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http://www.dooo.cc/2014/10/32159.shtml冷战结束之后，单极霸权结构的形成与西方的商业繁荣一度使得许多理论家断言，意识形态政治时代已经终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市场主导的技术治理时代。在欧美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依照其理念，国家治理服务于“自我调节的市场”，而市场将自行生产出社会的繁荣。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在历史上当然没有存在过，在各国国内都不存在，在国际上更不存在，但这不妨碍大量经济学家将其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建构出看似天衣无缝的数学模型。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育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英国女王质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为何没能预测金融危机的爆发。欧美大量大学生对他们的经济学课程提出抗议，这已经引起了多所高校修改经济学教科书。当然，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当代追随者认为自身的理论仍然能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他们看来，问题仍然出在国家干预身上——比如说，美联储罔顾市场本身发出的信号，不断开闸放水，其货币政策给市场带来了极其扭曲的预期，导致一批本该在竞争中淘汰的企业活了下来，风险越积越大，最后产生了总爆发。这一解释在逻辑上看似完美，但只要考虑到哈耶克取消中央银行的主张，我们就能意识到，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如同一套万能的、不可证伪的神学。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按照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取消中央银行，因此，这些经济体如果出现问题，都可以被千篇一律地归结为ZF的错误干预。万能的解释，也就不可能是科学的解释。在危机之前，ZF应该做什么？一位奥地利学派的中国信奉者说，一个健康社会就是每个人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企业投资错了，该跳楼就跳楼，不要找其它理由。这是个多么酷的说法啊！“自我调节的市场”在许多企业主和工人跳楼之后，终究会找到新的平衡点。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自洽的，只要你不在乎自杀的是三百人还是三十万人，也不在乎市场实现“自我调节”之后，一个国家是否永久地失去了支柱产业，是否会被永远地踢出了强国的行列。但是，问题就在于，普通老百姓都有求生的本能，不会像这位学者建议的那样，任由市场的车轮碾过自己的肉体。他们在受挫之后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而是转向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实现自我保护。从纽约到开罗，从爱丁堡到基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在迅速政治化。人们在抗议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或地区占有，而一些绝望者则寻求极端主义运动的保护和慰藉，大国之间的博弈，则使得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正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即便在进入年增长率百分之7%-7.5%的“新常态”之后，其增长率仍令大多数国家艳羡。或许正因缺乏金融危机的痛感，“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神话在中国仍然有众多的追随者，但西方世界的危机多少会在中国国内的辩论中打下其投影。而“面面俱到”的中央文件，则为各派立论都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这边在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边在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就在于，是“为市场而治理”，还是“借助市场而治理”？尽管最高层已经定下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来统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调子，但争论并没有终结。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在经济学系的教学和研究中遭遇边缘化的命运，正是因为“为市场而治理”的思路占据了主流。按照这一思路，ZF如同一个后勤机构，从界定产权和维护交易公平等方面保障“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运用，除了这一保障功能之外别无他求。但是，ZF实际上又从来没有成为过这样的机构，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机构。当那些被市场的力量碾压得血肉模糊的民众伸出手时，一个ZF很难在断然拒绝同时又宣称自己是个民主ZF。而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统摄，就必须紧密关注经济活动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在此，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必不可少，而其长期居于边缘地位，对于未来的实践是不利的。在当下，提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比提供答案更重要，当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类似问题，我们对经济和国家治理的认识，也将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市场与国家的制度演进_Marc Allen Eisner

MarcAllenEisner,"TheAmericanPoliticalEconomy:InstitutionalEvolutionofMarketandState"Publisher:Routledge|ISBN:0415999626|edition2010|PDF|256pages|12.9mb简介：Policydebatesareoftengroundedwithintheconceptualconfinesofastate-marketdichotomy,asthoughthetwoexistedincompleteisolation.Inthisinnovativetext,MarcAllenEisnerportraysthestateandthemarketasinextricablylinked,exploringthevarietyofinstitutionssubsumedbythemarketandtherolethatthestateplaysincreatingtheinstitutionalfoundationsofeconomicactivity.Throughahistoricalapproach,EisnersituatesthestudyofAmericanpoliticaleconomywithinalargerevolutionary-institutionalframeworkthatintegratesperspectivesinAmericanpoliticaldevelopmentandeconomicsociology.ThisvolumeprovidesarichunderstandingofthecomplexityofU.S.economicpolicy,explaininghowpublicpoliciesbecomeembeddedinbureaucracyandreinforcedbyorganizedbeneficiariesandpublicexpectations.Thispathdependentlayeringprocesshelpsstudentsbetterunderstandtheunderlyinghistoricaldynamics,whichprovideaclearersenseoftheconstraintsfacedbypolicymakersnowandinthefuture.Thoroughcoverageoftheentitlementcrisis,globalization’simpactontheU.S.politicaleconomy,andtherecentfinancialcrisisinthefinalchaptersdemonstratetheimportanceofthis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tframework.

