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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国人是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继续推出系列问卷访谈“谈疫录”，以此了解和倾听不同知识分子的疫情生活、阅读与思索。
第七期，凤凰网文化对话教育家刘道玉。刘道玉于80年代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一职，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首创并推行了一系列高考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等，都为全国所瞩目，从而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一度再现了“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说法。
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刘道玉身体常遇问题。处在灾难中心的武汉，他严格遵守的生活作息也被打乱。但不论是年迈或者疫情，都未曾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阻碍——在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份对外界的关注与思考。对于疫情期间的诸多荒诞现象，刘道玉提出了自己尖锐的批评，一如当初在教育领域的拓荒，同样具有力量，且不乏鲁迅式的振聋发聩：“国人是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刘道玉，教育家，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曾在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恢复统一高考起到很大作用，80年代任武汉大学校长，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
“国人是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中国近现代没有这种自由、民主、尊重人格和隐私的辩论，动不动就是围剿，写匿名信攻击人身，扒人家的隐私。”
记者： 疫情期间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和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这场疫情对您最大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
今年年初，武汉爆发了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我身处疫情的中心，自然不能置身度外。这场疫情来得既突然又异常诡谲，开始人们没有思想准备，不免有些惊恐。我是经过许多风浪的人，对疫情担心，但并不恐慌。但我对见识迟、行动缓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惊讶和不满。我对罹难的同胞万分同情，对在抗疫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警察和建筑工人和物质供应的人们表示敬意！
对影响最大的是打乱了我的工作和生活规律，平常我严格坚持85433的作息时间，即每天保证睡眠8小时，步行5公里，写作4小时，吃好3餐饭，早中晚做3次自我保健按摩。可是，疫情爆发后，这个规律完全打乱了，至今也没有办法恢复。但是，我的写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已经完成了31.5万字第二本自传《其命维新》写作，此外就疫情为报刊写了3篇文章，现在又在《爱的教育》书稿增添部分文章。
记者： 居家隔离期间都看了 哪些书？ 您认为什么是一流的书，什么又是末流的书？
我勉强算是一个读书人，一生60多年都是读书、教书和写书。可是，进入85岁以后，视力低下，我不得不蓄力，只有在必须时才用放大镜看最重要的资料。但是，我可以向读者推荐几本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书，它们是美国哈钦斯著的《乌托邦大学》，德国福禄贝尔著的《人的教育》，沈宁著的《培育自由-美国教育考察笔记》，华姿著《特雷萨修女-行走中的爱》，傅佩荣著《哲学与人生》等。我只读好书，自然就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书。
刘道玉书单
记者： 疫情带给您什么新的思考？
这次疫情可能是我国近百年历史上罕见的，因此它也极大地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我认为有三个问题是值得警惕的，否则可能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十分不利的。
一是关于民粹主义膨胀的问题。有不少人盲目自大，自我标榜，以为中国什么都好，而西方帝国主义什么都不好。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制造模式或中国抗疫模式，都只能适合于中国，任何一厢情愿的妄图向外国推行，都是行不通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无论是人均资源或是人均产值，都没有任何优势。
二，如果我国被孤立了，一个缺乏原创性的国家，哪里还有什么中国制造？
第三，抗疫模式问题、方方日记问题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的父子反目、夫妻离婚、朋友断绝往来，等等。他们这些“辩论”习气怎么来的呢？我只能从中国思想文化先天缺失寻找原因，这就是中国没有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欧洲启蒙领袖之一伏尔泰说，我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就是欧式的讨论和辩论的优良风气，而中国近现代没有这种自由、民主、尊重人格和隐私的辩论，动不动就是围剿，写匿名信攻击人身，扒人家的隐私。这一点，在科学研究中也有表现，致使我国从来就没有真正民主的、实质性的学术讨论，那些所谓的论坛和高峰论坛，都只不过的装门面和走过场而已，这就是我国科学理论落后的重要原因。国人是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否则我国永远难于屹立于世界先进科学之林，也难于建成世界文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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