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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商品的价值量
政治经济学商品的价值量◆商品价值量 商品的价值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商品价值的质即实体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商品价值的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量则是按劳动时间来计量的。 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商品价值量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商品的价值量同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密切相关。商品价值量是以简单劳动为尺度计量的，复杂劳动等于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实现的。 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同时，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第一次确定了什么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阐明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从而为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这部分内容在政经历年真题中考察的比较多，也请同学们多注意区分与掌握。 1995年单项选择题：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是在 A．同类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B．不同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C．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D．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解读】本题考查商品的价值与价值量这一知识点的内容，测试考生对商品价值量决定的理解和掌握，属于基本知识考查。这道题相对比较难，这是因为考生复习时一般只掌握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命题，但却没有进一步搞清楚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怎么决定，这道题就测试这一基本知识。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同类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竞争的结果形成同类商品的社会价值。所以，正确答案是A。 1994年单项选择题：投入某种物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量不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之间，两者的变化表现为 A．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不变B．商品数量不变，价值量增大 C．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减少D．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增大 【解读】本题考查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这一知识点的内容。劳动生产率是具体劳动范畴，这样，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仅仅影响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即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商品数量成同方向变化。其次，既然劳动生产率是具体劳动范围。因此，无论劳动生产率的高与低，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不变，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却可以通过影响单位时间内的商品数量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这样，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数量的增加，单位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时间即价值量必然减少。所以，正确答案是C。 2008年多项选择题：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会使 A．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B．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增加 C．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不变D．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提高 【解读】本题考查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这一知识点的内容。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同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所以，当部门或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即使用价值量增加，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所引起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运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对立运动的表现形式。因此，正确答案是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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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几届全国政治经济学会议的批判性评估
第一届在贵阳（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第二届在沪和常熟（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第三届在河北廊坊的（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我均参加了。第四届在南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大会递交论文入选因身体患病未予会，今年10月16号开始在蓉川大的即将召开第5届全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也是递交论文入选因身体康复之中未能前行。但是，今年五月在清华的演化经济学年会因家人相伴成行，9月在蓉西南财大的第19届马列经济学说史我孤身冒险参会了，论文在摘要和光盘中排列在前五位，可聊以自慰。这几年下来，不能说是两手空空，起码白花花的银子是花了出去，还有数个代表证以及机票、车票以及N张未能报销的票据以及旅游门票更以及旅游特色产品；此外有斩获的是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以及各地风味小吃。还有两次分别在日本北海道的山根县以及法意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年会）年会未能与会。原因很简单，要花美元和欧元，家里的财政主管向我重申最严格的财政纪律和原则，即国内可以国外不行，还要履行财政申报、审批与报销制度。在入情入理的说服教育后，我主动放弃。与国外的论文报告会相比，我们的年会是一个放松休闲、超级茶馆或者是神仙会。感兴趣的诸君，我给一个链接。二者水准和素养如何，立刻顿显。hhttp://doctornie.blog.sohu.com/147157335.htm。l学术报告会（report）一般是指由学校科研机构请某一领域内做出较大成绩的学者就当前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归纳总结，并以报告的形式传输给听众。鉴于学术报告会大家最常见的形式，因此，这部分大可以节省笔墨，节约时间。，国外的学者的报告会一般以方法的介绍为主，从一个小的题目切入，很少有围绕热点大谈特谈的。论文研讨会（seminar）的深度和专业性就变得明显了。顾名思义，论文研讨会就是由作者对自己的成果进行简单讲解，然后由对此领域感兴趣或者有建树的同行进行评议。之后，作者吸纳同行的建议对论文进行完善。常见的论文研讨会有学术年会（就经济学领域来说，有大家熟悉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以及已经举办了五届的中国经济学年会等）。学术对话：和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对话相区别，这里所说的学术对话是指由固定的几个学者或者师生围绕某一话题以午餐会或者咖啡座的形式进行对话，探讨科学研究的真谛。并在成熟后，把对话的内容结集出版。比较学术报告会而言，学术沙龙的规模一般较小，而且举办时间固定，一般每周一次或者双周一次。形式上比较灵活，可以采取邀请几个学者就某一话题从多个角度进行简单（一般是10-20分钟的讲解），之后是师生的互动；也可以由学生采就某一话题进行辩论。论坛（forum）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学术讨论的形式。有意思的是在牛津词典的辞条中，论坛是指（古罗马）**的场所和地点。