2011年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开班（8.8）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作为已有七年历史的国际留学合作项目，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the8thLSE-PKUSummerSchool）于2011年8月8日在北京大学开班。http://pkunews.pku.edu.cn/xwzh/attachement/jpg/site2/20110816/001aa0c1c3a10fb4950c0e.JPGhttp://pkunews.pku.edu.cn/xwzh/attachement/jpg/site2/20110816/001aa0c1c3a10fb4953f11.JPG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360余名师生参加典礼上午8点30分，暑期学校开学典礼在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王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校长StuartCorbridge，暑期学校学术委员会主席MichaelCox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典礼并致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区事务主管BrendanSmith先生主持典礼。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360余名师生参加了典礼。http://pkunews.pku.edu.cn/xwzh/attachement/jpg/site2/20110816/001aa0c1c3a10fb495180f.JPG李岩松副校长致辞http://pkunews.pku.edu.cn/xwzh/attachement/jpg/site2/20110816/001aa0c1c3a10fb4952a10.JPG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校长StuartCorbridge致辞李岩松副校长代表北京大学对全体师生表示诚挚的欢迎，对为该项目的持续发展付出辛劳的两校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他称赞该暑期学校是东西方大学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高等教育领域强强合作的成功典范，希望同学们能在燕园学习新知、收获友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校长StuartCorbridge对两校多年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北大美丽的校园和多样化的学生群体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发展学课程的任课教师，Corbridge教授鼓励学生们积极探索，在多元文化观点的碰撞中促进彼此的了解。本届暑期学校学术委员会主席MichaelCox教授有着多年执教经验，他对今年的课程设置、考试形式、论文撰写等问题为同学们进行了细致的讲解，鼓励大家充分利用宝贵的学习机会，为交出满意的答卷。来自北京大学的杨硕同学作为学生代表，表达了自己对该项目的期待和祝愿，他希望能在课堂内外与老师和同学广泛交流、加深理解，以中国角度看世界，从全球视野观察中国。典礼最后，国际合作部留学生办公室的李可老师就在京生活、签证等事宜为同学们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讲解。据悉，今年暑期学校共开设十门专业课程，课程数量之多为历年之最，且均由两校教授用英文讲授。课程以亚洲和中国视角来解读世界发展，内容涵盖金融、国际关系、法律、企业管理、媒体等诸多领域。在过去的7年间，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名同学参加暑期学校，来到北大学习。学生多来自国内外知名大学、ZF部门、联合国相关机构、咨询公司等诸多领域。暑期学校还为国际学生开设了基础汉语课，并在周末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为外国师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了解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开启更为便捷的通道。

荣兆梓教材政治经济学：第一章导论

关于《政治经济学新解》的商讨

最近论坛《政治经济学新解》沸沸扬扬小，起因在于作者的一个经济模型。我们先来看一下作者认为令人啼笑的经济模型，它真的是可笑的吗？模型如下：假设一个经济体，只有100元的货币，而其所有者资本家拿来投入生产，把100元都付给工人生产了一批产品，而他又心安理得地加上了自己的利润10元，因此这些产品的总价格是110元。工人也很节俭，省下10元作为储蓄，只花了90元。这样一来，资本家110元的货物只能卖掉90元，还有预想中的20元回不来。也就是资本家亏损了：不但没有赚到预期的10元，本钱也折了10元进去。资本家并不气馁，去银行贷回了10元，也就是工人们的储蓄。重新组织生产，又生产了总价格110元的产品，希望能够东山再起，可是他又失望了，又有20元的货物积压下来，手里还是90元，但其中还有10元是银行的，自己的本钱变成了80元，而同时银行里面又收进工人们10元储蓄。资本家决定最后一搏，再次贷款10元，组织了第三次创业，然而一切都不会变化，这次他还有20元的产品积压，手里还是只有90元，其中本钱70元，银行借的20元，而工人的储蓄也达到30元了。现在盘点一下，资本家手里有本钱70元、20元银行借款、60元的积压产品；工人们在银行存了20元，手里还有10元没来得及存银行；银行有资本家20元贷款的凭证，等着收取本息。　　到目前为止模型并没有致命的漏洞，虽然里面的资本家比较愚蠢，明知道卖不完，还是要生产100元的货。而且第二次贷款应该是20元，可能是笔误。作者做了如下分析：资本家觉得市场太差了，需求怎么都不够，无法盈利，只好不干了，拿走90元跑路；银行倒是可以拿资本家留下的总计60元的积压产品，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也卖不掉，他连本带利，账面损失22元，只好倒闭；工人发现老板跑了，自己失业了，银行也倒闭了，工人省吃俭用省下的20元也没有了。作者认为即使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果存在储蓄，资本家也难以保本，债务不断累积，更别说要赚取利润了。可是事实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接下来，资本家还清20元贷款！手里还有70元，60元的货。资本家停产了。工人没有收入，只能吃老本，用储蓄的30元买了资本家30元的货，消费掉后又向资本家借了30元（通过银行），买掉了剩余产品。这当中资本家和工人都得到了休息，这是利润和储蓄的作用！资本家现在手里又有100元和30元的借条。资本家又开始投入生产，工人有了收入，花掉大部分，用储蓄还从资本家借的30元，最后还清借款，资本家手里又回到100元，于是模型又开始从头的故事。由于作者只看到了模型运行一半周期，从繁荣到衰退，于是下了这样的结论：从宏观的角度看，只要资本追求利润（利息），则社会总生产必定过剩，因为从整个经济体宏观角度来看，没有储蓄率的情况下，总利润率才达到最大值：零。你加上了利润，就会有对应于利润额的那部分产品卖不出去（过剩）。于是作者认为到现在简单生产居然变成不能维持。作者认为的原因：整个经济体的简单再生产要想维持，必须有一部分货币充当利润流，利润流动的结果就是把最终的劳动成果分配一部分过来并不断享用和积累。作者认为货币本身作为流通和交换的媒介是无法增殖的，能增殖和积累的只有产品（财富）。但事实上广义货币是增殖的，模型中资本家最多时拥有100元货币和30元借条！当然广义货币也会减少，但对应了产品的减少。所以作者最终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利润使生产不能维持的结论不成立，储蓄使生产不能持续的结论不能成立。但市场经济的周期确实存在，但只要各个简单生产的小周期不同步共振，经济并不会出现大萧条！

