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看了一篇关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不知作何感想
第10期刘国光的一篇文章(2005.7.15,作者应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就理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些看法)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二、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存在这种状况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现在许多人都讲双轨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几年前就讲现在实行“双轨制”，学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第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这个事情，当然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引进外国文献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因为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改变。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他说，传统经济学教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运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运用。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有些原来在国内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出去后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国学经济，学管理，其中很多人没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希望这个局面越来越好，认为送出去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提高最快的办法。他说，训练有素的海外军团回流浪潮将加快，不断充实到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队伍里，势头势不可挡。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孙冶方奖是国内的，但是处于惨淡经营之中。还有是影响了干部队伍，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干部的思想也在变，虽然很多干部不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还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些都不是很正常，这是崇拜西方。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我上面讲到的四个问题，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门没有检查，没有落实。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我觉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都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流毒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陈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与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有联系。他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个常识问题，但是也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两门基础经济学或者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是双轨制，这是根本错误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同志的分析，他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或者简称为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他自己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斯蒂格里茨、萨缪尔逊等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在体系、理论框架、理论观点等方面有差异性，比如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差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别。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把西方经济学称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合适一点。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中的关系，如果说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这种关系就应该很明确，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参考；前者是主流，后者是借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为代表的，他说，不能把现时期世界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后者必然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另外一种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为代表的，他最近在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回顾的研讨会上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认，这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他说，不管在教学人数上还是教育内容上，到现在应该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上述两种意见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我认为，两门基础经济理论的观点不能成立，应该是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不能是双轨的。当然，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发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我们要尽量吸收、借鉴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化了的组成部分。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一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四是微观经济；五是宏观经济；六是国际经济。当然中间有许多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至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和其他内容，可以开设一些课程比如西方经济思想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专著的课程等来对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我们不要突出这些内容，因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已经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了。总之，我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单轨，不能双轨，这是个教育方针的问题。五、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或古典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庸俗的成份，其科学的成份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份，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其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大约是以上四点，可能还可以举出其他几点来。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这里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为这四点每一点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对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陈先生讲的这几条，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北大现今某些头面经济学者，却不再提陈先生的主张了。有许多我们尊敬的学者都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比如陈岱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北京大学的胡代光等，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我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很少，他们是专家。但是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之前，在西南联大也接受过正规的美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解放前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体验我也是有的。我们感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用，但整体上不适合于中国，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很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大培等，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对的。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批评者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包括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它，我们否定的是它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我们不能让它来指导、主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什么要讳言新自由主义呢，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的话，如果你也是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的话，你就不必担心批评新自由主义会伤及无辜。