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后面“看不见的人”——重读《国富论》有感-经管之家官网！

[size=1em]查尔斯·汤申德被认为是英国最聪明的人……汤申德先生是一个被人认为没有定见的人。汤申德的外号是风向标，意指他变化无常的特点。当时有一个段子说，有一天，汤申德肋部疼痛，到底是左肋还是右肋疼，很遗憾，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在聘任斯密这件事情上，他竟然在几年间毫不动摇。

[size=1em]1764年7月5日，亚当·斯密在给好友休谟的信中说：“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您可以相信，我简直无所事事。”让亚当·斯密无所事事以致要通过写书来消磨时光的，正是他在这一年年初所接受的新工作——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这本书将在12年后正式出版，不仅标志着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而且该书所确立的经济自由思想体系一旦与政治自由相结合，迅即创造了英国的黄金时代，这就是经济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国富论》，“也是或许除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size=1em]选择斯密作为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的，是查尔斯·汤申德（Charles Townshend）。汤申德在1754年与寡妇达尔基思伯爵夫人结婚，从而成为巴克勒公爵的继父。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汤申德被此书所吸引，萌生了将年轻的巴克勒公爵交由斯密照顾的想法。十七、十八世纪是欧洲高等教育的黑暗时代，由于对大学的不信任，“青年人刚在学校卒业，不把他送入大学，却把他送往外国游学，这件事已经一天一天成了流行的风尚。”（亚当·斯密，《国富论》）因此，当巴克勒公爵从伊顿公学毕业后，汤申德立即向斯密发出了聘约，从而让斯密既有钱又有闲去完成那部不朽的著作，才有了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因此，汤申德虽然未对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做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却是值得后世的经济学人对他心存感激的。可惜，对于大部分经济学专业的人士来说，这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人物。

[size=1em]其实，在历史上，汤申德并不是无名之辈，他被认为是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人物。大英百科全书介绍汤申德是“英国财政大臣，他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措施加剧了敌对情绪，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与美国之间的纠纷就是他肇始的。由于他以殖民大臣的身份从殖民地居民手中夺取了他们人民自己的审判官的权力，最先激起了“殖民地的权利”问题。他还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在1767年强行征收茶税，实际上导致了叛乱。

[size=1em]汤申德1725年出生在英格兰的诺福克郡，自小患有癫痫症。20岁时汤申德毕业于荷兰的莱顿大学——这是荷兰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1575年），培养出了20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与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尼克拉斯·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对双双获奖的亲兄弟。在大学期间，他与另外几名英格兰的青年建立了一个小团体，日后扬名于各种小圈子里。

[size=1em]回国后，汤申德很快就跻身政坛，成为一位才气横溢的年轻政治家。从1749年开始，他任职于贸易部，1755年因抨击贸易政策辞职。此后，他先后在老皮特内阁担任王室司库（Treasurer of the Chamber），在格伦威尔和罗金厄姆勋爵内阁担任主计大臣，在老皮特于1766年再次组阁时担任财政大臣，由于老皮特年老多病，汤申德被认为是能对内阁进行有效掌控的人物。

[size=1em]当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1763年），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因征税争议导致关系紧张，一方强调殖民地自身的权利，而另一方则要加以干涉。面对北美的抗争，当时的罗金厄姆勋爵内阁取消了印花税法案（格伦威尔内阁的《印花税法案》要求北美殖民地的各种印刷品都要交纳1分至50元不等的印花税），同时发布《权利申明法案》，声称“无论在何种事务上”，英国议会都对北美殖民地拥有合法的权力。但汤申德对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实在是看不下去了，1766年10月，他就任财政大臣，决心要在北美找到收入。

[size=1em]汤申德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法案，统称为《汤申德法案》。根据《航海条例》，其他国家制造的产品，必须经由英国本土，而不能直接运销殖民地。比如，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必须进口到英国之后再出口到北美，由于进口的税收和转口的费用，茶叶价格就变得很高，跟其他国家的茶叶相比就没有竞争力。他改变了转口贸易的做法，由东印度公司直接把茶叶运到北美出售，并且把征税税率降低到以前的1/4。在汤申德看来，这样一个减负的征税方案，实际的受益者是北美殖民地，而对英国来说，既保住了面子（对北美殖民地征收的权利），又充实了里子（预计每年会给英国带来四万镑的税收）。但北美抗争的本质并不在于税收征收的技术性问题，而是殖民地的自治传统和权利，于是反而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size=1em]汤申德致力于制定北美殖民地税收计划的时候，斯密正好提前结束他的家庭教师的工作。提前的原因则是由于一个不幸的事件：巴克勒公爵的弟弟在巴黎街头遇刺身亡。根据约翰·雷的说法：“斯密（1766年）11月初旬到达伦敦，随后好像在首都停留了半年。”殖民地的权利和责任的问题，是当时英国政治问题的中心，这既是汤申德一手造成的局面，也是斯密热心研究的一个题目。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斯密在这半年当中的主要活动是为汤申德的税收法案提供智力支持；汤申德作为斯密的粉丝和业余经济学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位专业经济学家的影响，也是不难想象的。难怪后人在谈到汤申德法案给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所产生的的后果时说：“即使会惹怒九泉下的死者，我仍要说，归根结蒂，是专家的意见使我们丧失了美国殖民地。”