通胀政治经济学和央行独立性

通胀政治经济学和央行独立性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1年08月14日16:27我要评论（0）一个国家如果有可独立决策的中央银行来运行货币政策，其通货膨胀一般会低于没有央行独立性的国家　　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几次通胀或资产泡沫压力高企的阶段。1988年CPI同比增幅达到19％，1994年达到24％；2010年虽然CPI通胀尚在可控区间，但按搜房统计，35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房价同比增长在当年的高点达到50％。　　有经济学常识的人和当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都知道，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的最重要根源是此前一两年的货币扩张过度。1986年贷款增长达到32％，1993年广义货币增长达到37％，2009年广义货币增长达到28％。这些年份的贷款或广义货币增长都大大超过过去30年中正常年份（剔除高通胀年份）的17％的平均增速，也大大超过30年来年均16％的名义GDP增长。　　利益集团助推货币扩张　　通胀和泡沫的经济后果是难以估量的。1987年至1988年通胀失控之后宏观政策被迫大幅紧缩，经济增长在1989年至1990年曾一度滑落到4％。1993年至1994年通胀再度失控后政策再次大幅紧缩，加之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GDP增长从1993年的14％滑落到1998年-1999年官方报告的百分之七点几（美国经济学家GaryJefferson等则认为1998年GDP增速被明显高估）。　　2010年发生的房价失控和2011年上半年面临的不断加剧的通胀压力已经迫使央行加息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11次，国务院出台三轮打压地产泡沫的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必然导致经济的减速，只是减速的幅度还有待观察。　　导致通胀和泡沫的原因和后果如此显而易见，不少经济学家也在通胀和泡沫出现的早期就提醒决策者货币和信贷扩张过度将带来的恶果，但为什么难以阻止这种情况反复出现？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决策者是否懂得货币与通胀之间的关系，而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体制弊端：目前体制下，货币扩张的受益者对货币政策有过大的影响力，能预测和警示通胀风险的力量在决策中缺乏影响力，而通胀本身带来的要求货币紧缩的社会压力又天然地滞后。　　谁是货币扩张的主要受益者？　　一是发起了几千个地方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信贷增长越快，利率越低，它们扩大建设规模，体现政绩就越容易。二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在目前体制下最容易获得贷款，得到的也是利率最低（甚至比基准利率更低）的贷款。三是地产商。货币越宽松，房价就越高，地产商的利润就越高。四是许多的企业、金融机构、职工和股民。这些人都从直观的经验中感受到，货币宽松，就会伴随着经济、利润、工资和股市的高速成长。货币一旦紧缩，经济、利润、工资和股票就会下跌。五是腐败官员以及与其勾结的商人。货币扩张越快，项目越大越多，这些官员及其亲戚朋友就能更多受益。刘志军就是最新的一个案例。　　谁会预测和警示通胀风险？主要是两种人：经济学家和央行的技术官员。　　在中国，显然货币政策不是由技术官僚决定，也不是几个经济学家的呼吁就能左右的，而是在共识基础上的决策。换句话说，许多货币扩张的受益者都在这个决策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了决策。传达他们的观点的渠道很多，包括相关的部委、地方大员、两会、行业协会、有影响力的个人和代表这些利益的一些学者。这些声音的共识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倾向于扩张的。　　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是一个外部效应（externality）无法内部化的典型问题。比如，有影响的地方政府、大国企或行业主管都希望更快的货币扩张，因为在此过程中他们可能享受到（比经济的其他部分）更多的信贷资源的增长。一旦此后发生通胀，则受害者是全国老百姓，更主要的是低收入的老百姓。　　对货币扩张的受益者来说，得了好处是自己的，成本是别人的，最多也是大家分担的。换句话说，货币扩张的负面的外部效应无法“内部化”，导致这个体制过度倾向于扩张。　　民意能否影响货币政策　　许多人说，通胀会降低老百姓手中的钱的购买力；老百姓不喜欢通胀，“以民为本”的政府自然会及时反通胀，所以无须过虑。　　其实不然。通胀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因为从货币扩张到出现通胀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滞后。在货币扩张的初期，一般不会有通胀，而且低通胀会伴随着经济增长加速、利润高速增长、股市飙升等“皆大欢喜”的局面。　　就像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形。当时，除了几个经济学家，百姓中没有多少人会担心货币扩张太快导致通货膨胀，我们听到的更多的声音是“中国面临这么严重的过剩产能，所以不可能出现通胀”。　　在发达国家，货币增长传导到通胀约需要18个月，在中国约需要12个月。等到老百姓都开始抱怨甚至抗议房价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开始对货币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必然太晚了。因为，从紧缩货币开始，到能够抑制通胀和泡沫，至少要一年以后。换句话说，要靠民意压力来推动决策及时反通胀是不可能的。在共识基础上扩张、在民意压力下转向的政策一般是没有前瞻性的。　　另外，民意压力下的决策变化几乎必然是没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这是因为，老百姓对通胀的抱怨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在CPI同比增长从-2％上升到2％的时段，大多数人感觉不到通胀的压力，甚至感觉很好，因为这一阶段企业赢利往往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收入增长也快，股市反弹也带来正面的财富效应。　　但是，通胀超过2％以后并继续上行之时，老百姓会“突然”发现通胀对其生活带来的压力。比如，在2010年一季度到四季度之间，CPI同比从2.2％上升到4.6％，同期（根据人民银行储户调查）居民认为“物价过高”的比例从51％大幅攀升到74％。而在此前的三个季度，虽然通胀率上行了3个百分点，但居民认为“物价过高”的比例基本上稳定在43％－47％之间。老百姓对通胀的非线性反应，会导致共识基础上的货币政策的突变。在老百姓不抱怨的通胀初期，通胀受益者对决策的过度影响会导致货币扩张持续过久。一旦百姓开始突然大声疾呼通胀导致的痛苦，扩张受益者迫于民意压力也突然减少对继续扩张的游说，就会导致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货币政策的突变会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央行独立性是关键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种体制内生性的“通胀早期过度扩张、通胀晚期突然紧缩”的恶性循环？关键之一在于引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如果共识基础上的货币政策决策几乎必然导致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和大起大落，就必须放弃（至少改良）这种决策机制。应当采纳一种新的体制，使目前影响决策的“扩张受益者”难以影响决策，并从体制和法律上保证能够预测通胀风险的中央银行有独立操作货币政策的权力。　　这个经验，也就是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其他国家通过上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得出的。国际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有可独立决策的中央银行来运行货币政策，其通货膨胀一般会低于没有央行独立性的国家。下文综述国际上支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理论和实证经验。　　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CentralBankIndependence,CBI）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1）制度独立，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能够在法律和规章制度中得到白纸黑字的确认；（2）人事独立，即中央银行主要官员的任免不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涉；（3）财务独立，即政府的财政赤字无法强行通过中央银行来直接或者间接地消化；（4）政策独立，即中央银行能够自由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组合来应对不同的情况。　　