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加入】劳动与发展经济学合作研究平台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mod=forumdisplay&action=list&fid=1975欢迎海内外高校使用现代微观计量经济学技术研究劳动经济学（包括教育及健康）和发展经济学的同仁们加入。为提高交流的质量和有效性，原则上只接受下列人员：全日制学生（硕士高年级、博士、博士后）高校教师（博士学历）其他科研单位专业研究人员（博士学历）本平台以交流信息和促成跨单位合作为宗旨，不对合作中可能产生的纠纷承担法律责任。目前成员的简单介绍：https://bbs.pinggu.org/thread-1565728-1-1.html

[原创]中国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目前经济学界的激烈的顽强的争论已经显示出的基本点是经济制度发展问题。然而，尽管“经济发展”一语非常盛行，真正说到“发展经济学”却少之又少。在增长经济学占统治地位下谈发展经济学是要受到排斥的。但是，还谈发展经济学而不是随大流谈经济增长是源于辩证唯物论思维方法的作用。中国经济改革说到地是一个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经济学研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着重于解释世界，一种是着重于改造世界。经济学的科学性虽然仅仅是解释世界，但科学性的表达却是经济发展预测的准确性，所以我们总期望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增长经济学只所以能迅速的统治当今世界，就因为它是一种最简单的、愉快的实证性思考，通过数据收集处理，两种事物相比较，回答“是什么”。用他们的话说，不太动脑力就可以胜任。如小学生做算数题，轻松而愉快。第二，不提出规范性命题，也就不涉及意识形态的争论，任何一方都说我是一个大好人，因而能获得最大的话语权。出版商看见我在场，规范性命题靠边站。第三，即使想提出规范性命题也必须以我实证性论证为基础，否则就没有说服力即令人信服就不存在。比如，一个实证性表达“在许多领域里民营化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出版界毫无顾虑，而“我们应该推动民营化”的规范性命题在中国出版商就有可能拒绝。源于我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以中国的“私有化”就是只做不说。当我们提出“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一规范性命题时，就变成向国人提建议，有科学家蜕变为政策顾问的嫌疑。这样做虽然对大多数劳动者有利，但必然受到少数受损者的非难与憎恨。经济学家将自己至于刀尖与枪口之下。比如面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证性思考是经济高增长推动高就业，进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只要保持年均8-10%的增长率就可以实现一千万农民就业，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规范性思考是高投入下的高增长，是行政通过对银行业的管制实现的。这一发展模式导致银行坏帐、资本不当得利（土地易价、减税、退税）、资源浪费三者相加高达数万亿的投入成本，确不是投资者承担，最终的买单者只能是全国劳动人民。大部分通过“剩余权利”分配给少数人，造成个人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不稳定隐患……这种发展模式必须改变。可见，只有规范性思考才能构成发展经济学研究。一是建立在成本-收益基础上的思考方式，遵循正统的成本收益原则。二是建立在实证性的摸型基础上的思考方式，遵循可信服原则。三是建立在假设性基础上的思考方式，遵循目标可选择原则。目前，发展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面临两个发展模式的挑战。第一个是西方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传统称为私有制）西方经济学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映象”。我把其概括为增长经济学。其基本特征是，一是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追求自利的最大化。二是个人自主权交易的市场“均衡价格”假设。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下的效率最大化。三是个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假设，就是说个人所有权才能出现激励的最大化。三个假设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向人们灌输一个观念就是个人所有权永恒化。在思想上这种不变的“人性”、不变的交易制度、不变的分配制度，是十足的形而上学，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但是，就契约交易制度、“剩余权利”分配制度而言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经济制度形态。而且人均产值比中国高许多毕竟是事实。目前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由于看不到第三中发展模式，思维的缺陷导致反对中国进入“私有制”却不反对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甚至崇拜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这是悲哀的。第二个是中国正在进行的行政主导型发展模式。可以说她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其基本特征是，一是社会人假设，追求集团利益最大化。二是“劳动价值形态”绝对化假设。三是生产管理劳动、经济管理劳动不创造价值假设。同样这三个假设带着很大的主观性，造成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上的空白。如诺思的“有效”制度理论造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黑箱化一样。我们假设有一个“法律主导型”发展模式等着我们。①假设生产管理劳动创造经济增长价值。（全要素量的增长）②假设经济管理（国家行政）劳动者创造“经济福利”增长价值。③这样一来，就不是资本所有制问题而是资本所有权问题。在一个生产管理者创造的价值已经知道的情况下，法律一定会限制他的剥削行为。同样，行政管理者创造的价值已经知道的情况下，法律一定会限制他的不轨行为，不允许放着RHP（人均货币收入）福利增长的事情不作偏偏管什么GDP增长！更不允许他的剥削得逞。经济管理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形态的创立就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所谓发展经济学就是中国新的发展模式创立的学说。下面讨论行政管理劳动者是如何创造价值的。设所考察的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经济福利=经济收益—经济成本。把收益与成本分解,经济收益=生产要素体+生产体+经济管理体；相对应的是构成后者的成本即经济成本=生产成本+组织成本+交易成本。由此而来经济运行呈现均衡状态。然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史是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就是说经济福利不为零而是大于零。那么是什么成本降低了呢？①降低生产体成本意味着一般劳动者收益的减少，势必引发社会动乱。②降低组织成本，又是不可能的。经济管理体就是现实的权力机构，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可以做到自己收益不减少。③只有交易成本可降低的同时又不减少要素体收益。交易成本分为两种：一是要素流动（交易）中自己支付的费用，称为正交易费用。二是负交易费用，行政管理机构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要素的流动（交易）秩序支付的费用。换言之，采取法律治理对人力治理的替代来提高行政管理者个人收益。就如生产体提高资本比率来提高劳动收益一样，经济管理体提高法律治理比率同样可以提高自己的劳动收益。经济制度发展史告诉我们RHP增长率与法律治理量的增加呈正比，与人力治理量的增加呈反比。换言之RHP的增长和生产要素流动（交易）效率相关联。RHP相对GDP虽然是一种标准的变革，但是通过生产体支出、劳动人支出两个统计方法的使用却改变了实证经济学思考的方向。这里做出规定，以GDP为起点、也为终点的研究构成增长经济学，只要以RHP为起点、也为终点的经济学研究就是发展经济学。结论：所谓第三种发展模式就是法律主导型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一是生产要素社会所有权生产制度而不是传统的行政所有权、西方国家的个人所有权生产制度。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等收益都通过专门服务劳动体经营用于劳动者养老金福利。二是虚拟性公证性交易制度而不是传统的合约性交易及指令性管制性交易制度。比如证券、期货只准法人交易。三是法定权利分配制度而不是传统的财政权利、西方的剩余权利分配制度。从实践的层次上说，发展经济学就是创造中国通向“市场品”经济制度形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桥”。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进入深水区，再前进我们无能为力；当我们乘着“产权理论这条船”过河时，船上一百多号人（首富）已经使船太沉重，随时有被波浪掀翻的危险。希望中国经济学家都为创造通向“市场品经济制度”的“大桥”做出贡献吧！

