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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妒嫉就是无知，模仿等同自杀
有一天，我读了几首诗，是一个杰出的画家写的，立意非常新颖，不落俗套。先不说诗的主题怎么样，字里行间传出一种告诫的意味。这些诗句中所倾注的感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包含的思想的价值。坚信自己的思想，坚信内心适合自己的就适合所有人——这就是所谓的天赋。如果你说出心底的信念，那么那信念就一定会变成普遍的感受；因为在适当的时候，最隐秘的就会转变成最公开的——“最后的审判”的号角会把我们最初的思想归于完善。尽管每个人都非常熟悉心灵的声音，但是我们认为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对书本和传统的蔑视，他们只说自己想到的东西。当心灵的微光从内部闪过，人应该学会发现和观察它，而不是去发现和观察诗人和圣贤的天空里的光彩。他却只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东西，就擅自摒弃了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天才的每一部作品中发现我们自己抛弃的思想：它们回到了我们身边，却带着某种疏远的威严。从对我们的教益而言，伟大的作品也不过如此。它们对我们的教导是：越是对方呼声最高的时候，我们越要平心静气的坚持我们自发的感想。否则，第二天，我们曾一直想到和感受到的东西，就成了某个陌生人的高明的见解和想法，我们只能被迫从别人那里取回原本是自己的见解，而且还要满怀羞愧。
每个人在求学时期的某一天都会得出这样一种信念：妒嫉就是无知，模仿等于自杀；一个人无论是好是坏，必须让命运属于自己；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作，就不会有任何一粒有营养的粮食自己送上门——即使这广阔的宇宙不乏善举。他潜藏的力量十分奇妙，除他之外再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本领，而且他也要经过尝试，否则他自己也不会知道。一张脸、一个人、一件事，在他那里而不是在另外一个人那里留下深刻印象，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铭刻在记忆中的这种东西有着提前确定的和谐。眼睛能看到那道光线，是因为它被安置在了那道光线应该照到的地方。我们无法充分的表现自己，而且我们感到羞愧——对各自所代表的那种神圣观念的羞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想，这种观念特别恰当，必然会创造好的结果，因此应该去忠实的传达它，可是这份功业，上帝可不愿意让懦夫来阐明。只有竭尽全力地用心工作，一个人才会感到安心和快乐；如果他并没有这样说或者这样做，那么他将不得安宁。那是一种为解脱而做的解脱。还处于尝试的阶段，他就被他的天赋所抛弃；灵感、发明、希望，全都没有。
信任你自己吧，每颗心都在随着那根铁弦颤动，接受你的位置吧，神圣的天意早已给你安排好了。接受和你同时代的人所构成的这个社会以及种种事件之间的联系。伟大的人物总是这样，而且把自己像孩子一样托付给同时代的天才，以此表明自己的心迹：绝对可信的东西就在他们心底藏着，通过他们的手在活动，并主导他们的存在。我们都是成年人，必须在最高尚的心灵里接受相同的超验命运；我们不是躲在安全角落的婴儿和病人，也不是革命面前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是领袖，是救世主，是恩人，服从上帝的旨意，冲向混沌和黑暗。
对于这个问题，在儿童、婴儿甚至动物的脸和行为上，大自然给了我们多么神奇的启迪啊！那种分裂和叛逆的心灵，那种对某种感情的怀疑态度（我们可以计算出违背自己旨意的力量和手段），他们并不拥有。他们有完整的心灵和未被征服的眼光，当我们盯着他们看时，惴惴不安的反而是我们。幼年时不会对任何人顺从：所有人都要顺从他，所以通常是一个婴儿会让四五个逗他玩的大人都变成婴儿。同样，上帝也赋予青少年和成年人所应得的桀骜和魅力，使他受人羡慕、受人亲近，使他的要求能被重视，假如他愿意尊重自己的话。不要认为青少年不能跟我们讲话，就认为他们没用。听！在隔壁的房间，他的声音清晰而果断。看起来他知道怎样在同龄人之间谈话。羞怯也好，勇敢也好，他总会知道怎样让我们这些长辈变得无足轻重。
小孩子不必为吃饭发愁，而且还不屑于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去讨好他人——就像贵族老爷一样，这种泰然自若的气质正是人性中的健康心态。在客厅里的孩子如同在剧院里的坐低价票座位的观众；无拘无束，不负责任，在自己的角落躲着并观察眼前的人和事，以孩子的迅速、简要的方式审讯、宣判他们的功过，他们或者好，或者坏，或者有趣，或者傻啦吧唧，或者能言善辩，或者令人生厌。因为他不去考虑后果也不必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一种独立的、真实的判决。而你要讨好他，他却不必讨好你。成年人却不是这样，他早被自己的意识紧紧的禁锢起来了。一旦他有什么大胆的行动或者言论，立刻就相当于身陷囹圄，他受到无数的人的关注，有的同情，有的愤恨，他不得不考虑这些人的这些感情。这里没有忘川（希腊神话中的冥河之一，亡灵喝了河里的水就会忘掉一切）。他是多么想重新回到他的中立位置上去啊！所以，谁能逃避这种种誓约，或者虽然已经履行，但是还能以原来的那种不被左右、不被偏见束缚、不接受贿赂、不畏强权的纯真来履行，谁就一定能受到别人的敬畏。他经常对时事发表看法，这些看法明显不是一己之见，而是警世名言，所以非常振聋发聩，令人闻而生畏。