在理论研究领域，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主要从三个大的角度来论证为什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如此的重要。一个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人员认为中央银行会不断地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因为从偏好和目标函数的角度看，政府和中央银行是不同的。政府总是倾向于更宽松的货币环境，因为这会提高铸币税收入、降低政府的债务成本；而紧缩的货币环境则会削弱政府的税收收入。如果屈从于政府压力，那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会变得过于宽松。　　此外，由于选举周期的存在，在大选前夕政府总是希望能够用尽一切办法提振短期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即使这么做会造成未来的通胀压力也在所不惜。因此，只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才能保证通货膨胀保持在稳定的水平。　　另一类理论是从财政赤字的角度来分析。其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中央银行具有很高的独立性，那么政府就难以通过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弥补其财政赤字，这又反过来迫使中央政府在财政开支方面不要铺张浪费。如果中央银行独立性不够，那么政府总是能够通过“印钞票”的方式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长此以往将使得货币增长失控。　　还有一类研究是从“时间不连贯”的角度来分析的。这一类理论的研究者认为，政府一般都会宣称它偏好较高的就业水平以及某个温和且平稳的通胀水平，并以此作为明确的政策目标。但是问题在于，一旦通胀目标被确定之后，政府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动机去超越它，以争取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即政府总会愿意以较高通胀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从而赢得短期政治筹码。　　换句话说，如果此时的央行没有独立性，那么政府所设定的任何政策目标，无论最初如何完美，都是“时间不连贯”的、并且最终不得不放弃的。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理性预期的因素，那么经济中的参与者们预期到了政府的行为，则会将通胀预期完全纳入到自己的经济决策中去，这样的结果就是通胀率变高而经济增长率没有上升。如果中央银行有独立性，就能阻断“时间不连贯”的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否能稳定通货膨胀率呢？答案是肯定的。在这方面，许多研究人员进行了实证分析。　　要想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度量中央银行独立性（CBI）。为此，研究者们设计了很多套不同的指数，比较常用的包括Cukierman指数、CWN指数、GMT指数、Alesina&Summers指数，等等。这些指数背后的基本设计理念大多类似，主要是从政策目标、财务独立、政策工具独立等角度来给每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评分，并将这些不同项下的评分加权汇总为一个指数。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对中央银行独立性、通货膨胀水平、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结论如下：在发达国家中，如果法律规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高，那么往往通货膨胀率就较低。根据Alesina&Summers（1993）的研究，央行独立性指数提高两个点，通胀率就会下降约3个－4个百分点。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央银行在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性，似乎和通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的关系。很多研究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在实际政策操作中的独立性和其在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性没有确定的关系，这是导致上述实证检验结果的根本原因。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一些研究者采用能够更准确度量中央银行在实际意义上的独立性的指标（如中央银行官员任期期限的长短）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结果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实际独立性与一国经济中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成负相关。就是说，央行独立性确实有助于降低和稳定通货膨胀。　　专门针对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分析也表明，如果央行在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性能够切实地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承认，那么央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　　如何确保央行独立性　　以发达国家为例，它们是如何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　　首先，很多发达国家都以《中央银行法》的形式赋予了中央银行在决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直接向国会负责，而不需要听命于内阁或财政部。　　在人事制度上，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有权任命美联储主席，但是没有权力罢免他。联储主席的任期可以比总统长得多。许多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理事会中可能会有一两位政府代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代表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例外，比如意大利中央银行中的政府代表就拥有比较多的权力。　　从财务角度看，绝大多数国家都限制政府从中央银行处直接借款。不过同时中央银行都会通过短期借款的方式为政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例如美联储可以通过公开市场购买美国国债，但是这些交易都必须是100％透明的。中央银行运行所得的利润一般都以很高的比例（80％－90％）上缴财政部，但是其运行费用并不需要政府拨给。　　从政策工具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通常能够自主决策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来应对眼前的经济走势。以新西兰为例，新西兰储备银行并不能自主地制定政策目标，因为这些目标由政府确定，但是新西兰储备银行有充分自由来选择其认为合适的政策工具，这一点保证了其货币政策操作上的独立性。　　中国应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来抑制反复出现的货币过度扩张的体制性冲动。虽然在中国货币过度扩张的机制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央行独立性所带来的益处——抑制这种扩张冲动，以减低通胀，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却是全球普适的。　　具体到如何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直接走向人大任命中央银行行长的模式，在短期内缺乏可行性。但是，至少应该明显提升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的独立性。　　比如，中央政府可以确定每年的货币增长目标，但具体操作工具的使用（如改变利率、存款准备金等的幅度和时点的掌握）应该交给专业的央行官员去操作。为此，应该修改《中央银行法》来保证货币政策操作上的独立性。■　　作者为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即将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货币的轨迹——通胀、央行独立性和人民币国际化》一书代序，周伟提供了部分素材