如果你赞成他们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那你自己就跳进框框，怪不得别人。令我纳闷的是，这种言论也来自官方体改学会组织的论坛。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经济学向来是开放的，但曾经一度不开放，那是错误的，是左倾，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过去是开放的，现在也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有些西方经济学者不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张五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埋葬，并且钉上最后一个钉子。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吹捧张五常，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请他讲学，怎么能够把给马克思主义定钉子的人请过来，到处吹捧，这是什么道理！六、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是那些提出中国经济学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的人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一些人还提出经济学要去政治化。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奇怪的。但我们要明确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世界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注重方法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念，虽然它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是经济人假定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市场万能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放在明处，不是更科学一点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名教授就主张，经济学教育不应该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教育，而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他特别强调逻辑方法包括数学逻辑的教育。当然，逻辑方法是很重要。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这在经济学的明白人当中都是有共识的。但是逻辑方法是不是经济学惟一的方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两套，即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资本论》就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就是研究和叙述经济学要有逻辑的规律次序和历史的规律次序，要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判断，而且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即在强调逻辑抽象的同时，还要强调历史的实感、质感、价值判断。我在1983年带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我们和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我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他说，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我当时就反对这个说法，我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会上争论很激烈，其他美国人没有说话，当时张卓元他们都在场。这场争论到现在还在继续。北大这位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学不能搞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学教育要以传授工具方法为主，而方法里头要以逻辑为主，不提历史方法。而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历史方法，又要逻辑方法，政治经济学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不能只是个逻辑的方法。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这个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是美国几个大学组织的，旨在促进互派留学生和学术交流，通过福特基金会慢慢地贯彻它的目的，当然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它帮助培养了一批经济学人才，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做了西化中国的工作，它相当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在关于经济学教学模式的讨论中，现在沸沸扬扬地提出了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有人提出经济学没有国界，说基本的经济理论是反映人类共同的规律，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没有什么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就有名人明确提出这个观点。他们说，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般理论与特殊问题的关系，国际化就是指一般理论，本土化就是指特殊问题；国际化就是向一般理论接轨，向西方理论接轨，本土化就是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还说，不能因为有特殊情况就否认有一般理论，因为一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都是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化”也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老问题，我们永远都需要努力。问题是他们讲的国际化、本土化是排挤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讲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理论，代表普遍规律。这些人不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也不反对联系中国的实际，其中有些人还是主张应该有中国经济学，但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的经济学，比如清华大学某教授就说，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但是其理论框架是和西方经济学一致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支。有些人则根本反对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有同志说，国际化不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全部内容，他认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中国教育变革的惟一模式。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西方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二者分别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是需要研究的。我认为他的说法至少是一种客观的说法。当然，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成为主导，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借鉴。我再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部分人对诺贝尔奖很有兴趣。他们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惟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奖项，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经济学界奋斗的目标。有的人还以一种先行者的口气说，我们这一代不行了，赶不上诺贝尔奖了，但是一定要培养下一代、再下一代去获得诺贝尔奖。他们说，我们要向经济学的世界先进水平前进，包括拿诺贝尔奖。又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成就，要拿诺贝尔奖，首先就要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我们要肯定它的意义。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方法或者技术层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以及像印度人亚马森这样有人文关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诺贝尔奖从来不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性，评奖者有政治上的偏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诺贝尔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必吹捧这个奖，更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经济学教育的奋斗目标。因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真正作出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诺奖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吹捧得很厉害，弄那么大的规模，连主要国家领导人都重仪接见，根本没必要。除了在设诺奖的国家瑞典国王以外，这种团队规模的接见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我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说明有人在刻意推崇西方经济学，领导上可能不知道。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许多获奖者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我并不是排斥诺贝尔奖，我只是说我们不要追捧它。