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最热的话题莫过于通货膨胀与房价。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发行的太多货币,带动一系列资源价格上涨,从而最终导致消费品物价上涨,在中国又同时导致房价上涨几近“失控”。 但是,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看来,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要远比这复杂得多。韦森认为,依照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来分析近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就会发现,近几年中国经济体中货币快速增加,只是近些年中国经济市场化加速和资产价格膨胀的一个“镜像”,因而近几年M2(广义货币)快速增加与全社会资本资产头寸的迅速膨胀几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韦森还认为,理解了这一点,就会认识到,2011年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也许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和可怕,从而近些年已经放出来的货币也并非可以通过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来就能收回的。把当前中国经济体内巨大的流动性引入股市二级市场这个“池子”,目前看来才可能是惟一的化解之道。这样一方面能达致民富的目的,促进国内消费;另一方面又可以消解目前中国经济体内巨大的流动性,让CPI涨幅保持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物价上涨在一定时期
未必与M2增量直接相关
近来,所有的宏观政策的弦都绷得太紧了,看来处在决策层的许多经济学家又有点乱了方寸,怕通胀这个老虎被放了出来,要咬人了。有那么可怕么?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即使广义货币(M2)增加许多,却不一定就立即且完全传导到CPI上。过去两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演变轨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当下最急迫的,是要理清目前主要由71.38万亿元各类存款所构成的这近73万亿元的M2是如何创生出来的,而不是慌乱地游说货币当局不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再加息。
近几个月来,中国财经媒体乃至社会各界最热的话题莫过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问题了。时下,学界和社会各界一般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流动性泛滥。不少人相信,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发行太多货币,带动一系列资源价格上涨,从而最终导致消费品物价上涨,在中国又同时导致房价上涨几近“失控”。上述观点还认为,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CPI“抬头”或言“翘尾”,最根本的原因是近些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央行“货币超发”的直接后果。譬如,2010年11月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女士就曾在上海表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央行就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央行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吴晓灵女士的这一谈话,有媒体人士甚至夸张地计算道,近些年央行超发了43万亿元货币。
在之后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当记者问起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是否存在着货币超发问题时,他直接否定了这一点。当然,周小川行长也承认近些年广义货币增加太快,但他认为,高储蓄国家和低储蓄国家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不一样,尽管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1元GDP有近2元的M2了,相比之下美国1美元GDP只有0.6美元多的M2,但是,由于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又是间接融资,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就高;而美国是典型的直接融资国家,M2占GDP的比重应该就低,因而拿中国的M2占GDP的比重与美国的比不太恰当,由此他认为不存在央行超发货币问题。
两位央行高官(吴晓灵女士为前央行副行长),两位中国顶尖的金融理论家,两位同处在中国决策层的经济学家,在近些年中国决策层到底有没有超发货币问题上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判断。这一事例说明,在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未来走向的判断上,中国经济学家之间实际上存有很大差异,即使在一些事关宏观经济走向的重大决策的认识和主张上,中国经济学界乃至处在中国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也时常有相当大的分歧。
要对目前举国上下所关注的通货膨胀问题有个较为清醒的认识,我们这里还是先回顾一下近几年中国宏观经济动态以及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变动轨迹。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7年下半年之后,CPI曾有过一段较快的上涨时期。当时决策层就有些担心,怕通胀失控。从2007年下半年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货币当局6次加息、12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2007年9月,我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访谈稿“如何看待近来的物价上涨”,在文中我表示对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没有那么悲观。
为什么当时有那样一个判断?我的观察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7年上半年近8年时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主要是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增长速度估计还高于统计局的数据。在这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期间,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经济高速增长,但物价涨幅却很低,甚至有两年出现了所谓的“通货紧缩”。但那几年,我的心总是感觉吊着,甚是担心中国经济“高度亢奋”。故当2007年出现通货膨胀时,我当时的感觉是心反而放了下来。学过现代经济学的都知道,当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往往伴随着物价上涨,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s),实际上展示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高速增长时,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需求都比较旺盛,工资会上涨,失业率会下降,PPI和CPI会出现上涨。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数年中,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即CPI没有怎么涨,反而有时是负的,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当时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加速时代,从而中国市场经济初步形成这一特殊时期和特殊发展阶段上的高速增长状态。
从2001年到2007年上半年,尽管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已经开始加速,M1(狭义货币)和M2都增加很快,却没有出现较明显的物价上涨,现在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外贸出口所拉动的,国内劳动者收入并没有大幅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一直不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加速,中国的企业在崛起,原来不进入市场交易的资产尤其是土地进入市场了,房地产市场开始加速繁荣,用经济学的术语讲,整个社会的资本资产的寸头在快速增加。在当时市场经济刚起步的初步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加速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故经济高速增长,M1和M2均快速增加,CPI却没有较明显上涨,今天看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故在2007年下半年后出现了一定的物价快速上涨,我当时就认为没必要害怕。这句话同样适合今天。近来,所有的宏观政策的弦都绷得太紧了,看来处在决策层的许多经济学家又有点乱了方寸,怕通胀这个老虎被放了出来,要咬人了。有那么可怕么?