政治经济学简介

1简要概述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购买及出售、以及法律、社会习俗惯例，以及ZF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起源http://p3.qhimg.com/dr/200_200_/t018f49b5b77aa4a4f1.jpg政治经济学于道德哲学，主要受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影响。十九世纪，“Economics”（经济学）一词代替了“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不过在1890年AlfredMarshall的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出版之前，一个倡导用数学模型解决经济问题的学者WilliamStanleyJevons，建议将这门学科独立，并成为一门科学。今天，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同义词，甚至两者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源自芝加哥和维吉尼亚州学院产生的公共选择学说等等。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迅速发展，已经超出了以往模型的范围，人们开始愈发重视政治经济学，并加强了对于其理论的研究。后来随着全球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政治经济学终于正式成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并在各相关大学开设专门学科。2产生和发展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希腊文的politikos，含有“社会的”、“国家的”、“城市的”等多种意思；本人个人理解为：目的性的影响、改变、控制各种事物存在与发展的道德理型（事物发展的综合逻辑机制、模式）的社会性活动的统称。比如：ZF设立学校并通过教育沟通，影响、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心理素质）从而改变学生认知与识别事物的思维模式（思想、意识形态）进而从提高个体的道德品质，改善社会整体的文化生态。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Economics）一词，本人个人理解为各种事物之间进行物质与能量互动现象的统称。来源于希腊文的oikonomia，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古希腊的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中把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称为“oikovouia”，意指家庭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源于希腊文中的”poniz“（原意为城邦、国家以及经济）与“经济学”组成的复合词。而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目的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177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可知，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活动的理论科学的名称自17世纪就开始得到应用了。当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时，政治经济学还只限于研究流通领域的个别经济现象，因而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真正的经济科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这就产生了以A.斯密和D.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规律的理论科学。所以，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断发展，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资产阶级更加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者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科学成分，致力于抹煞阶级利益的对立，用各种各样的辩护理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中，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它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原因，只是站在维护小私有制的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应用政治经济学剖析资本主义方面作了最初的尝试。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尖锐和无情的批判，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他们在理论分析上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限制，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不可能找到创造新社会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途径，只能陷于空想。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捍卫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根源。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有关时代的经济学，是理解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趋势的科学，也是理解整个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理论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3学科分类3.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的观点，他没有提出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办法，虽然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偏差，甚至导致苏联的解体，但目前仍不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什么错误，任何市场经济仍然要不断地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作斗争，而解决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断地加强ZF调控，即对经济进行计划。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贴万应灵药，人类对经济规律的理解还只是处于一种大致定性的状态，马克思发现了经济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3.2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作，主要强调自由竞争，认为市场有自动调节的功能，ZF不应干扰资本的运营，ZF的作用只是维护自由竞争的秩序。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到了反对封建主义专制的作用，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自由竞争的法则管理经济的。但自由竞争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执行自由竞争政策最为彻底的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最严重。马克思最早指出其潜在的危害。后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其不足，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开始强调ZF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最早打破自由竞争的理论，在新政中大胆引入计划经济的因素，执行ZF干预市场的政策，从此，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律开始进行改革，总的改革方向都是向左转，引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因素。3.3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有时候被简称为“政治经济学”。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有很大程度上的区别的。本书是对“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的一种政治经济分析。本书共分五篇主要内容，分别是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4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点4.1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①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知道，人们要生存，就要吃饭、穿衣、住房，就需要各种生活用品，但是，要得到这些东西，就要经过人们的生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民族，如果停止了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其他方面的活动。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依赖于生产活动。因此，我们说：“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②生产过程三要素。人们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人的劳动：就是指劳动者运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改变自然使之适合人类需要的活动，或者可以说是劳动力的支出，也可以说是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这一要素是进行生产的主观条件。劳动对象：就是指被劳动加工的一切东西。劳动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界原来就有的东西，如，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地下埋藏的矿石化石油等；另一类是以被人们加工过的东西，这一类也叫原材料，如织布厂用的棉纱，化工厂用的催化剂等。劳动资料：也叫劳动手段，是指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来改造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即除劳动对象以外的一切物质条件。它包括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道路、河流、仓库等。在劳动资料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是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尺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从上述三要素，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生产过程，都是人使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过程。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生产资料，它是进行生产的客观条件。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往往不是单个人进行的，而是以团体的形式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人们在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时候，不仅要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相互之间也不然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且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有人们对自然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不论什么样的生产，它都包括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构成社会的生产力，它表明人类改造自然已经达到的程度；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社会的生产关系，它表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交换关系和产品的分配关系。5研究对象社会生产关系5.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所谓生产关系，就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也叫经济关系，它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化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只有首先发生相互之间的联系，而后才能同自然界发生联系。在阶级社会中，则表现为阶级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又是不断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一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是这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过程。社会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一整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所谓生产，是指以一定关系（一定的劳动方式、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形式）结合起来的人们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资料的过程。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的关系构成生产关系，这一生产关系既包括劳动者在分工协作基础上互相交换其活动与能力的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各部门、企业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协作关系以及人们对生产进行组织管理方面的关系。首先，生产决定分配，有什么样性质的生产关系，就有与其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分配的结构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它体现人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关系。第一，被分配的产品只是生产的成果，因而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第二，生产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分配的社会形式。其次，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以及一般产品和商品的交换。前者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后者则是联结生产、分配、消费的中间环节。没有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工，就没有交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交换的性质，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决定交换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交换对生产也有反作用，交换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生产的增长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第三，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而且决定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性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生产的目的不同，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体现的消费资料所有制、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也就不同。反过来消费关系有对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消费不仅是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成为生产发展的动力；还不断生产出生产的主观因素——劳动力。所以，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生产时期支配作用的要素，一定的消费关系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的体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社会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有机整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这一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所以，政治经济性研究生产关系，解释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就必须研究考察生产关系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些具体的形式，才能揭示其本质。