八、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认为，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还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我很尊重说这句话的经济学者，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问题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不是西方经济理论，怎么可以说中国改革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再从参与、形成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来说，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功劳的开拓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受西方理论左右的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虽然受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受西方影响比较大的中青年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大多数也能够以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马克思主义，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说，这些人起的是干扰的作用，而不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我想，这些人倾向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个历史的插曲，历史的误区，经过努力，可能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第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现在我国的房地产商是咄咄逼人呐！发了那么大的财还对政府这也指责那也指责，就很说明问题。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九、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做文章，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只讲几点。第一，教学方针要明确。教育部要管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向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第二，教材。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的建设，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西方知识比较多的学者，这样便于我们吸收、借鉴西方的东西，当然要经过改造。我们还要鼓励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写作和创新，鼓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专题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方法和具体的理论问题，都要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要有多种，不应该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学派的，但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对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名著，我们要组织有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说，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评说。只要在教学方针上明确不能以西方经济学教材为主，就可以有效地扭转局面。第三，队伍。我们欢迎西方留学的“海归”派回来充实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充实我们对市场经济一般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同志要进行再教育，特别是理工科出去的，过去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那些过去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回来后有必要的也要进行重新教育。不经过再教育的“海归”派，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是不能从事教师的工作，不能从事决策研究的工作。土、洋出身的学者教员在待遇上应该一律平等。党校的教员更要慎重选择，特别是党校的中高干部培训班的教员一定要慎重选择。否则我们的干部队伍受影响西化了，在实践中搞私有化，导致经济领域都变色了，而中央还不知道。第四，领导权。确确实实地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因为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在一些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我知道就有一些西化很严重的人在那里工作。总之，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当前要切实地检查和清理，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今天我们谈的主要是理论领域的问题，教育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我恐怕有些人还不明白。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刘国光 编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五、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六、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八、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九、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说，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也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不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现经刘国光教授本人同意，我们将他的上述谈话在本刊发表，以飨读者。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二、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存在这种状况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现在许多人都讲双轨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几年前就讲现在实行“双轨制”，学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第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这个事情，当然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引进外国文献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因为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改变。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他说，传统经济学教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运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运用。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有些原来在国内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出去后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国学经济，学管理，其中很多人没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希望这个局面越来越好，认为送出去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提高最快的办法。他说，训练有素的海外军团回流浪潮将加快，不断充实到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队伍里，势头势不可挡。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孙冶方奖是国内的，但是处于惨淡经营之中。还有是影响了干部队伍，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干部的思想也在变，虽然很多干部不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还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些都不是很正常，这是崇拜西方。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我上面讲到的四个问题，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门没有检查，没有落实。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我觉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都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流毒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陈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与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有联系。他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个常识问题，但是也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两门基础经济学或者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是双轨制，这是根本错误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同志的分析，他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或者简称为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他自己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斯蒂格里茨、萨缪尔逊等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在体系、理论框架、理论观点等方面有差异性，比如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差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别。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把西方经济学称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合适一点。