[size=1em]无论一个人多么具有智慧或权势，终究也挡不住历史的车轮。汤申德不幸生逢如此波谲云诡的混乱时局，恰身处翻江倒海的漩涡中心，竟以一纸法案而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这个话题太大太重，现在不妨转而来说说汤申德对经济学所做的贡献。

[size=1em]汤申德既不是一位经济学家（顶多是一位业余经济学家），也不曾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但他以每年薪给三百镑，外加出国旅行时的费用以及以后终身领取的每年三百镑的年金这样的优厚条件，聘请亚当·斯密担任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这比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收入（不超过一百七十镑）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终其一生都有了保证。“每年一百七十镑的收入，在当时已是很高的了。以1750年为例，在整个苏格兰，年收入一百镑的牧师不过二十九人，长老会的最高薪俸仅为一百三十八镑。”就算是那项灾难性的汤申德法案，预计从殖民地获得的税收收入也不过四万镑。这样稳定的高收入，方才使得斯密可以心无旁鹭地投入到创作当中。

[size=1em]到十八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渐渐进入“古典派境地”，对于累积起来的浩繁的事实和研究成果，亟需辨真伪、识精粗，从而形成一个体系。在很早之前，斯密就曾说过，一个体系就是一架想象的机器，所要创造的是，要在思想上把那些在现实中已进行的不同的运动和后果联系在一起。在斯密以一己之力耗费十二年完成这项伟大工程之前，《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都已经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涉及，尽管这些内容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分析，但确实是健全的常识。

[size=1em]斯密本人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英国文学课的讲师时，曾经讲授过经济学，倡导自由贸易学说；而汤申德在与斯密接触之前，就具有强烈的自由贸易倾向，他甚至在1754年大笔捐助剑桥大学进行贸易理论的研究，为此提出的第一个题目是“贸易对道德的影响”。剑桥大学对这个课题存有疑虑，最后竟一删了之。汤申德愤怒地进行了抗议：“贸易自由只是使人们成了道德的主宰者。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幸福，全靠这一有趣的理论作指导。贵校禁止人们自由地研究这一理论，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汤申德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努力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这或许是年轻的政治家博取社会声望的做法，但若不是剑桥大学瞻前顾后，完全有可能成为进入经济学领域第一次有效的尝试。

[size=1em]两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往往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欣赏。这很可能就是汤申德选择亚当·斯密的原因所在。选择斯密作为家庭教师陪同巴克勒公爵游学，在汤申德方面，是为了帮助年轻的公爵把良好的素质形成固定的性格，而完全不是出于推动经济学发展的考虑，但在事实上，这个举动让经济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

[size=1em]1764年年初，斯密陪同巴克勒公爵前往法国，开启了近三年的游学历程。在这期间，斯密跟当时法国启蒙运动的诸多头面人物，包括伏尔泰、卢梭等，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魁奈、杜尔哥等，都有直接的往来。这种经历和思想交流，无疑让斯密获益良多。比如，对于魁奈创建的重农学派，斯密是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的：“他不像米波拉侯爵那样认为魁奈比苏格拉底伟大，也不认为《经济表》是能与印刷术和货币的发明相比拟的发现。但是他明确认为魁奈居于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首位，以致曾有这样的打算，如果《国富论》出版时魁奈还在世，便把该书献给这位令人尊敬的法国经济学家。”这次游学因公爵的弟弟遇害而提前中止，但斯密从此成了巴克勒公爵的良师益友，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巴克勒公爵都非常重视斯密的意见。

[size=1em]回到英国后的最初十年，斯密继续致力于完成那部经典。1776年，《国富论》一经发表，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视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诚然，从十七世纪以来，许多杰出人士都在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但是一个全新的框架和体系确是斯密通过《国富论》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因此，亚当·斯密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乃是实至名归。

[size=1em]斯密似乎从来没有使用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个词，但他提供了一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即“看不见的手”——“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与此相应的，则是各项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各项政策，比如自由贸易、自由放任以及殖民政策等。

[size=1em]汤申德高薪聘请斯密担任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只是出于家庭利益的考虑，甚至有人刻薄地说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派遣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随同公爵旅行，会给自己带来荣誉”。有趣的是，这正好完全符合前文所提到的斯密的说法：“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

[size=1em]休谟在给斯密的信中第一次提到汤申德时，是这样说的：“查尔斯·汤申德被认为是英国最聪明的人……汤申德先生是一个被人认为没有定见的人。”汤申德的外号是风向标，意指他变化无常的特点。当时有一个段子说，有一天，汤申德肋部疼痛，到底是左肋还是右肋疼，很遗憾，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在聘任斯密这件事情上，他竟然在几年间毫不动摇。也许，冥冥之中，上天有意让汤申德成为助推经济学发展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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