性学教授：小三表象是道德 实质是政治经济问题

核心报道：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现今的“小三”问题时，彭晓辉说：“小三”表象是道德问题，但实质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因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是不均等的，大多数资源掌握在男性手中，所以在性的方面，是女性依赖于男性。要不怎么有人说出“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呢？新学期他还要求学生必须做他的微博粉丝，并跟成绩挂钩前日，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在成都举行的“‘性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交流会”上，作了《普及性教育的新途径——浅析微博性学及其讲堂》的专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源于他刚开始的一个性学科普行动——开设7个微博，在公众前大胆谈性。教书二十几年的他，学生不到2万，如今却因为微博，短短4个月就拥有了总数超过60万的粉丝群。不仅如此，彭晓辉还有个大胆的尝试，他要求自己下学期的500名学生，必须都成为他的“性学微博”粉丝，学生不仅要向他“注册”自己的微博名字，还要根据在微博上的表现来评定课程的平时成绩。学生1.8万粉丝4个月达60万彭晓辉的微博最早是今年4月7日开的，他将自己的微博定为“微性学堂”。教了二十几年的书，学生18000多人，而现在发一条微博，就有60万人收听，这让他很欣慰。今年5月10日，彭晓辉在南京某大学作演讲，5月12日，当地一媒体刊登消息称他在演讲中提倡“女性遇到性侵犯要主动递上安全套”，网上骂声一片：“主动递上避孕套是保护和纵容**犯”“这是‘叫兽’异谈”，有人还送给他一个外号“递套教授”。“傻瓜也不会那么讲。”彭晓辉前日表示，他当时是说，如果一个女性，经过反抗或使用其他手段都无法抗拒性侵犯时，最后一道屏障是递上避孕套，以最大程度保护自己，以免感染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媒体的“标题党”让彭晓辉觉得很委屈，他决定出来发声。恰好几个网站都主动找到他开微博。就这样，彭晓辉在7个网站开了微博，几乎一周时间，他都在微博上澄清。在此过程中，彭晓辉发现微博是普及性教育的新途径。因为“只有不断地说，才能被人理解”。如今，彭晓辉在7个网站微博的粉丝人数达到60万。彭晓辉认为，从教二十几年，他的学生才18000多人，但微博粉丝就有60万，这种传播效果是不敢想象的。他打算在9月开学后，要求选修性学课程的学生必须是他的粉丝，要备案，还要看表现打平时成绩分。微博答疑尺度大的用私信聊在彭晓辉的新浪微博上，专门开辟栏目链接平常的讲座录音。除了在微博中对有关性的热点事件发表观点、传授一些性常识外，他还回答粉丝的各种提问。微博中，有网友对《成长的脚步》中一段话表示不解。“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该网友请教他，“用力应属臆想”。彭晓辉回答，“对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只能这样描述了，射精的时候，确实需要用力呢。”但也有无法解答的问题，“18～39岁年龄段的女性，如果大于58公斤，口服避孕药有60%可能失败，尤其是雌性激素指标偏低者”。彭晓辉回答：“我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本人在此请教妇产科专家……”除了大量拥趸，也有人来“踢场子”。8月18日，彭晓辉在腾讯微博上呼吁，“（北京的性教材）不能因为个别家长观念保守就被‘枪毙’了。”其中就有粉丝反驳：“千万别开课，因为小孩的模仿能力很强，这样会导致性早熟，适得其反。建议专家们睡醒再说。”彭晓辉认为，因为微博匿名，所以很多人敢直接提问，凡具有共性的，他都一一问答，有些尺度大、私密且紧急的问题，他就用私信和对方交流。至于课堂的尺度是否也和微博上一样大？彭晓辉表示：“我在课堂上的尺度是在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范围里。我并不认为我的微博的尺度过大，我常常会注意个人的问题用私信咨询。有个女生问我，你为什么不讲性技巧呢？我说，性技巧是非常私密的事情，只能咨询，而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下谈论。”怕再被误解采访演讲自己录音彭晓辉说，在很多人心中，性就是发生在两腿间的事，但其实性学很博大。性本身不淫，看到淫，是因为看的人的脑淫了，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淫者见淫”。23日，北京市教委回应，北京市目前没有相关中小学性教育教材的编写计划、试点计划和推广工作，《成长的脚步》只是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性健康教育大纲》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不是北京“首部性教育教材”。彭晓辉认为，北京市教委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性学课程很庞大，彭晓辉一周7节课。有大学来挖他，但他没走，因为在师范学校任教，当“教师的教师”的工作让他很满足，可以更好地推广性教育。除了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外，彭晓辉还是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性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彭晓辉希望有一天，经过若干人努力，性教育最终可上升到和德智体美劳一样，成为培养青少年的发展目标。在接受记者采访和作演讲时，彭晓辉自己要录音，他一方面要宣传性教育，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话被误解了，他伤不起。记者专访我的理想是将性育提升到与德智体美劳同等高度关于性教育希望高校开设性学专业成都商报：您提倡将“性育”与徳智体美劳并列看待？彭晓辉：对，这是我的理想。因为性知识体系对于人的性品质构建是极其重要的。没有性学的积累，人的性品质是存在问题的。成都商报：听说您在为大学设立性学专业而奔走？理想的性教育环境是怎么样的？彭晓辉：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性学专业。我的研究生虽然跟随我研究人类性学，但他们毕业时只能得到理学硕士学位。规范的性教育环境必须满足几个条件：要在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有“性学”这个专业；在各大高校设置性学专业，并颁发相应的学历证明；要为专职从事性教育的教师提供编制等。