“发展经济学之父”眼中的中国农业

发展经济学之父”眼中的中国农业经济观察家：“发展经济学之父”眼中的中国农业　2004年8月的武汉，正值酷暑。踏进繁花似锦、绿树成荫的华中科技大学校园，顿时让人感受到些许清新和静谧。在这里，记者采访了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张培刚教授。虽已年过九旬，但张老还是很健谈而且思路清晰，尤其对童年往事及求学经历依然记忆犹新。走出红安　记者：您1913年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就随家人放牛、砍柴、插秧、割谷。是不是正由于小时侯亲身感受过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动的艰辛，才使您最终走上了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道路？　张培刚：我的家乡过去叫黄安县，出过200多位将军，解放后才改为红安。将军多，文化人除叶君健和我外，似乎不多。（记者插话：红安文化人也很多，除您和叶君健外，还有武大著名学者冯天瑜等，人民日报有两位副总编也是红安人。张老异常兴奋，要记者在纸上写下了两位红安籍副总编的名字：吴恒权、江绍高。记者还告诉张老，吴恒权同志已调任《求是》杂志任社长。）我一向认为，一个人的重大观点，包括经济观在内，来源于并且形成于他的生活实践和读书求知；我自己也是一样。我的老家在红安县八里湾成家田农村，少年时一方面在乡下读私塾和小学；另一方面又从事各种农活，如砍柴、放牛、栽秧、割谷，甚至能用小“独轮车”跟随大人往地里送土粪肥料。农民生活的贫困，农业劳动的艰辛，从小在我思想上和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烙印，使我早就立志要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耕作而努力。这是我的经济观形成的最早根苗。　　与此同时，连年军阀混战，外侮日亟，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益炽，民族灾难深重。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又深深印上一个问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为何今天竟如此受人欺侮，任人宰割？于是我下决心要勤奋读书，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振兴中华。很显然，我早期的经济观，也是与我的爱国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感性认识，真正的理性认识是在大学形成的。当时我很喜欢外国经济史尤其是欧洲经济史。留英的任凯南教授讲授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采取剥夺农民土地，令农民流离失所的办法搞工业化，十分残酷，对我触动很深，我觉得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搞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要改善农民、农业的状况。1925年春，我11岁半，小学毕业；大年初六，我便只身从乡下来到武汉市，考进以董必武创办并兼国文教师的私立武汉中学。1929年春，我插班考进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下学期；1930年秋，进入武汉大学本科经济系，是文预科唯一一名被录取的考生。在知名教授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刘秉麟、陶因、任凯南、李剑农，以及中文系刘博平，外语系袁昌英、陈登恪，生物系何定杰诸位老师的指引下，开始向西方寻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1934年6月毕业。我进入了以知名学者陶孟和先生任所长的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作。陶先生强调社会调查，对青年的我，影响很大。我在所里6年期间，比较广泛地进行了有关我国农业经济、农民生活和粮食运销的调查和研究，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等省的农村和乡镇；先后写出《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著作。1941年，我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工商管理”学科，经过长途跋涉，于当年秋天到达美国东部麻省康桥，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农业　　记者：早在1945年10月，您就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农业自身的发展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这一观点。现在回过头看，您怎样评价我国过去几十年农业的发展实践？　张培刚：中国的工业化起步甚晚。就大陆而言，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始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农业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从1953年开始，通过三个“五年计划”，才初步建立起以重工业为骨干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先后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以至人民公社化，农业和农民为工业化的成就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到11届3中全会以前，农业本身虽有改进，却进步不大；农民生活水平虽有提高，却未达到应有的程度。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放弃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在改革中真正得到了实惠，农业生产连续数年空前增长。1985年起，随着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取消和农村多种经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从1989年到1991年，我国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过热现象实行了必要的治理整顿政策，使农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生产形势严峻，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三农”问题再次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人们又逐渐认识到前期在农业和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并进行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大胆探索，正在逐步形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方向的第二次农村经济变革浪潮。　总之，在我国工业化启动时期，一方面农业和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农业和农民自身却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农业的脆弱和严重滞后，以及农民收入和购买力的低下，也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记者：有人说，不懂得农民和农业，就不懂得中国。