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加大，同时也是现代科技的普及，采取公开的**的形式变得成本高昂，而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工具，论坛变得活跃起来。批判性评估之一：政治经济学会议的“中国”特色我从不在会场拍照。原因很简单，看一下主席台标牌和在台下就座的排列次序即可。学术的行政化官员化和会议的级别化那是相当的隆重。相比之下，梁山108位好汉的座次倒是小儿科了。封建的君君、臣臣是没有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深入血液中，规矩是万万乱不得的。批判性评估之二：经济热点与理论热点的弄潮儿中国人的学术行为中扎堆和庙会的和老外逻辑中的集中度以及主题词频率是一码事。不可儿戏，没有这个扎堆真的会弄出人命的，我绝非戏言。赶场应景的其景气指数可谓是中国经济学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宏观指数。批判性评估之三：玩学问与真实的经济问题“后”们自谦的说法是玩一下经济学，就像去玩一下蹦极、轮滑或者奔走族一样。论文选题、课题自然也有此成分。诸位肯定比我更熟悉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他自称是欧洲三个第一，美男子、最棒经济学家和最好的骑士。我个人认为他的经济分析史是最好的。他的巨著是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百宝箱和超级资料库。斗转星移，他倘若地下有知，看到今日的分析技术，绝对会咸鱼翻身。太雷人了，只剩下数理和计量老两样，并且“后”们还不会得生理性厌食症，百吃不腻。在一个智力游戏世界做模型和玩电玩有区别吗？大约都属于强迫性成瘾机制。但是，现实中我们并不缺乏真实的经济问题。例如，新老三农问题、资本竞争问题、微观资本结构问题、宏观资本结构问题、灰色产业链的规制问题、国内热钱游资问题、自然灾害的外部冲击问题、货币资本最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内生冲击问题、多重非均衡体系、人力资本再生产问题和所谓的城乡一体化问题以及所有制新实现方式等等。批判性评估之四：理论虚假“创新”与方法论的贫乏现在诸多经济学论文以及专著的解释力大家已经看到了，都八年了，别提他了。一个经济学智力底下的证明在于走综合、融合和创新之路。马克思在《全集》40卷中有一段话,他们“还称意见为假设，并断言，它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这取决于在它上面是增添还是减少些什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明显性而得到证实或者被驳倒。要是假设得到证实或者没有被驳倒，它就是真的，反之，要是没有得到证实或被驳倒，那么它就是假的。”再比如，“自然法是一种求得互不伤害和都不受害的［对双方］有利的契约。”还比如，“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物的总量。”最后，有一个说法：“宁肯听信关于神的神话，也比成为物理学家所主张的那种命运的奴隶更好些。因为这种神话还留下个希望：我们由于敬神将会得到神的保佑，而命运本身却包含着确定不移的必然性。”它可以构成一个标准的参照物。问题是，当学科变成一种宗教般的信仰，我们只会听到心诚则灵和不诚则不灵的农村老太太式的套套逻辑。关键在于琼罗宾逊的马经和西经之间的互为镜中我与外部打通论靠谱吗？两种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规范分析以及价值体系、内在的逻辑体系可以融合吗？我认为存在一种内部打通论。是否最终找到？全在于个人禀赋、机缘、缘分和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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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禾主编《政治经济学概论》再版序言
徐禾等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一部公认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本教科书准确而精练地阐述了《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普及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该出版于文革时期的1973年，以后再版多次。2011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张宇教授应约撰写了这篇序言。徐禾等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一部公认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本教科书准确而精练地阐述了《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普及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该出版于文革时期的1973年，以后再版多次。2011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张宇教授应约撰写了这篇序言。《政治经济学概论》再版序言张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徐禾等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有着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普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1]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也被大量翻译出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和研究不断深化，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是苏联编写的，最初流行的是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只含资本主义部分），后来流行的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导、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于1955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会在实践上反映出来，当时的经济体制也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做法。这种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2]。从（这个字删除）1958年11月，毛主席建议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强调：“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3]。他对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意见，既肯定其正确的方面和重要意义（这几个字删除），同时指出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4]表达了对苏联教科书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被提出来了。20世纪60年代初，在有关部门组织下，全国多所大学和党校开始编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其中，徐禾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最具代表性。《政治经济学概论》是1960年接受任务开始编写的。编写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徐禾为主要组织者，同时联合了多个高等院校的师生参与其中。编写组全力以赴、夜以继日，苦干三年，终于在1963年完成书稿，随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册刊印为校内使用教材。1964年人民出版社决定正式出版该书并排了清样，但由于某些原因被搁置了9年，直到1973年该书才得以面世。那个时期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著作是非常少的，徐禾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当时党政干部和工农兵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教材，也是恢复高考后的几届文科大学生必备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许许多多的干部和学生就是在这部教材的指引和启蒙下，走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殿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很多，《概论》所阐述的内容主要是《资本论》的原理，可以说是《资本论》的缩写和通俗讲解。不过，我们切不可以为，这是一件依样画瓢的简单工作。相反，准确地解读经典从来都是高难度的复杂劳动。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博大深邃，逻辑严密精细，知识包罗万象，内容浩繁厚重，而且手稿和版本众多，这本书的难读难懂是出了名的，以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不得不事先提醒读者，“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另一方面，《概论》的编写正值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后来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工作中不时遇到各种“左倾”思潮的干扰，还经常遭受到物质匮乏的侵袭，这也给教材的编写带来了很大困难。