[删帖恢复]激扬先生：政治经济学几乎全是谬论

激扬先生：政治经济学几乎全是谬论我们现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理论）之资本主义部分几乎全是谬论。我们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学子在孜孜不倦地念诵那些腐朽没用的经文，却不知其谬，这并不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有多深多难，而是因为：第一，我们迷信，以为马克思理论是金科玉律，不容置疑；第二，我们的教学方式不需要学生用脑思考，你只要背诵就好，标准答案都在书里；第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披着科学的“外衣”——一层厚厚的油彩，即漂亮的“人体彩绘”（姑且称之为“皇后的新装”）——所以很蒙蔽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实际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理论的照搬和诠释。庞大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除了其中所说的“劳动剥削”是的确存在的事实之外，其余几乎完全错误。下面我把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的错误作简单的列举和说明：1、关于价值理论（1）商品属性马克思：使用价值、劳动产品（劳动）。实际：有用性、占有性。说明：有用性（或使用价值、效用）和占有性是交换存在——即物品能够成为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也即必要属性；但劳动产品（劳动）不是商品的基本属性。空气和太阳光不能成为商品，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劳动产品，而是因为他们不存在占有性。处女地、石油、矿藏、野生林、海洋和其中的鱼类等，天然存在，不是劳动产品，但一样可以成为商品，因为它们是有用的，能满足人们某一方面的需要，即有有用性；并且它们是稀缺的，可以占有的，取得或占有是存在困难度的，即有占有性。（2）价值因素马克思：劳动实际：有用性和占有性（效用、占有困难度）说明：人们购买商品的目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的着眼点肯定是商品的有用性，即效用。而对供给者（占有者）而言，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付出，即他们取得这商品时曾经付出了多少努力，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时间和机会等等，他们会关注他们能够得回多少补偿。这付出即是占有性，用占有困难度来计量。综合买卖双方的利益，商品的交换必定是同时以有用性（效用）和占有性（占有困难度）两方面因素来确定其比例，即交换价值。本来道理很简单，一件商品如果越好，越有用，则越贵，反之则越便宜。这连工人叔叔、农民伯伯都很清楚，只是我们的专家不懂罢了。马克思把有用性（使用价值）排除于价值因素的理由是，“不同商品的有用性只有质的不同不能作量的比较。”而实际并非如此。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可以抽象出同质的可以作量的比较的东西，就像劳动一样。有用性当然也不例外。比如，瘦猪肉与肥猪肉之间，自行车与摩托车之间，其有用性的量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其实这里只是作初步的抽象，彻底抽象的话，瘦猪肉、肥猪肉、自行车和摩托车等等所有商品的有用性都会是同质的——都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都是可以作量的比较的。另外，劳动是占有性的一个特殊而普遍的形式，但不是占有性的全部，所以劳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它只是占有性里面的一个组成因子，并且占有性不一定包含有劳动。（3）价值与财富。马克思：具体劳动创造（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形成）价值。实际：“劳动+土地+资本等”创造财富（或效用）说明：价值有两重涵义，一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交换比例；二是度量财富的多少（即财富量）的一种尺度。不管是那一种涵义的价值，都不存在创造不创造的问题。就如可以说我们生产了大米、猪肉等，但不能说我们创造了大米、猪肉的比重或重量一样。我们需要的，即消费的，是作为财富的基本性质的商品的效用，而不是价值，更不是劳动；我们是创造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劳动的凝结”的说法，非常之荒谬。2、关于价值规律马克思：“等价原则”，即“等劳动量交换原则”实际：“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即基本经济规律。说明：财富，即效用，是人们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的；而生产耗费，包括人物、物力、时间、机会等的耗费，是（或相当于是）已有财富的失去，跟财富（效用）的生产或取得是反方向运动。所以，人们总希望以最小的牺牲（即耗费）获得最多的财富（即效用）。因此说，“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原始本能在经济活动中的反映。而马克思的“等价原则”，即“等劳动量交换原则”，却几乎什么都不是，它只是错误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述。教材里面那些似是而非的解释，看起来好像顺理成章，其实那个“理”并非“等价原则”，而是“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3、关于经济公平马克思：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以剩余劳动所创造的，数量上，利润等于剩余价值；劳动剥削，即剩余价值的榨取，是资本主义经济公平的唯一敌人。实际：剩余价值概念是错误的，它的错误源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利润并不等于剩余价值，所有资源（生产要素）都可能提供利润来源，并非只有劳动提供；劳动剥削不是社会经济公平的唯一敌人，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敌人，最主要的敌人是资源的占有和消费的不公平。说明：上面说过，人们需要的是财富，即效用，而非价值，更非劳动。利润实际是资本家获得的超出他的成本的那部分财富收入。利润是财富而不是价值或劳动，所以利润并不等于剩余价值。而“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一切生产要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因此，一切资源都可能提供利润来源，利润不一定是劳动创造的，更不全是劳动所创造。也正因为这样，谁占有更多的资源，谁就可能占有更多的财富。由于工人没有占有除其自身劳动力之外的其他资源，而劳动力又是一种弱势(劣势)资源，所以，工人一方面受劳动剥削，另一方面又享受不到其他资源创造的财富（利润）。因此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不公平不只是由于劳动剥削，更由于资源占有和消费的不公平。4、关于经济危机马克思：①经济危机的原因：第一，“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第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②经济危机的结果：经济危机日益频繁，日益严重，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实际：①“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并不存在。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包括生产、交换、消费等——的社会化及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③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经济不公平而非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足以摧毁一个制度。说明：①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从他错误的剩余价值理论得来的。我们已说明了利润并非只有劳动能创造，其他所有资源都可能提供利润来源；利润（数量上）并不等于剩余价值。所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利润率是趋于不断上升而不是不断下降。②由于经济的社会化及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经济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所以自然而然地发生生产流与消费流之间、货币流与商品流之间、资源流与生产流之间的脱节或失衡，从而导致经济危机。这与私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公有制也一样会发生，只是公有制更有利于宏观调控，从而有利于抑制经济危机的发生而已。实际上，马克思的第二原因是其第一原因所演化出来的。既然第一原因不存在，那么第二原因也不可能存在。③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说，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日益频繁，日益严重，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判断是错误的。以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去对照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你会发现我开头所说的并不假。我们所学的政治经济学，几乎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这些理论既不能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也不能解释我们的经济现实。从小的方面讲，我们的教材是误人子弟；从大的方面讲，则是误国误民。已经60多年了，一直都这样，我觉得这非常的悲哀；我们好像《皇帝的新装》里面的国民。不知有智慧的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激扬2012，01,06