这都是我们远离人群时所听到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世界，它们就渐渐衰弱，终至无声。社会各处都在阴谋反对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每个成员之间都达成协议：为了向每个股东提供食物时更有把握，就必须将其他吃饭的人的自由和教养消除。其中最必备的美德就是服从，自立却是让它深恶痛绝的东西。真相和创造者，这不是社会所喜欢的东西，它喜欢的是名义和传统的规矩。
所以无论要做什么样的人，都决不能做一个顺民。想要获得永恒的荣誉，就绝不能止步于表面的善举，而是必须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善。说到最根本之处，除了使你自己的心灵完善，其他任何神圣之物都不存在。解脱自己，回归自我，你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赞赏。在我小时候，有一位益友总是用教会的教条麻烦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那我与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联？我的朋友启发我说：“这些冲动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产生，而不是自上而下。”我回答说：“未必吧。不过假如我是魔鬼之子，那么就让我按魔鬼的生活来生活好了。”依我看，除了我的天性这个法则，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神圣的法则。好坏不过是一些名义上的说辞，随便那里都可以挪用。只要是符合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违背的就是错误的。一个人在所有反对势力面前修身做事，仿佛一切都是有名无实，过眼烟云，唯独他是例外。一想到我们轻易的向徽章和虚名，向大社会和死体制投降，我就感到羞愧难当。每一个举止得当、谈吐优雅的个人比起真理来更能影响和触动我。我应该昂首挺胸充满气势地走路，想方设法地直言不讳。假如怨恨和空虚穿着慈善的外衣，将行得通吗？如果一个怒气冲冲的、顽固到底的人设想慷慨宽大的废奴运动，带着来自巴巴多斯的最新消息来找我，我为什么不能对他说：“关心你的孩子去吧，关心你的伐木工人去吧：要和善、谦逊，要有气质，想要用对万里之外的黑人表现出来的关心来掩饰你那咄咄逼人的野心简直是痴心妄想。你对远处表现的爱就是对自家的恨。”这样向人致意虽然粗鲁不逊，但是说真话要比假仁假义更合适。你的善良必须要比较尖锐——否则就算不上什么善良。仇恨论低泣和抱怨的时候必须要被宣扬成仁爱论的对策。我会在我的天才召唤我的时候避开父母妻子和兄弟。我要在门楣上写下“想入非非”。我还是盼着最终结果能比想入非非好一些，但是我们不能把整天的时间都浪费在解释上面。别指望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想群居或者独居。也别像如今的善人的那些做法，对我说什么有改变所有穷人处境的义务。
那些穷人，他们是我的吗？我告诉你，你这笨蛋善人，我不会把钱送给那些我们彼此互不相干的人，一分都舍不得。由于有种种精神上的共鸣，对某一个阶层的人，我是可以由他们随意调遣的；如有必要，我不惜为他们赴汤蹈火。但偏偏不做你那些各种名义的廉价的慈善活动；不参与那些愚人学校的教育；不建造那徒劳无功的教堂，况且现在已经造了很多，基本都没什么用；不向酒鬼施舍；不组织那些反复重复的救济团体——虽然我也会略有羞愧的承认：我不得不在有时候破费一块钱，可是那是毫无善意的一块钱，不久之后，我就有勇气不给了。
通常认为，美德完全是意外之举，而非规则。人跟他的品德是两码事。人做的那些所谓的善举，如见义勇为、扶危济困之类，就跟他们必须为不参加日常的**而缴纳罚金作为抵偿一样。他们干这种事只算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种赔罪或掩饰——好比病人和精神病患者交的巨额的伙食费一样。他们的美德就是苦修赎罪。我不想赎罪，我只想生活。我只为生活而生活，并非为了观赏。我更希望它能低调一些，好能真实而平等，而不愿意它光彩照人，动荡不安。我希望它健康甜美，不必去忍受饥饿和病痛。我要的是“你是个人”这样主要的证据，而不是脱离了人只论及他的行动。我知道，对于那些所谓的高明行动，无论我是做了还是避免，于我本身来说其实无关紧要。我拒绝在我已经拥有权力的地方再购买特权。我虽然无德无能，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因此没必要为了让我自己或我的同伴安心而要求别人给予保证。
人们所想的事与我无关，我必须做的只是与我有关的事。这一规定，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同样至关重要，所以伟大和渺小完全可以据此来区分。因为你总会发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比你还清楚你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因此，这一规定显得更加严厉了。在世界上，以世人的观点生活很容易；在隐居时，以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能在无数俗人之中完美的保持了特立独行的个性。
（来源/《自立》 文/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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