在那样复杂和艰难的的历史条件下，徐禾和参与《概论》编写的同志们确立了这样的指导思想：严肃认真，细斟慢酌，不能把《概论》写成一本充满书卷气的《资本论》解释，同时，也不能往里填塞经典作家们所讨厌的“革命废话”。也就是说，必须把高度的革命性与高度的科学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在文字风格上则要力求准确鲜明和适当的通俗，使初学者易于接受。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确立并坚持这样科学的指导思想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也需要远见卓识。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依靠编写者们治学严谨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扎实广博的学识，克服了重重困难，《概论》的写作终于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以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大家普遍认为，这本教材在有限的篇幅内较好地叙述了《资本论》的基本内容，概念准确，结构完整，文字流畅，说理透彻，是一本高水平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本书迄今已经发行逾百万册，被许多院校广泛选用,并出版了日文版和德文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概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的一个光辉典范。需要指出的是，《概论》在致力于对《资本论》的理论作通俗化阐述的同时，还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派观点做了深刻的评述和批判，同时对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特点和腐朽性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些工作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当前的观点看也是站得住脚的。此外，即使是对《资本论》的通俗化阐述，《概论》也没有陷入人云亦云或泛泛而谈的俗套。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资本论》是以商品为起点展开其逻辑进程的，以商品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是马克思长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成果，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特有的方法。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只有这样一段简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为了说明其中的道理，《概论》专门设立了一节即“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并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和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等经典著作对这一问题的说明，从现象与本质、简单与复杂、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中，对商品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起点的这一观点做了清楚的说明。上述例子在《概论》中并不鲜见，实际上，《概论》的全部内容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本论》深入研究之上的。至1973年第一次出版发行以来，《概论》已再版多次。与以往一样，此次再版除了个别文字作了修改之外，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悉照原样未予更动。存以甘棠，去而益咏。30多年过去了，《概论》的价值和魅力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式微消褪，《概论》所秉持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思想历久弥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在帮助我们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也表达了我们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敬仰。[1]《列宁选集》第2卷，42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06页。[3]同上，第7页。[4]同上，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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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视频课程 西南交通大学 41课 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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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朱海就/文到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经济学”通常都叫“政治经济学”，边际革命以后，特别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以后，“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不大有人使用了，一般直接叫“经济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又出现了，它的内容和古典经济学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大不相同的。在本文中，我们将比较这两种政治经济学，但更重要的是要提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构想：以“人的行为”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没有行为人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是以“理性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将提出的是以“行为人”为假设前提的政治经济学，它还没有引起注意。古典经济学家最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时国民财富的增长，二是财富的分配，斯密尤其关注第一个，在《国富论》中他说“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分别探讨了这两个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对人做出具体的假设，他们的研究不是从个体的人出发的，或者说他们强调的是人的“劳动”而不是“人”本身，把劳动和人剥离开来，包括斯密对“经济人”的处理也是这样，因此，把“人”视为“生产要素”（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共同特征。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冠以“政治”，但与“政治”的关联性其实不大，如果说还有些联系的话，也许是有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研究的是宏观问题，不再是古希腊色诺芬考察的家庭或奴隶主的庄园的管理问题；二是的确探讨了国家的经济政策与财富的关系，如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不同认识，斯密的自由主义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思想等等都是与政治有关联的。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较多的关注物质的财富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分配及交换等问题，而没有从经济现象的分析中抽离出一个能够应用于政治问题中去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或方法，并且他们把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把政治视为经济活动的背景，尽管这个背景是重要的，但不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所以，他们创立的古典经济理论不能拿来探讨政治议题。虽然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当时的政治环境的确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如自由贸易的主张和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说之间的联系。十九世纪末边际革命之后，方法论主观主义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主义，个体的人在经济学中首次有了位置，在主流经济学中他是以“理性人”的形式出现的，“理性人”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思想。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把理性人与均衡、最大化结合起来，构建了一套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方法。