现在我的整体判断是,2011年乃至今后几年中国的CPI涨势,可能没有像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悲观。这几年我一直主张,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注重连续性,不能老是折腾,大起大落,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不能上个月松,下个月就紧,常来个180度的大转向。我们这个有近40万亿元GDP的大经济体,也经不得这样折腾。在中国经济有近10个百分点的年增长率的情况下,有个5%以下的CPI上涨,没什么好怕的。目前最需要做的是,首先要把这几年M1和M2快速增加的原因和机理弄清楚,才能做出合宜的宏观经济决策。不然,**老是满头大汗地紧握宏观经济的方向盘不放松,今天调控这个,明天刺激那个;宏观政策今天紧,明天松,多累!**要尽量让经济自身去自然调整,尽可能把调整留给民间,留给企业,留给市场。现在整个经济都市场化了,不能老是**在那里打那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拍子”,不断地指挥和命令经济,天天在那里搞“宏观调控”,不是“调”,就是“控”,这还了得?这样长期下去,中国经济会被折腾坏的。前些日子,我说“无为也是个宏观政策选项”,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目前在全国上下,许多经济学家都担心2011年通货膨胀控制不住,故货币政策一再收紧,2010年以来已经提了七次准备金率和三次加息了,目前看来还在从紧。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物价上涨走势?我觉得关键还是先弄清在中国经济这个特殊发展阶段上货币化加速和CPI波动之间关系的机理。现在主流的且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还是货币主义的,即认为通货膨胀说到底就是个货币现象,意思是说,只要货币发多了,CPI一定会上涨。但是,这几年我一直讲这样一种观点:尽管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没错,但在一定时间并不一定是这样。现在的关键要弄清货币尤其是M1和M2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弄清了这一点,才会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即使广义货币(M2)增加许多,却不一定就立即且完全传导到CPI上。过去两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演变轨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依据过去的经验数据,货币快速增发半年以后,CPI会因货币量的快速增长而上涨。回顾一下近两年多的经济增长、货币创生和物价变动的轨迹,就会发现,事实并不尽如此。从2008年第三季度到现在,中国已新增M2近25万亿元,M1也净增长了11万多亿元,但是看一下CPI的变动轨迹,就会发现,直到2009年下半年,CPI才“转正”,之后才慢慢“抬头”或言“翘尾”,到了2010年下半年,才超过3%。这都多长时间了,才出现物价上涨的迹象?这显然是经典的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如经验地相信CPI曲线与M1动态曲线半年后拟合)很难解释得了的。最近,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所带领的研究团队的专家们也发现,2008年之后,M2与CPI上涨并不直接相关,并得出CPI曲线与M2曲线多年在中国并不完全拟合的结论。(他们使用的是M2增长曲线与CPI变动曲线滞后8个月的方法。当然,彭文生等专家的研究却发现,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CPI曲线与M1曲线在滞后8个月后有些拟合,尽管如此,但他们仍然得出结论说:“依据货币增长率预测通胀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北京大学的仝冰博士的新近专业研究也发现,自2007年以来,用M2对通货膨胀(很显然这里是指CPI上涨)的预测能力几乎失灵了。譬如,2007年,M2并没有大幅变化(为什么在2007年没有M2的快速增加?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除了下半年货币政策不断从紧外,是否与2007年股市超常繁荣时上亿股民进行“储蓄搬家”有关?这已是另外文章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了),而CPI却大幅攀升了;反过来看,自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上半年,M2急剧膨胀了,但CPI在2009年全年几乎一直是负的,直到年底,CPI才开始“转正”。事实上,美国近两年也在不断地增发货币,有所谓的QE1(第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和QE2(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两次大规模地增发货币的刺激经济计划,但是美国国内到目前为止也还并没有出现较明显的“通货膨胀”。这都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
最近,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物价上涨的预期似乎也有点太过悲观了。比如有经济学家认为2011年中国的CPI涨幅会超过7%,甚至有经济学家惊呼2011年中国的CPI会超过10%,这样的预测,有点高得太离谱。我是做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是外行,但我的直观感觉没有那样严重。2011年全年中国的CPI会超过5%?现在看来也不好说。现在决策层不是讲“要管理好通胀预期”么?经济学家的预期都高得这样离谱,还怎样管理?再说,现在是网络社会,是市场经济时代,通胀预期,既然是“预期”,说来又是**管得了的事么?**还要管住人们的思想和意念不成?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当下最急迫的,是要理清目前主要由71.38万亿元各类存款所构成的这近73万亿元的M2是如何创生出来的,然后才能冷静地探寻这巨量流动性化解之道,而不是慌乱地游说货币当局不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再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