,董事会监管力度没有提高,则很难保证归核化战略的实施,纠正管理层的过度多元化行为。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使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更加一致,是企业纠正过度多元化,实施归核化战略的关键。
  [作者简介]崔世娟(1971-),女,山东济南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战略管理;孙利,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广东深圳518060);蓝海林,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510640)。

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 崔世娟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孙利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蓝海林 来源:《企业改革与管理》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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