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这套以理性人思想为基础的方法，不仅可以应用到经济问题，也可以应用到政治议题的分析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就是它在这一领域广泛使用的体现，经济学在政治领域开拓疆域，导致一些新学科的出现，如公共选择理论，如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以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主流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领域的理由在于他们认为，ZF官员的行为同样是符合“理性人”假设的，因此，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民主选举、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官员政治及ZF失灵等等问题。对规则的研究，如法律经济学等，也属于这一类经济学的应用。在新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类似性还在于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如要解决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ZF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此就需要有一种机制监督约束ZF官员，尽可能地减少寻租等腐败行为，这就产生了类似于在“企业”中需要解决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区分，尽管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对它们实现了统一，但是仍然把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的活动，它们处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不少新政治经济学学者甚至认为“政治”是“经济”的前提，比如经济活动需先解决好政治权力的配置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不仅用统一的方法分析政治与经济，对“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不加区分，把人为设置的隔板拆除？奥地利学派以“人的行为”为基础的方法或许可以做到，和新政治经济学狭隘的“理性人”假设不同，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真实的人：行动的、创造性的人。根据这一行为人的假设，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没有根本区别，都是“人的行为”。根据这一思路，最重要的是保障行动的权利，其他的权利是在行动的基础上不断获得的，因此，政治意义上的权利显得多余。换句话说，保障政治权利的问题，让位给了权利的市场获取问题。它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如何有好的政治（如民主制度），去保障个体的权利，而是如何通过个体自己的行动及个体行动的结合，去扩大个体自己的权利。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有市场失灵，所以需要ZF替代市场，或存在ZF失灵，所有需要设计更好的政治制度去解决，这种观点隐含的前提是“好”的ZF（如民主ZF）是必需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使好的ZF有可能”的问题。但从“人的行为”的角度看，我们要问，好的ZF真的是必需的吗？何不把ZF官员的活动都转化为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活动呢？因此，和新政治经济学限制、约束和监督ZF，诉求ZF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这一出发点不同，这一方法考虑的是有没有可能更好地利用人的才能及其协作扩大个人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消解ZF的权力，这一目标和新政治经济学是完全两样的。如不同个体的行为能够实现自发的协调，那么就无需借助于ZF的协调，单独的政治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某种程度上这是回归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问题，只是斯密只是把它用于经济活动中，而我们把这一思想应用于普遍的人的行为。人的行为的协调，如果不是利用ZF有形的手的话，那么就是借助于规则了。这样，政治经济学不再聚焦于“ZF”与“ZF官员”，而是聚焦于“规则”问题了，或者说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再是“政治”问题，而是普遍意义上的规则问题。虽然，新政治经济学也强调规则，但是，与新政治经济学强调人为地设计好的规则，以约束ZF，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不同的是，我们是要探寻市场经济中长久以来形成的那些基本原则，特别是法律、道德等，因为正是这些规则，实现了人的才能的充分发挥及其协调，从而使个体的权利不断扩大。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发现，斯密探讨道德伦理的《道德情感论》一书比《国富论》更象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学的作用，除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的探寻、发现和研究外，还有两项重要的内容：一、比较现有的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指出现有的制度在哪些方面违背了基本的原则，从而需要予以改进，这与新政治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后者通常是要设计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优制度；二是维护这些基本的原则。这两个方面都属于应用层面，这样，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学视为“应用经济学”，即为那些那些有志于改革事业的政治家和人们提供思想资源和可操作性建议的学问。当然，它准确地说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因为奥地利经济学是真正把规则作为研究的核心，并且不区分经济的规则与政治的规则，而只讲普遍意义上的行为规则，在奥地利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特殊的经济活动的规则或政治活动的规则。这一以“人的行为”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容纳新政治经济学，因为新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那些规则问题，可以放在前者那个更大的框架下讨论，新政治经济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前者在特定条件（理性人、均衡）下的应用。上面根据“没有行动人”、“理性人”和“行动人”三种行为人假设，探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它们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古典经济学的“国富民强”、新政治经济学的“民主政治”和以人的行为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由”。对中国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那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未来的发展更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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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导论
本学期给山西大学经济学专业2014级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将不定期把课件及参考资料上传本论坛，供同学们下载学习。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室梁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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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未来展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未来展望大卫•科兹（美国麻省大学经济系，纽约01003）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及历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及运行规律。