您如何评价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　张培刚：从世界范围看，只要人类仍以动植物为主要食物，农业提供食物的功能就不会丧失，因而就世界而言，绝不能没有农业。从一国范围来看，一国的工业化必须使工业发展与国内或国外农业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产值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较高的比重，由于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大国而言，农业及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如果与工业化发展的要求相比，可看出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建设落后，基础设施薄弱，远远落后于居民的社会需求；至于农村的状况，则相差更甚。不仅如此，我国工业产值虽然早已超过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优势比重，但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却仍占优势比重。可见我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工农并重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人民对食物的需求还会有较快的增长，食物结构也要求向高质化、多样化和方便化的方向转移。在工业结构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也会有较快的增长，这不仅在于能够部分地补偿以前由于重工业化政策而引起的这类工业发展之不足，而且也是为了满足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增加出口、获得对外贸易比较利益的需要。因此，工业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也必然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今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进展，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将会更大，对其结构层次和质量改进的要求也将会更高。如果农业不能向现代化转变，那是很难支持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如果没有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是无法实现的。三农”问题　　记者：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由多重矛盾嵌套而成，比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您认为，“三农”问题的症结何在，要解决这一系列矛盾，应该从何处入手？　张培刚：“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和非农产业问题。由于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执行了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基数庞大，其中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有四个高峰期，共转移出农村人口1亿多；但也出现了四次城市人口向农村逆转的现象，由城市向农村共转移劳动力6000多万。这就是说，我国城市工业化只吸收农村人口4000多万，平均每年才100万。而与此同时，我国工业中有近2000－3000万冗员，几乎可以抵消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这说明，40多年来我国城市工业几乎没有吸收或未能有效吸收任何农村劳动力。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都不可能单纯依托现有城市工业的发展。今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和农村经济的高层次发展，主要还是应该依赖于农村乡镇企业的深入发展和由此而引起的农村的初步城镇化。乡镇企业是农民自己办的企业，是农民为摆脱贫困而寻找到的出路，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因此需要认真研究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和问题，调整乡镇企业的产业分布、产品方向和技术结构，使之继续向着有利于劳动力吸收和农产品深加工方向转化，向着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方向发展；要适当调整乡镇企业的地区分布，帮助落后地区逐步建立和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同一地区乡镇企业的集中扩充，从而促进新城镇的建立和发展；合理引导和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的流动，克服盲目无序现象。　记者：有人提出，发展农村工业是在复兴农村、开发工业之外的第三条发展道路。上个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也确实在全国各地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现在除浙江等少数地方外，其他地区的乡镇企业很多亏损，产品质量差、科技含量低甚至造成严重的污染。这是否说明“第三条路”行不通？　张培刚：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先是有一些人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路，一条是主张复兴农村，一条是主张开发工业。后来有人提出第三条路，即主张开办乡村工业为中国经济的出路。他们的观点是不搞整个国家工业化，而是在农村办小手工业，办乡村企业。他们相信小手工业慢慢发展后会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1935年，燕京大学教授郑林庄先生发表文章，正式提出第三条道路。我随即写了《第三条路走的通吗？》予以回答。那时我才22岁，年轻气盛，说他那个主张是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行不通。　解放后，郑先生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我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他，请他原谅。我是不赞成走第三条路的。当然主张走第三条路的，情况也很复杂。当时有一些大人物支持他们，并受到外国人的影响。你们要晓得，到今天为止，有些外国人很好，希望中国发展；有些外国人不好，不希望中国发展。在乡村办小手工业来慢慢发展的工业化主张，这里面就有外国人的影响。当然主张走第三条路的不一定都是受到这种影响。中国的发展应该走工业化的道路，这种工业化包括城市的工业化，也包括农村的工业化。中部崛起　记者：中国地域差别非常大，一直以来，东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而对西部进行政策倾斜之后，中部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出现了所谓“中部塌陷”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您提出了“牛肚子理论”，呼吁国家将力量用在中部。您能进一步谈谈促进中部崛起的具体做法吗？　　张培刚：“牛肚子理论”起源于我的亲身经历。1971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劳动改造”。有一次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沼，我们赶忙牵牛鼻子拉着牛头，使劲往上拉，可是牛身却越陷越深。