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中的关系，如果说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这种关系就应该很明确，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参考；前者是主流，后者是借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为代表的，他说，不能把现时期世界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后者必然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另外一种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为代表的，他最近在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回顾的研讨会上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认，这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他说，不管在教学人数上还是教育内容上，到现在应该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上述两种意见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我认为，两门基础经济理论的观点不能成立，应该是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不能是双轨的。当然，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发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我们要尽量吸收、借鉴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化了的组成部分。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一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四是微观经济；五是宏观经济；六是国际经济。当然中间有许多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至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和其他内容，可以开设一些课程比如西方经济思想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专著的课程等来对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我们不要突出这些内容，因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已经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了。总之，我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单轨，不能双轨，这是个教育方针的问题。五、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或古典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庸俗的成份，其科学的成份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份，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其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大约是以上四点，可能还可以举出其他几点来。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这里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为这四点每一点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对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陈先生讲的这几条，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北大现今某些头面经济学者，却不再提陈先生的主张了。有许多我们尊敬的学者都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比如陈岱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北京大学的胡代光等，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我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很少，他们是专家。但是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之前，在西南联大也接受过正规的美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解放前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体验我也是有的。我们感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用，但整体上不适合于中国，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很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大培等，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对的。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批评者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包括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它，我们否定的是它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我们不能让它来指导、主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什么要讳言新自由主义呢，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的话，如果你也是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的话，你就不必担心批评新自由主义会伤及无辜。如果你赞成他们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那你自己就跳进框框，怪不得别人。令我纳闷的是，这种言论也来自官方体改学会组织的论坛。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经济学向来是开放的，但曾经一度不开放，那是错误的，是左倾，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过去是开放的，现在也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有些西方经济学者不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张五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埋葬，并且钉上最后一个钉子。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吹捧张五常，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请他讲学，怎么能够把给马克思主义定钉子的人请过来，到处吹捧，这是什么道理！六、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是那些提出中国经济学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的人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一些人还提出经济学要去政治化。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奇怪的。但我们要明确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世界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注重方法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念，虽然它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是经济人假定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市场万能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放在明处，不是更科学一点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名教授就主张，经济学教育不应该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教育，而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他特别强调逻辑方法包括数学逻辑的教育。当然，逻辑方法是很重要。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这在经济学的明白人当中都是有共识的。但是逻辑方法是不是经济学惟一的方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两套，即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资本论》就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就是研究和叙述经济学要有逻辑的规律次序和历史的规律次序，要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判断，而且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即在强调逻辑抽象的同时，还要强调历史的实感、质感、价值判断。我在1983年带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我们和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我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他说，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我当时就反对这个说法，我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会上争论很激烈，其他美国人没有说话，当时张卓元他们都在场。这场争论到现在还在继续。北大这位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学不能搞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学教育要以传授工具方法为主，而方法里头要以逻辑为主，不提历史方法。而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历史方法，又要逻辑方法，政治经济学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不能只是个逻辑的方法。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这个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是美国几个大学组织的，旨在促进互派留学生和学术交流，通过福特基金会慢慢地贯彻它的目的，当然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它帮助培养了一批经济学人才，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做了西化中国的工作，它相当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在关于经济学教学模式的讨论中，现在沸沸扬扬地提出了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有人提出经济学没有国界，说基本的经济理论是反映人类共同的规律，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没有什么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就有名人明确提出这个观点。