他们提出生产关系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代基础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是他们着重剖析的对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资本家通过剥削雇佣工人获得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点；第二，资本积累的作用是具有两面性的；第三，资本主义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会给社会带来苦难甚至战争，从而最终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第四，资本主义会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这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代价；第五，资本主义导致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包括劳资矛盾及其他类型的阶级斗争；第六，资本主义最终将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代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从它诞生之后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激发并指导了自19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之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变得越来越有可能的情况下，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政治经济学原理，发动了十月革命夺得政权，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经过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最终的胜利，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政治经济学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胜利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欧、中美和东亚蓬勃发展，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开启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当然，在实践中也会有挫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又倒退回资本主义；同时，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重新流行起来，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遭遇失败。不过政治经济学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现象。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近来所取得的成就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在包括美国在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再次兴起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新一轮研究热潮。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普遍地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理解当代社会的最好的办法。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种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第一，运用数理方法对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与研究。在21世纪的今天，数学自身有了巨大的发展，数学的应用领域也变得非常广泛。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这些成果，加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应用。因为，数学方法的使用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准确地反映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例如对剩余价值率的推导，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并进一步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及其积累趋势。另外，数学方法还能够用来论证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第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新发展。与仅对生产做技术分析的古典经济学或新李嘉图学派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不同，强调劳动过程是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派的最重要的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能正常运转是其内在结构性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核心就在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必定存在一种资本剥削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前劳动过程的具体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在当前特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及其本质特征。第三，经济危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剖析，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相关理论。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很稳定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严峻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第四，对少数民族及妇女的歧视理论。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家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少数民族及妇女受到歧视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第五，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理论。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获利是非均衡的，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及资本自由流动并没有为他们带动发展，相反却使他们陷入自然资源被掠夺和相对与发达国家而言更加贫困的局面。第六，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世界经济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自由贸易区、贸易同盟、资本市场国际化、经济调节国际化等使得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课题。第七，关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系统的社会经济调节理论。当前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经济调节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展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指导地位，中国的学生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而西方则是由学生根据其兴趣自由选择。作为政治经济学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不断地向前发展，并且必须不断地为人们理解当代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深刻而透彻的分析。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公共政策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有为的人才加入我们的队伍中来。政治经济学应该能够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提供帮助。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外贸依存度过高问题。中国ZF已经意识到对出口的高度依赖性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并且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其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政治经济学可以在三个层次上为我们提供答案，首先它可以用来理解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下出现高外贸依存度的必然性；其次，政治经济学可以用来为克服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并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与政策指导；最后，政治经济学还可以用来说明阻碍当前制度及政策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并为克服这些障碍提出建议。