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回应国家统计局:房价是灰色收入最好例证-经管之家官网！

　与本文对论：统计局网站刊文质疑“5.4万亿元灰色收入”数据　5.4万亿“灰色收入”论战升温
　　国家统计局网站昨日刊文称该统计数据偏高
　　日前，学者王小鲁测算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国家统计局网站连发两篇署名文章，称上述统计存在偏颇，推算结果明显偏高。昨日，王小鲁又就此做出回应。
　　王小鲁：灰色收入5.4万亿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表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提出，2008年中国的灰色收入达到5.4万亿元，这个数据将人们的视线再次引到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上来。这份报告得到的数据与官方统计数据相差很大：2008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应为32154人民币，比官方数据高出90%。但这一大幅度增加主要是被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拉高了，而高收入居民未纳入统计的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灰色收入。
　　“隐性收入”被王小鲁定义为从他的研究中估算出来的全部家庭可支配收入(2008年是23.2万亿元)和官方统计的家庭可支配收入(2008年是14万亿元)之间的差异。在2008年“隐性收入”有9.3万亿元。“灰色收入”被定义为他估算的可支配家庭收入，和由经济普查中估算的资金流量为依据，计算出来的可支配家庭收入(2008年是17.9万亿元)，在2008年“灰色收入”的金额是5.4万亿元。
　　王小鲁指出，中国存在着如此庞大的“灰色收入”也意味着整个经济规模实际上更大，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更低，收入差距更大。
　　统计局回应：推算结果明显偏高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网站连发署名文章就居民收入统计与调查方面的问题做出回应。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施发启博士在文章中称，该测算结果在调查样本、计算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最终的推算结果也明显偏高。
　　文章认为该调查样本量太小，代表性不足。该项调查共包括家庭样本4909个，约为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样本量的7.6％。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王有捐在文章中说，该项研究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恩格尔系数法”在当今中国似不足以作为推断居民收入的主要依据。当前中国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相比变动较大，而且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不能单把这一变化归结为收入因素一方面的影响。
　　王小鲁回应：房价是最好的例证
　　王有捐以房价为例，质疑王小鲁通过外部数据验证隐性收入的严谨性。就此王小鲁指出，按国家统计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10倍左右，住房市场却持续火爆，这始终是国内外研究者面对的一个不解之谜。
　　王小鲁称，唯一能够作出解释的是，部分高收入家庭的统计收入远远低于实际收入。 (来源：广州日报)
　　灰色收入来源一：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
　　行政审批金钱化、收费过滥、“不给好处不办事”等现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市场有缺陷，需要政府干预是无疑的，但行政审批过度会造成扭曲、浪费和腐败。经验表明，行政审批规模与审批寻租和社会成本成正相关关系，即审批越多，寻租腐败发生越多，社会成本越高。”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来源二：财政预算漏洞
　　财政资金通过“条条”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
　　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高达1.3万亿，即使是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2008年，这一数字仍到达了9600亿——地方政府公司化之后，如此巨大的非税收入脱离预算管理。
　　灰色收入来源三：土地出让、征地补偿等土地收益流失
　　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10万元，合计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灰色收入来源四：垄断行业福利待遇收入
　　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4至5倍甚至更高，对于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工资差距来说，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并非是主要的决定因素，这些垄断行业的员工素质、平均学历高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但是它仅仅也就解释1/3的差距，造成工资差距的2/3的原因是垄断带来的。[附：石油行业工资单]
　　财经专栏：刘杉：“灰色”收入还是“隐性”收入？
　　由于存在制度缺陷，这使得隐性收入得以广泛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在努力获取隐性收入，只是因为各自占有的资源不同，获取隐性收入的能力和数量不同罢了。
　　要解决隐性收入问题，当然需要深化改革。首先需要改革要素定价体制，让市场来决定要素价格；其次是改革政府体制，减少管制，从而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第三是改革财税体制，其中既要建立合理税制，也要让预算透明化，以减少公民的纳税厌恶情绪。[详细]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