他们说，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般理论与特殊问题的关系，国际化就是指一般理论，本土化就是指特殊问题；国际化就是向一般理论接轨，向西方理论接轨，本土化就是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还说，不能因为有特殊情况就否认有一般理论，因为一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都是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化”也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老问题，我们永远都需要努力。问题是他们讲的国际化、本土化是排挤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讲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理论，代表普遍规律。这些人不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也不反对联系中国的实际，其中有些人还是主张应该有中国经济学，但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的经济学，比如清华大学某教授就说，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但是其理论框架是和西方经济学一致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支。有些人则根本反对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有同志说，国际化不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全部内容，他认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中国教育变革的惟一模式。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西方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二者分别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是需要研究的。我认为他的说法至少是一种客观的说法。当然，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成为主导，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借鉴。我再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部分人对诺贝尔奖很有兴趣。他们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惟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奖项，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经济学界奋斗的目标。有的人还以一种先行者的口气说，我们这一代不行了，赶不上诺贝尔奖了，但是一定要培养下一代、再下一代去获得诺贝尔奖。他们说，我们要向经济学的世界先进水平前进，包括拿诺贝尔奖。又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成就，要拿诺贝尔奖，首先就要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我们要肯定它的意义。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方法或者技术层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以及像印度人亚马森这样有人文关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诺贝尔奖从来不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性，评奖者有政治上的偏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诺贝尔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必吹捧这个奖，更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经济学教育的奋斗目标。因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真正作出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诺奖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吹捧得很厉害，弄那么大的规模，连主要国家领导人都重仪接见，根本没必要。除了在设诺奖的国家瑞典国王以外，这种团队规模的接见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我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说明有人在刻意推崇西方经济学，领导上可能不知道。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许多获奖者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我并不是排斥诺贝尔奖，我只是说我们不要追捧它。八、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认为，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还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我很尊重说这句话的经济学者，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问题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不是西方经济理论，怎么可以说中国改革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再从参与、形成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来说，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功劳的开拓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受西方理论左右的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虽然受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受西方影响比较大的中青年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大多数也能够以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马克思主义，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说，这些人起的是干扰的作用，而不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我想，这些人倾向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个历史的插曲，历史的误区，经过努力，可能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第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现在我国的房地产商是咄咄逼人呐！发了那么大的财还对政府这也指责那也指责，就很说明问题。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九、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做文章，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只讲几点。第一，教学方针要明确。教育部要管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向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第二，教材。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的建设，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西方知识比较多的学者，这样便于我们吸收、借鉴西方的东西，当然要经过改造。我们还要鼓励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写作和创新，鼓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专题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方法和具体的理论问题，都要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要有多种，不应该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学派的，但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对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名著，我们要组织有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说，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评说。只要在教学方针上明确不能以西方经济学教材为主，就可以有效地扭转局面。第三，队伍。我们欢迎西方留学的“海归”派回来充实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充实我们对市场经济一般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同志要进行再教育，特别是理工科出去的，过去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那些过去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回来后有必要的也要进行重新教育。不经过再教育的“海归”派，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是不能从事教师的工作，不能从事决策研究的工作。土、洋出身的学者教员在待遇上应该一律平等。党校的教员更要慎重选择，特别是党校的中高干部培训班的教员一定要慎重选择。否则我们的干部队伍受影响西化了，在实践中搞私有化，导致经济领域都变色了，而中央还不知道。第四，领导权。确确实实地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因为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在一些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我知道就有一些西化很严重的人在那里工作。总之，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当前要切实地检查和清理，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今天我们谈的主要是理论领域的问题，教育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我恐怕有些人还不明白。http://q12345678901qq.bokee.com/3270670.html刘国光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
-
[下载]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经典论文(免费）
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的九篇经典论文ThefutureofeconomicstheTheFutureofMicroeconomicTheoryAdvancingBeyondAdvancesinBehavoralEconomicsEvolutionaryTheorizinginEconomicsExperimentsandEconomicDevelopmentExtendingtheBoundsofRationalityModelingKnowledgeinEconomicAnanlysisWhatCanEconomistsLearnfromHappinessResearchThemicrofoundationsofmacroeconomics--Anevolutionaryperspective[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287:49:12编辑过]