第二，中国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中国已经从亚洲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国家发展成为收入分配不公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政治经济学应该能够说明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并能为扭转这种现状提供相应的制度及政策建议。第三，中国工人面对的相对较低的工资和艰苦的工作条件问题。政治经济学应该能够解释导致当前的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第四，中国大城市的高房价问题。当前房地产引发的资产泡沫问题在中国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许多中国年轻人抱怨说负担不起日益升高房价。政治经济学应该能够分析说明资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五，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1978年之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可能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此后，市场经济及私营企业再次在中国经济中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为中国带来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但是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怎样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政治经济学可以回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向共产主义转变这个问题。第六，如何分析世界经济的问题。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我们希望政治经济学不仅被用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且被用以分析世界经济。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只是被用以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所以，当前正是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及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大好时机。如果政治经济学家们能够解决以上提出的以及当前出现的其他问题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研究将会吸引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加入，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相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将会对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在中国及世界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作者简介：大卫•科兹，男，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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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马院政治经济学
人大马院政治经济学硕士是经济学硕士学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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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2011）--亲身实况后附带此次年会的详细流程和内容！！！
2011年10月15日（今天上午），第五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在四川大学隆重开幕。来自全国10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当前政治经济学界的前沿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唐永进教授、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李虹教授，本届年会主席、中国社科院王振中教授和复旦大学史正富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年会秘书处总干事、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张衔教授主持。唐永进副主席在开幕式中致辞，对本次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它对于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作用。他希望与会专家能够各抒己见，通过研究和讨论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常务副校长李虹教授在开幕式上代表四川大学对参加此次年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式，第五届政治经济学年会的召开对于如何抓住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更好的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提到，长期以来，经济学一直是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也历史悠久、传承厚重，并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同时希望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四川大学和经济学院，共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盛举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陶宏副教授代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全体师生向不辞辛劳、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说，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自创办以来，总是以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题，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搭建了高水平的开放互动的交流平台。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继承和发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大精神，学院各项工作取得了历史性、跨越式的长足发展，在本届年会中，也一定会尽己所能，做好相关服务工作，为年会的胜利召开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本届年会主席王振中教授讲话下午的第五分会场。开幕式后，复旦大学史正富教授，重庆工商大学杨继瑞教授，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以及国防大学卢周来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中国发展道路：三维的中国市场经济”、“重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复归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超越国有民营、推进分类改革”的学术报告。西南财经大学赵磊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杨思远教授就报告进行了点评。本届年会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等8家年会理事单位共同主办，由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旨在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加强政治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本届年会入选论文80余篇，设有8个专题分会场。