正束手无策时，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部位，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这头大牯牛拉出泥潭。　当我在80年代提出要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特别强调研究大国发展问题时，想起了这段难忘的经历，便把中国的经济起飞与那头牯牛的脱离泥沼而起身相联系，把强调中部的崛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承东启西的战略地位的观点，称为“牛肚子理论”。　　中国目前正处于过渡型的“多元经济形态”，其最大特点从横断面来看，西部最为落后，中部较为先进，东部或东南部沿海地区最为先进。无论研究制订何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决不能“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区域经济发展不能搞齐步走，但也不能差别过于悬殊，更不能让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或阻碍落后地区的起飞进程。如果不注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有可能出现“大牯牛跌入泥潭”的被动局面，使劲的部位不对，使得劲越大，陷得越深。如果中部不能相应地及时崛起，则全国整个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协调发展，是不可能的。对症下药　记者：您曾经说过，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在很多方面是解释不通的，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您如何解释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张培刚：一般来说，要经济发展，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作为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且区域差异很大，现在又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光谈经济因素就非常不够了。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她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相当艰难的过程。因此，单纯地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就解释不通，或不能完全解释通。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到一起来考察，才能把中国的许多问题弄明白。　　如何实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兴旺起来，就如同一个人生了病要好起来一样，首先要找医生看病，要摸清病因、病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经济问题，特别是经济改革问题也是一样，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以及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近百余年发展不起来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完全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我一向主张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当然这些因素有轻重之分），一起来解释经济现象，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而东西部的差异又非常悬殊，所以必须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因而叫综合考察。这样才有希望把中国的病因找出来，搞清楚。　我以前把历史因素叫做历史的幽灵，即历史上主要阻碍我们发展的因素。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一百多年受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加上解放后还有近30年“左”的倾向的干扰，所以我称之为“313”。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特点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与地理的因素不用多说。再谈谈政治因素。我觉得任何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首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如果社会政治不稳定，一切的改革和发展都谈不上。我们的国家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实行大家不一定喜欢的政策，或者有时候难以理解的政策，经过研究之后是应该可以理解的。比如说计划经济，虽然毛病很多，但建国初期如果不搞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就很难建成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没有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基础，也就难得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但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不能过长，尤其要避免极左路线的出现。因此，经济发展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　　记者：一直以来，您要求青年学者“研究经济学要懂得历史”、“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包括最近刚刚去世的董辅礽等，您的学生中许多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您对中国经济学者有何意见或忠告？　张培刚：美国之所以发达，关键在于重视人才和教育，一个国家要富强，关键是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科1981年才开办，1998年申请到博士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有今天，靠的就是人才。在我们最困难时，得到我的母校武大经济系谭崇台教授等的支持和帮助，合作培养博士生，在学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我们面对的关键问题还是人才问题，要把握好如何造就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　最近几十年，我国教育、学术界一直“重理工轻文史”，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很短视。我国经济要发展，整个社会的风气要改善，要扭转急功近利和浅薄浮躁的学风。我的学生董辅礽就是一个卓越的代表。他一直埋头致力于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出路，思想解放，不墨守成规。作为经济学者，不仅要重视基础理论，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动脑筋思考，要有耐心，甘于坐冷板凳。经济学要跟随时代的步伐而前进，要有历史观，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来发展。