-
【高清首发】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5版 高鸿业主编 2011.01.pdf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5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作者】高鸿业主编【出版商】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ISBN号】978-7-300-12801-6【页数】363【丛书名】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原书定价】30.00【内容提要】本书充实了第七章第三节寡头部分的内容。将第四版第八章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需求方面和第九章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供给方面，合并为一章，即本版第八章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扩充了对博弈论的介绍，即将第四版第七章第四节的内容扩充为一章，即本版第十章。第四版第十四章的内容，在表述方式上作了一些调整。在第四版第十六章中增加了一些案例，同时删去了一些与宏观经济理论不大相关的内容。去掉了第四版第十九章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5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作者】高鸿业主编【出版商】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ISBN号】978-7-300-12800-9【页数】364-672【丛书名】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原书定价】30.00【内容提要】本书是由高鸿业老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的第五版，主要包括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失业与通胀，开放经济下的短期经济模型，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理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目前的争论和共识，以及宏观经济学与中国等内容。————————————————重新上传地址：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5版）高鸿业主编2011.01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f/084BC1679D3BF2CF.html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5版）高鸿业主编2011.01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f/883768B82DF6362D.html
-
高鸿业生平介绍：西方经济学教育奠基人（三）
高鸿业印象 马上就满85岁的高鸿业，苍老瘦小但是乐观、豁达。“我跟你讲，我活两年都没把握。”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一如既往。 他每天看报纸，看《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中国电视报》。 一直到一年以前，他还每个月去趟北京图书馆。最近半年去不动了，“但能去我还想去，去惯了，不去难受。” 他爱书，家里全是书，有他喜欢的中国旧诗词还有马恩列斯毛全集和各种经济类、管理类著作等，但却没有他自己翻译或者编著的书。 他年轻时爱看小说，喝杯淡酒。客厅的书架上放着英文原版《福尔摩斯探案集》、《嘉莉妹妹》、《艰难时事》、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买了还没看。年轻时喜欢听听唱片，他指了指对面的音响，“那是我的音响，好久没有听了”。 他看《圣经》，不是因为信基督教，而是因为有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基督教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在美国12年，他没起过洋名字。“为什么呢？长着一幅中国脸，有中国人的黑头发，中国人的思想，用中文名我感到舒服。” 据中国人民大学网站5月18日消息，我国经济学界杰出教育家，西方经济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资深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5月17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著名经济学家、人大教授高鸿业 人大网站同时刊登了高鸿业先生的生平如下： 高鸿业先生，江苏徐州人，1921年出生，无党派人士，我国经济学界杰出教育家，西方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资深翻译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荣誉教授。 高鸿业先生194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获学士学位。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经济学。1952—1954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助教。1956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6—1957年任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1957年，高鸿业先生响应祖国号召，放弃在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投身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1962-1964年)，介绍和评析现代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初，高鸿业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经济学，坚决主张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他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有必要结合中国国情，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有用的部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开设并主讲研究生课程《西方经济学专题研究》，与其他学者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并翻译了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十版)，发表了《评萨缪尔逊经济学》，全面系统地介绍、评价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我国公认的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84年1月，高鸿业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办遴选为我国第二批博士生导师，由他直接培养的硕士、博士多达70余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于1983、1987、1992年三次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讲学与合作研究，并被聘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 高鸿业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有：《评萨谬尔逊经济学》(1988年)，《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1988年)，《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1994—1996年)，《西方经济学》(1996年)，《现代西方经济学词典》(1996年)，《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2002年)等；译著有萨缪尔逊《经济学》第十版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持翻译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和萨缪尔逊《经济学》第十二版。 几十年来，高鸿业先生在教育战线兢兢业业，辛勤耕耘，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他1988年被评为北京市高教系统先进工作者，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获北京市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获吴玉章奖金；1993年获北京市十佳教师、人民教师称号；2005年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他治学严谨，许多著作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西方经济学教学指导思想的改革》获1989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现代西方经济学》获1991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评萨谬尔逊经济学》获198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1996年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被评为国家级教材，该书第二版于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本书的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教材。 高鸿业先生从事教育事业五十余年，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一生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平易近人，甘为人梯，赢得了广大师生和同行的敬重，是公认的求真务实、知识渊博的学术大师。本文转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16149.htm?fr=ala0_1_1扩展阅读：1.人民网2.新浪网3.中国人民大学4.http://www.zjol.com.cn/05qianbao/system/2007/05/21/008442854.shtml
-
[原创] 西方经济学在骨子里是主观唯心主义
西方经济学在骨子里是主观唯心主义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典型证据：1）他们相信无差异曲线的存在。埃奇沃斯和希克斯得出的无差异曲线至今仍然是西方经学分析的重要工具。西方经济学家认为2个面包加上3张电影票，与1个面包加上5张电影票的效用可以是一样的。言外之意，物理、化学等状态不一样的东西，给人带来的感觉可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感觉可以脱离物力、化学等客观状态而存在，并且成为决定人的行为的源泉。2）他们相信多元效用函数的存在。他们相信存在一个以商品数量为自变量的效用函数。比如，效用可以是面包数量、电影票数量、苹果的数量的多元函数。3）他们认为人的主管感觉是经济系统运行的微观基础。在许多领域，科学家们都不以人的主观感觉作为分析的依据，如在物理、化学、机械、电子等领域。只有在经济学领域，人的主观感觉成了分析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本质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所不同的，是现代经济学家主观主义的成份比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少一些，马歇尔、费雪、萨缪尔森就是现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