政治经济学简介2

6研究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必须结合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不是任意的、偶然的结合在一起的，而是有机的必然的联系着的。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要求有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同它相适应，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谓生产方式，就是指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谋取物质资料的方式。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就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导致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首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力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同它相适应，每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而建立起来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所以，生产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经常处于不断的发展变革的过程中。而生产关系则相反，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即每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当着他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它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成熟之前，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生产关系的任何变化，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这个原理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指出了生产力是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劳动人民则是历史的创造者。其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固然有着决定作用，但是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它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时候，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代替了阻碍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马克思讲“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二是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时候，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就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这时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种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陈旧的、起阻碍作用的生产关系总不能过分长久的落后于生产力，它或迟或早要被能适合生产力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新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能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力量，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人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的，都可以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生产力，而且研究生产关系的目标也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理论，因此，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研究就有不同的着眼点：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而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则目的在于寻求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途径，以进一步发展和解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当然，也要研究资本主义在其运行过程中可以为社会主义借鉴的措施和方法，以推动社会主义更快的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学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这两大体系对经济体的分析侧重点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的是对本质层次的分析，及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偏重的是对经济运行层次的分析，及对微观与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会涉及经济运行，但他的重点是分析生产关系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调整；西方经济学也会涉及经济制度的分析，但他是把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社会制度而分析其具体体制的。所以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把握。7研究任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经济过程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的客观必然性，即揭示客观的经济规律。7.11、经济规律及其特点马克思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按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是指事物内部具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万有引力，能量守恒，等等都是规律。规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客观性。任何规律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规律性决定于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部矛盾及其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如，地球围绕太阳转以至于分出白天黑夜，树叶的下落，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强制性。规律即是客观的，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顺应客观规律，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例如，骑自行车。三是普遍性。（可重复性）不论什么规律，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规律就会重现。如，在正常大气压下，100度时水就可以变成气。在0度时则可以结成冰。可见规律具有普遍性。经济规律就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现象之间的共同的、普遍的和经常起作用的东西。它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客观的必然联系。例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时高时低，商品供应时多时少，商品生产者有的发财，有的赔本，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些经济现象后面，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在起作用，这种东西就是经济规律。经济规律也和其他规律一样，具有客观性。它的客观性在于：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并发生作用。任何人，违背了或是企图臆造任何经济规律，都会无一例外地遭到无情的惩罚。这是因为经济规律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经济规律的存在具有历史性。它们只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生作用，随经济条件的变更而变化。其次，经济规律作用的实施必须有人的活动参与其中，由于人们认识、利用经济规律的能力有限，从而使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7.22、经济规律的类型经济规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共有经济规律。是指在以为社会经济形态中都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不论什么社会都存在。二是部分共有经济规律。是指在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规律。三是特有经济规律。是指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或某一社会经济形态的某一发展阶段存在并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正因为经济规律有这样几种不同的类型，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彼此区别开来，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相互联系着。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五种社会制度，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不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历史时代的生产关系都看成是一样的，不加区别的进行研究，我们应该根据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揭示出各种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揭示出各个社会共有的最普遍的规律。所以，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7.33、经济规律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能够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也就是说，经济规律虽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东西，人们不能任意“消灭”规律或“创造”规律，但人们又是可以认识和掌握规律，利用规律来为社会谋福利，这是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一旦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有效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按客观规律办事，成为客观规律的主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为人们提供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依据和方法。所以，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所认识和利用的经济规律就是由政治经济学正确地揭示的经济规律。8研究方法8.11、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发现。这一发现使人们科学地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借助于道德、良心等意识来说明社会的变化，而是从客观的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注重从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生产关系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内在联系中，阐明生产关系变化机制及其发展规律，注重对经济权利、经济制度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这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范畴的历史唯心论方法，有天壤之别。8.22、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范畴，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与肯定等规律的方法论总称。其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强调下列方法：第一，矛盾分析法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就必须结合运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从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人手。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入手，层层深入而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并由此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由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历史趋势。第二，科学抽象法要揭示事物的本质，都必须经过科学的抽象过程。对政治经济学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里说的“抽象力”，指的就是人们运用头脑对所研究对象的抽象思维能力。它要求抓住事物的内在同质性，舍弃非本质差异；抓住现象中反复出现的普遍形式或一般形式，舍弃偶然因素。第三，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分析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过程也应从哪里开始，但历史经常出现跳跃或曲折，这就必须运用逻辑的方法。它可以摆脱直观的历史形式和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进行逻辑推理。不过，这又不能是脱离历史过程的纯粹抽象推理。它必须结合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通过思维推理，以概括的理论形式，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重现历史的真实。所以，这种逻辑的研究方法与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有机统一和一致的。第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质与量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任何事物都包括质与量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如此。要能充分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关系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客观描述其表现形式和各种变量之间的关联，必须同时从质与量两方面进行考察，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还需要运用综合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含假设方法）以及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等认识手段，需要适当借鉴系统论、伦理学和心理学等的某些方法和范畴。所有这些，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马克思正是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出色地运用了这些方法论，才成功地创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贯彻和发展这一科学的方法论体系。9具体性质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9.1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说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坚实基础上的。过去，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创立了有高度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面对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面临革命和建设的双重任务，我们更要坚定地继续运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捍卫它的科学性，任何“左”的或右的经济思潮，均会使理论脱离和背弃当代经济实践，都将严重损害它的科学性，使之失去原有的活力和价值。应当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只唯实。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是由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或阶级世界里，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利益必然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差别。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和运动规律，直接涉及不同阶级的切身利益。所以，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他们为自己的阶级创立的经济理论，是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在理论上的表现。由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这种特殊性，在阶级社会里从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9.2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除了表现为某种阶级性之外，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国度性。理论经济学人文性的另一种内涵，便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