发展经济学作业 求助

1.劳动力增长。由于受战争、饥荒或者两个国家合并的冲击，通常会形成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跨国界流动。劳动力存量一次性永久增长，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是什么？利用索洛模型思考这个问题，假定g=0且n>0。2.投资率减少。假定美国国会立法不鼓励储蓄和投资。比如，1990年代取消投资税抵免政策。这个政策导致投资率下降，从http://file:///C:/Users/lk/AppData/Local/Temp/OICE_8077D1F4-CAA6-4736-9FD9-A4014EA10522.0/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永久地降至http://file:///C:/Users/lk/AppData/Local/Temp/OICE_8077D1F4-CAA6-4736-9FD9-A4014EA10522.0/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利用带有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检验这个政策变化，假定刚开始时这个经济处于稳态。画一个对数平均收入随时间变化的图形，考虑有和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再画一个平均收入随时间变化的图形，也考虑有和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政策变化永久性地改变平均产出的水平和增长率吗？3.收入税。假定美国国会决定对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征收收入税。那么现在wL+rK=Y由http://file:///C:/Users/lk/AppData/Local/Temp/OICE_8077D1F4-CAA6-4736-9FD9-A4014EA10522.0/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gif代替。追踪这个税对平均产出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从偏离原先的稳定状态开始考虑。

给大家介绍一些有用的发展经济学书目

1、[美]吉利斯、波金斯、罗默和斯诺德格拉斯合著，《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3、[英]A.P.瑟尔沃著：《增长与发展》（第六版，郭熙保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4、[美]德布拉吉·瑞著：《发展经济学》（陶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5、洪银兴著：《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6、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7、陈宗胜主编：《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8、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等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9、叶静怡编著：《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10、P.巴德汉等著：《发展微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有需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请留一个邮箱地址，两天回复。

罗斯托经典发展经济学四本（20元）

一、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美]W.W.罗斯托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345页二、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美]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三、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美]W.W.罗斯托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211页四、富国与穷国.W.W.罗斯托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15页一、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美]W.W.罗斯托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345页1.2.二、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美]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1.2.三、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美]W.W.罗斯托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211页四、富国与穷国.W.W.罗斯托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15页1.2.[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319:17:04编辑过]

巴曙松透露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因病辞世

[转帖]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