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的160余名专家学者将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劳资关系，土地、住房和三农问题、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比较经济理论等前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此次年会是政治经济学界的一次盛会，它为广大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的师生搭建了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平台，同时也对我国更好更深入地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加强政治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年会的详细流程和各位学者的主讲内容：开幕式及学术报告：10月15日上午地点：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三教演播厅报告人：史正富（复旦大学）中国发展道路：三维的中国市场经济杨继瑞（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蒋永穆（四川大学）经济人假设的复归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卢周来（国防大学）超越国有民营、推进分类改革分会报告：10月15日下午分会一：主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地点：望江校区基础教学楼A座401分会二：主题：中国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地点：望江校区基础教学楼A座403分会三：主题：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地点：望江校区基础教学楼A座404分会四：主题：劳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地点：望江校区基础教学楼A座407分会五：主题：土地、住房和三农问题地点：望江校区基础教学楼A座408分会六：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问题地点：望江校区基础教学楼A座411分会七：主题：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地点：望江校区基础教学楼A座412分会八：主题：比较经济理论地点：望江校区基础教学楼A座414闭幕式及学术报告：10月16日地点：东三教演播厅报告人：白暴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微观机制：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丁任重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新时期我国民营经济的转型张衔教授（四川大学）我国现阶段劳资关系的实证分析李建德教授（江西师范大学）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变迁冯金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为什么转形问题是个伪问题韩立新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的日尔曼式发展道路：来自马克思《大纲》的启示葛扬教授（南京大学）《资本论》研究的研究：基于2000-2010年我国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朱富强副教授（中山大学）收入分配的经济学意义资料来源: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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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军：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美债信用危机
标普下调美国主权债评级，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股市几次探底。标普表示，“华盛顿存在功能紊乱的政治文化是导致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如何看待此次美债评级下调引发的经济震荡？北京哈佛大学校友会会长、北大ZF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这次美债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傅军：危机这个字有一点言过其实，危机给人的感觉是事先没有想到。至于国债的上线应该是多少，本不应该是一人说了算，这是宪政民主的一个核心。对于这个问题，这次美国两党不同立场的博弈是在事先设定法律的程序和时间内展开的，说明并不是事先毫无准备，束手无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一个最高效的经济体在理论上是清晰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诺思所言，那就是ZF的管理成本正好等于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找到两者之间的界线呢？因为人类知识的有限性，谁也不能代表上帝并声称最终掌握了真理，看来只能是不同观点之间有程序的博弈了。美国治国精英是明白这些道理的，所以他们在法律上做了相关的预设。这些政治经济学背后严格的逻辑和数理，往往很难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有效和精准的转达。现在美国的经济问题的要害是什么？它的问题是多年来寅吃卯粮，消费太超前了，不光是美国ZF，还有美国民众。这个习惯必须要改。从这点看，给主权债务定个上线更是必要了，尽管设定的政治博弈过程很痛苦很惊险，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投资者信心，进而负面地影响经济，但那更是短期的。从长期看，我更相信这个坏事会变成好事，因为它是对诺思所说的那条合理界线的一个强烈警示和回归。设想一下，如果美国不设定国债的上线，两党之间和民众之间一团和气，美国经济会更好吗？在政策的操作层面，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短期削减赤字不宜太快，因为经济体本身比较虚弱，不能排除再下滑的风险，即所谓二次探底，因此也不能排除启动QE3；但是长期必须消减赤字，并使过分膨胀的虚体回归实体。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回归到更绿色的实体。如何把握和平衡好短期和长期的政策效应无疑很具挑战。这次债务危机至少是增加了紧迫感。经济观察报：从全球政治经济角度来看，美债危机的影响是什么，特别是中国？傅军：也许许多人的直觉反应是减持美国国债，但是我认为不易过急。理性地看，全球化已经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地提高了。一个国家经济好坏会影响其他国家经济表现。就中国而言，多年来我们经济发展战略是出口导向型，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虽然程度不一，但是中美经济彼此相依。这时如果中国过快地减持美国国债，首先伤害的是美国，其次伤害的是自己。中国需要时间来再平衡出口和内需的关系。因此就眼下看而言，中国更合适的政策也许是不增持也不减持国债。其实中国的政策选择空间也不大，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在更好吗？09年初我在意大利举行的G8罗马国际预备会议上就说，全球范围内发达经济体正在从一个被夸张的高均衡点调整到一个正真体现其生产率的均衡点上，过程将是痛苦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增长将是“L”的形态，它们面临的挑战估计比上一次经济大萧条还严峻。对此中国必须做好准备。现实中我们面临的困惑是，主权国有主权ZF来管理各自的市场。但是从全球政治经济的角度看，说到底全球是没有一个超主权的ZF来管理全球市场的，特别是金融，市场是全球的，规制大体是有国界的，剩下的是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给定这种国际关系学者所谓的“无ZF”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至今扮演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因此在理论上，美国是可以通过印钱来还债的，但由此会引发不良后果是通货膨胀，而且通胀的受害者不仅是美国，而且是全球，特别是美元外汇储备多的国家。此次美国主权债务引发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以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是有制度缺陷的，必须加快改革。就中国而言，还必须加快汇率的改革。不然，一旦美国再量化宽松，我们将进一步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经济观察报：标普认为，华盛顿存在功能紊乱的政治文化是导致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如何看待美债评级的下调？傅军：国家强大最终在于强大的社会；同理,国家富裕最终在于富裕的国民。一国可持继的强大必需基于正反馈和负反馈双途径的畅通。近代史上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强国,部分显示于这次ZF与标普的关系。标普让ZF不爽,ZF对它也不能咋样。从正面看，标普这次对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应当看成是一剂清醒剂。眼光稍长点,给美国主权信用降级会增加美国戒除寅吃卯粮的压力,暗含了坏事变好事的逻辑。市场应淡定。我认为，虽然降级会造成市场短期的恐慌，但是投资者在慌乱中套现后一定会想到,现钱还得有个地方趴着,既然全球各地股市都在跌,也没更好的出路,还不如回股市。这是全球股市跌与个别股市跌的不同，因为前者意味着无更安全之处转移货币。美国主权债务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基石,国际利差的计算和投资安全的考量原来是以它为基础的。现在评级下调，基石被撼动了。但反过来讲，撼动归撼动，能找到更好的么？由此，标普的决定也有不足之处的。当标普给美国主权债务信用降级时,可以,但同时标普也应找到基石的代替,不然就尤如讲相对论没有了光的速度。我认为，知识必须成体系，思想必须有工具，不然会出现人们认识上的混乱。最后，在技术上再说一点，标普说“华盛顿存在功能紊乱的政治文化是导致评级下调的主要原因”，但是，标普是在美国两党在允许的时间内达成妥协之后,而不是妥协之前,再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的，这让人觉得决策思路的逻辑不是很清晰。如果要下调，达成妥协之前下调更靠谱些，不是吗？（作者系现任北京大学ZF管理学院教授，《国富之道》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