-
请教一下，说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国情，到底体现在哪里啊？
学经济学这么多年，我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不分种族、肤色、民族地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比如说，一个假定（Assumptions）：人的理性决策是自私的。这个假定在中国不成立？还有，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所声称的理论，仅仅是在案例的解释，政策的指定上，和他们的西方同行有所分歧，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很多问题。这不但没有推翻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甚至都不能算是开创了一个“学派”，如：TheChineseSchoolvs.AustrianSchool；而且，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不恰恰也是西方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么？这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滞后啊，并非本质的差别啊；如果要说国情，那每个国家都有国情，G20在历史、文化、制度上，各有各的差别。但研究者都能本能地结合本国的实际，却没人会说经济学不适合本国，因为人性是想通的，那是universal的啊~~~恳请达人指点，感激不尽。
-
人大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奋斗历程
今年考的人大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昨天打电话问了,说能够上。我想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了。总算尘埃落定我现在就读的学校是哈尔滨工程大学,一所普通的211.高考时调剂过来的,专业也不好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也一直在网上逛游,查找各种资料,什么笔记啊,经验之类的东西,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收获也是很多的,从一些过来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给我今后的复习和学习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自己学习特别累的时候,我会看看那些文章,总会从里面找到动力,真的很感谢那些人,那时我就在想,要是自己有幸能够考上的话,也要写点东西给后面来的人看下,今年虽然考上了,但是分数却不是很理想,就没有想写什么经验,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只是在网上有几个XDXM向我咨询了复习的事情,他们问的问题都差不多,其实很像去年的自己,所以我就想还是把自己半年来的一些复习心得写出来吧,不管怎么样,大家看下,好的地方可以借鉴下,不好的地方就不用看了,呵呵,希望自己的这些经历对明年考的同学有所帮助。我是从08年4月底开始进入自习室复习的,不过当时课程比较忙,一般晚上会有几个小时没有课,所以晚上一般就去学习下,那时主要是打数学的基础,因为数学已经落下2年了,早忘记了,所以刚开始看时感觉很不爽,对了,书本我是用的我们学校自己遍的,因为上面有自己以前的笔记(这里说下教材的问题:一般都会推荐用同济的《高等数学》,浙江大学的《概率与同济》,清华的《线性代数》,不过我感觉很多教材都差不多,图书馆都会有的,我看了同济的数学,但是感觉看的不爽,就还是看了本校出的书,看的舒服点,不过最好是对着大纲看,大纲上没有的就不用看,有的就好好看下,人大经济学院考现在考的是数三,我个人觉得清华的线性代数太复杂,我们没有必要看那么麻烦的,我也是看的本校的书,很容易懂。不管怎样,教材的问题自己去选择,看自己看哪个版本的舒服了,只要按照大纲的要求都复习到就行了)。数学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打好基础,那是很重要的,打基础就是好好把课本看一遍,把以前学的东西回忆起来,这个过程花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而且会出现复习玩了线性代数忘记了高等数学,等复习玩了概率又忘记了线代这样的情况,很是让人恼火,但是不要着急。这个在第一遍都是很正常的,因为第一遍的战线比较长。我当时估计是花了2个月左右吧,把第一遍结束了,从7月份放暑假就开始正式做李永乐的《复习全书》了,这本书很好,我也是按照顺序从头到尾的,第一遍做可能也要花一些时间,但是会慢慢把以前的知识串联起来,慢慢的就会发现自己的思路清晰起来了。我反正就是复习全书看了3遍,一遍比一遍时间短。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尽量缩短三门学科间的间隔期,防止复习了线代忘了高数这样的现象,只有不断的重复才可以。在中间也做了下陈文登的《复习指南》,但是只是把高数部分看了下,没有怎么深入研究,后来就丢一边了,主要还是看的《复习全书》,这样一直持续到12月份,那时市面上就开始出现各种套题了,我也就开始做,基本上把能够买到的套题我都做了的,但是着重做的还是李永乐的《400题》,其他的套题做了就没有看了,《400题》倒是看了几遍,但是做套题时,最主要的还是历年真题,我反正把真题做了很多遍,把数三,数四的都做看很多遍,要注意真题一定要反复做,不可浪费。这差不多就是我的数学复习。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考试的时候一定不要马虎,我这次数学只有121,比自己预期的少了几分,我想就是在于自己分书写不工整,步骤杂乱。还有这次马虎,倒数第二题的那个简单的概率题给求导求错了,白白丢了9分,惨痛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英语.我想强调的是大纲的5500个单词一定要反复背,只有单词搞定了,其他的才好说。再就是狠狠搞真题,真题我觉得那个张剑出的《思路》不错(俗称黄皮书)。反正反复研究真题,其他的什么资料其实没有必要做。不过如果为了求个心安的话,也可以做下石崇祯的220什么的,市面上有一些,反正当做练练手吧,不要去太较真。新题型感觉平时不要去怎么花时间练习。平时以练习阅读理解为主,单词和真题两手抓。作文的话不要太着急,我是从11月份开始的,感觉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的作文不好,所以笨鸟先飞,呵呵。现在很流行什么万能作文,千万不要用那个,全国多少人在用啊,况且也不是自己的,用起来也不熟练,我是自己从网上把近18年的考研满分作文下了一些下来,每年的大约2篇,这样从这些满分作文里面提取总结好的句型和套路,最后组成自己的模版,我想这个模版是独一无二的,我再反复练习,反复套用,最后基本上随便拿个图我就能够用了,考研时,除了第一段我是自己写的外(因为是描述图画,所以套不了,嘿嘿),其他的全是套的屁话,最后写了230左右的字数,呵呵。大作文我估计至少有14分,对于这个分数我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北京地区作文改的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大家不妨试试我这个方法,我那个模版现在还保存着,呵呵。再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自己不是很确定的答案,最好以第一感觉为准,我这次也是倒霉了,那个排序题,本来是选对的,考前2分钟,我又给改,结果只对了一个,要不然英语。。。。。。呵呵,所以啊,以第一感觉为准啊政治,我考了76,客观37,主观39,对于政治还算满意,主观感觉挺不错,只是感觉客观选择题自己打的少了点,平时练习都是40+的,呵呵。政治我是从九月份开始复习的。主要就是看那个《大纲解析》,考研政治的圣经。其他的资料倒是买了不少,但是都是翻一翻又丢一边了,就是买个心里安慰,呵呵。主要还是看的大纲解析,真的不错,建议大家好好看这个,尽量多看。再在考研前就多看看套题什么的,好像就这样吧,也没有什么技巧什么的,还有我觉得政治辅导班没有什么作用,我下了辅导班的MP3听了,感觉说的全是废话,呵呵,有的人说辅导班有用,反正这个看大家自己了。专业课。今后要多家注意计算题,看来人大的计算题有变难的趋势。其他的简答和论述我感觉答的不错。说下复习吧,西方经济学主要还是以高老主编的那2本书为主,好好看。至于说的其他一些书,比如曼昆,平迪克,范里安的,多恩布什的书籍,我觉得看不看无所谓,有时间看下也可以,但是感觉用处不大,毕竟我们时间有限,以后考上了有时间再看。资本主义部分,我觉得人大宋涛出的那本书其实也不错,可以好好看看,资本主义部分开始看起来可能有点郁闷,我当时就是看了3遍都没有什么头绪,很窝火啊,一狠心就抱着书本每天狂读,差不多有点能够背下来的感觉,当然肯定背不了,但是印象很深了,还别说,这个方法很好用,一下子我全懂了,而且脑袋里的印象很深刻了。每个人的学习方法不一样,我比较笨,所以用这个死方法,呵呵。社会主义部分我觉得没有看书的必要,我是准备了个20个专题,差不多涵盖了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比如所有制,分配制度,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国企改革啊,创新啊…….反正有20个专题。我再分别就这20个专题到CNKI上去找几篇不错的文章,打印出来,再参考文章自己记录整理成笔记,我反正整理了很厚的一叠笔记,我就专门看这些笔记,社会主义部分就没有问题了。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历年真题和答案很重要的,我就是把历年真题自己做了遍,整理成笔记了反复看,差不多可以背下来了,所以好好看真题复习的事情说玩了,说点其他的吧。考研还是一条蛮幸苦的道路,我准备考研时,寝室就我一个人考,每天回到寝室连一个一起说话探讨的人都没有,那时真的很郁闷。还好,在那个考研教室里认识了一些考研的人,我现在一直很庆幸我到了一个好的教室,那里面估计有10几个考研的人,都是固定了的。大家都很自觉,从来不喧闹,慢慢我们都熟悉的,平时累了就一起说说话,真的很好,这次考研下来,其他人考的都很好,2个北航的已经上了,2个上海交大的后天去上海,还有中科院的也上了,3个哈工大的也上,还有对外经贸,吉林大学的也要去复试了…….真心祝福他们考研复习时我保证每天学习12小时,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但也不少。每天保证8点前一定要坐到自习室,中午就在教室爬着睡会,晚上学习到10.30教学楼关门,回去寝室后,稍微洗漱下后,再看到12.30,这样其实学习起来也不是很累,平时一般会在周2下午给自己放假半天(因为越狱周二出!嘿嘿),反正自己就这么每天坚持着,电脑也被自己装到箱子里,呵呵。慢慢的就习惯了,感觉每天过的很快,很充实,有的时候晚上10.30从教室回寝室,走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自己会不自觉笑起来,感觉是发自内心的笑,是一种很充实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好。考研结束后,我犯了很多SB错误,感觉很差,,都没有怎么抱希望了,整个寒假在家过的很颓废,都不想谈论考研的事情,真的,那时真的感觉自己一无所有,那种感觉也许只有经历了的人才能够体会,无法说出来。2.20号回的学校,原本以为回到学校会好点,回到学校自己更颓废,寝室就我一个人,我每天睡到11点,晚上2点睡觉,饿了就叫外卖,一搞几天不出去,好不容易出去了一次,碰到自习室一考研的女生,她说:你怎么这么长的胡子,头发这么乱了啊,呵呵。我那时才发觉自己颓废了很久了。回去还是继续颓废,一直到3月4号出成绩,成绩让我既惊喜又失落,363,感觉是一个很危险的分数,我感觉自己进入复试也是当炮灰了,继续郁闷……后来分数线一推再推,一直不肯出,我就开始强迫自己去看书,但是效率很差。最后线划到了350,复试名单有我,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得马上到北京去复试,就这样抱着一种试试的态度吧,到人大看到自己的排名,31人中自己排在13,那时才感觉有点轻松,可是复试却感觉很差,笔试答的不好,下午的面试也是,复试玩后我真的很悲观…..可是今天打电话查询,说上了,真的很高兴,总之,终于结束了我想说的是,考研其实没有想的那么难,人大也不是想的那么难,人大也是公平的,我从复试到录取,并没有联系过任何老师,再我也不认识,我想大多数考上的人都和我一样。只要坚信自己的目标,努力追求下去,就会成功的,我开始相信同学一直给我说的两句话:苦心人,天不负和得之,我幸运、,失之,我命……..有梦就坚持下去……
-
这就是西方经济学!
《史记》上记载了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的话，“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段完全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公等遇雨，皆已失期”是小概率事件发生了，成为局限条件。“失期当斩”是合约，是局限条件。设死的成本为c，起义后成为王侯将相的收益为，不起义而苟活的收益为。设起义时，死的概率为P1，成为王侯将相的概率P2，P1+P2=1。设不起义时，死的概率p1，活着的概率为p2，p1+p2=1。这样起义的预期收益，不起义的预期收益为。假设：，比较与得，，所以陈胜吴广选择起义。http://zuihayin.pinggu.org/bbs/post.asp?action=new&boardid=4#_ftnref1\"[1]司马迁(撰)：《史记》，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
西方经济学并不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学者
西方经济学并不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学者 现在，中国的国情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行一谠制制度，又普及西方经济学教育，灌输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 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可能并不是当初将各种体系混杂起来的设计者所能料到的。这样做后果是，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度迷茫，没有人能给这些迷茫的思想予以澄清。各种论调，胡乱猜想都迸发出来，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缺乏知识，以及近百年洋为中用，中学为体，以及后50年马克思主义为体的后果。 在中国“中学为体”和西方资本主义两个社会形态的优劣比较上，又被马克思主义打进了一个楔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形态，将一个很简单的社会发展问题变为一个复杂，说不清楚的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说不清了。 那好，先说一下，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学者的缘由吧。 中国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社会是一样的吗？ 比如说：西方经济学的博弈论，中国社会里没有博弈，而且也不允许博弈，中国内部的博弈是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那让中国人怎么去理解人家的博弈论内容呢？人家的博弈论是对自身社会归纳和抽象出来的内容，当然不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理解了。 仅仅从一个博弈概念的推出，就看出中国与西方社会内部巨大的差别。 这种巨大的差别，不仅仅是表现在博弈这一个现象上。某些中国人还把西方国家极力避免和消除的资本主义负面现象作为批评西方社会的靶子。其实，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负面认识的要远比我们深刻，解决的办法和解决的效果也非常成功。对大面积的腐败和假冒伪劣治理效果远比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多。 西方社会的基础：自我约束与互相监督是维护社会正常存在的前提。 西方经济学一个理性人假设就让中国人受不了了。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行为，中国的学者不容易接受理性人假设。而且千方百计寻找各种证据去推翻这个假说。同样，中国这样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理解的。看看中国的裸官们和大量成功人士移民外国就让人不得其解。 所以，西方经济学是否合适于现今的中国国情和学者是值得疑问的。
-
西方经济会否遭遇“十年迷失”
20年前，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自那时起，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被称为"迷失的十年"。近来数周，一个焦点问题是，美国和欧洲经济是否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若真如此，西方国家当下面临的挑战要比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时更加严重。西方国家未来几年面临的挑战是增长迟缓和低利率。但与日本不同，西方国家的经济会复苏，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勇敢应对供应改革的必要性（旨在提高生产力）。未来10年，只有在犯下一些重大政策错误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才可能出现与日本完全相同的结果。对他们而言，主要问题是避免通缩和扩大需求。 目前而言，可能令西方国家身陷更恶劣处境的一个因素是，日本问题的全面展现用了很长时间。而在西方国家，经济和金融危机同时爆发，日本危机则历时8年才全面蔓延。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曾撰文称日本时下面临四个D：债务(debt)、通缩(deflation)、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日本还面临一项更长期的挑战，人口统计数据(demographics)。了解这些，就会明白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异同。 日本的债务问题不同于西方国家。日本拥有经常账目盈余，在本土能够轻松筹集到偿还债务的资金。美国或欧洲周边国家就享受不到这份奢侈，而且不得不比日本更快地面对诸多问题。 日本经济破灭时，日本民众拥有大量的储蓄。因此，人们还能够动用储蓄。相反，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目前都有较高的个人债务。这使得西方国家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 通缩是日本最大的问题，其股市表现仍只是1989年高峰时期的零头。土地价格在1991年升至最高，2006年停止下跌，令日本银行的抵押和坏账问题激增。随着消费物价下降，人们推迟支出。西方国家必须避免通缩陷阱，尤其是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 与日本当时一样，西方国家现在也面临去工业化挑战。日本工业已经"被挖空"，他们将生产转至其他地方的低成本中心，导致本土面临成本和利润下降压力。现在，这种情况同样在西方国家出现。这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必要性，避免自给式恶性循环，鼓励公司投资。 放松管制问题在二者之间大有不同。日本可能从未接受过必须进行供应改革和结构变动的现实，且改革速度迟缓。部分欧洲周边国家现在也出现类似情况。尽管西方国家在未来几年无法避免需求疲软问题，但他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美国工业将能够反弹，并提高生产力。 然后，就是人口统计数据问题。对日本而言，这一问题比20年前更严重。欧洲部分国家现在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但美国没有，美国拥有年轻化的人口。日本同时面临供需两方面问题。日本主要专注于需求问题，但远远不够，而且长期以来忽略了供应方面的解决方案。简言之，日本并[个人出书网专业提供出书,个人出书,自费出书,博客出书,出版服务]没有完全解决其问题。这也是西方国家面临的挑战。 西方国家需要从日本汲取正确的教训。在货币政策方面，西方国家行动更加积极，用时远远短于日本银行。 日本的财政教训更加复杂。从1989年12月泡沫破灭到1997年，日本已经采取了各种财政刺激措施。这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1997年却成为一个转折点。财政政策已经紧缩。消费税高企，公共开支紧缩。经济遭受打击，金融行业崩盘。教训之一就是，过早的财政紧缩对需要扩大需求的经济并非好事。 另一个财政教训在随后的20年显露无疑：避免增长低迷，因此它继续推动日本ZF债务上升至现在令人担忧的水平。 现在，西方国家纷纷谈论通过通胀削减债务。日本已经证明这非常困难。日本人口逐渐老龄化且有庞大的储蓄，因此不一定会出现通胀现象。还有，对日本来说，日元已证明较有弹性，这增强了通缩压力。现在西方国家汲取的一个教训是，强硬的货币政策毫无裨益，并且以通胀削减债务的政策难以实施。 西方国家需要更多量化宽松政策、不要提前紧缩财政，并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以鼓励投资和增长。主要问题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通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