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在现实社会中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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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现实社会中起什么作用。</P>
<P>谁能说说，详细点，谢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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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 现实社会 唯物主义 马克思 详细点 唯物主义 现实社会 马克思

交流一下思想，浅陋之处，还请大方之家，不要见笑。

当年我是学文科的，可能接触哲学比较多。现代意义的philosophy是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思维科学）具体知识的总结和概括。他的任务是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认识来源于实践，尤其具体科学实践的发展是哲学发展的基础。反过来，哲学能够指导一切具体科学以及包括科学实践在内的一切人类实践活动。这就是哲学的作用。而经百余年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所见过的最科学系统，最接近真理的哲学体系。在马哲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也是正确而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相反，在近代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才会产生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对所有现实经济问题完全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机械而教条。

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进行而达到最优，但在这个理论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过修改竞争规则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转化为游戏，从而实现人类的文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4 9:04:05编辑过]

下面两篇文章，可供参考甄别。

哲学探索： 超越马克思 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站出来，并站在广大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劳动者阶级的权利，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成为人类历史上真正受到劳动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领袖尊敬的巨人。
马克思主义之劳动者阶级的立场，是完全符合主观辩证唯物主义之原理的，也是完全符合主观四维唯物主义之原理的。这就是：劳动者阶级之“物质属性”的总和远大于其它阶级（奴隶主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等）之“物质属性”的总和。作为人类社会这个“物质构成体”的主体——劳动者阶级，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实践的主体。作为占人类社会绝对多数的具有“物质属性”的劳动者阶级，是他们创造了供人类社会享用的绝大多数“人造物质构成体”，创造了超过人类社会的“物质属性”总和的“物质构成体”。但是，劳动者阶级所付出的“物质属性”的总和却不一定与他们所得报酬的“物质构成体”的“物质属性”总和的价值相等。因此说：“立场问题”是符合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而不是一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之劳动者阶级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它是劳动者阶级求生存、求发展、反抗经济剥削、反抗政治压迫、剥夺剥夺者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站在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并服务于劳动者阶级。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研究探索经济、政治、政治经济学及人类社会发展史，指导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工业开始发展的时代，那时的科技还不发达。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一个科技正在高速发展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诞生，马克思主义就要在实践中发展！
超越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跨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科技新时代，研究探索并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对物质世界的研究探索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超越牛顿力学原理，推动和发展了自然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探索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发展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必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列宁则在苏联这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毛泽东则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殖民地的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剖析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和“人与物”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并着重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开始进行了探索发现：是资本家通过掠夺社会资源，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而发展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血淋淋的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劳动者阶级所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在这个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属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对抗日益加深，由这个基本矛盾所限定的个别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高度计划性发展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计划性发展的矛盾对抗也日益激烈，造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1825年，英国爆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经济危机，就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不适应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马克思指出：这个基本事实正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已经来临，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革命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而到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支独立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立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有1831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阶级的两次武装起义，1834年6月德国西西里亚纺织工人的武装起义，1837年英国工人阶级延续十多年之久的“宪章运动”。这三次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充分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工业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主要力量。但是，这三次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都最终失败了，其原因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指导革命实践。而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之后，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制约，受到辩证法之局限性的制约，社会则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进行发展。
只是由于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凯恩斯相信了马克思论证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中，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积累的同时，也造就了资产阶级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定在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但凯恩斯看到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行物质利益再分配。实际上，这也适应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也在利用唯物主义原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并向富人征税救济穷人”的政治经济学论断，继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采纳了凯恩斯的这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用物质利益弱化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才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遭到彻底覆灭。
但是，凯恩斯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既没有得到资本家的尊崇，而尽管他因此救济了穷人，也没有得到穷人的崇拜。其根本原因就是：凯恩斯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维护资本家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权利，毕竟是制约限制了资本家。他把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仍然置于被压迫、被剥削的被统治地位。凯恩斯所维护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导致了马克思之预言的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因为，资本家要想不断地压迫、剥削劳动者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就必须面对广大的劳动者阶级，不断地生产出广大劳动者阶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消费品。如果失去了广大的劳动者阶级的购买力，资本家源源不断的经济剥削就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就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就是：要站在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发展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意识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受到了所处历史阶段中科技不发达的历史局限性的限制，只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研究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没有认真探索物质世界中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中的“物质构成体”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是由于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技术还不是十分发达所造成的。这就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发现。同样，列宁和毛泽东也是受到了类似的历史局限性的制约。他们都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与马克思一样，都是站在了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服务于和造福于劳动者阶级，积极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探索，实践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今天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实践中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积极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站在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广大的劳动者阶级的根本利益，并服务于这个广大的劳动者阶级。是否维护广大的劳动者阶级的权利，是判定一个社会探索着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原则。
胡锦涛站在广大劳动者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改革成果全民共享”，形成了“三为民”思想。他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指明了研究探索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巨人，已离别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站在巨人的肩上，深入认知和掌握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人类社会推向更高的、更美好的文明阶段。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不是我们这代人所能实现的，那是我们的子子孙孙------的事情。需要我们做的是：树立科学的“主观四维唯物主义”世界观，逐步建设成为公平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要开展全民教育，保证我们的子孙去继承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意识文明”建设。我们必须同步发展这三个文明。

给西方经济学的六记耳光

给西方经济学的六记耳光给西方经济学六记耳光之一：诡辩神学

本意宁静致远，专心完成“经济元—经济流—经济场”的理论架构，但总有西方经济学粉丝或拥趸喋喋不休，发送电邮，前来争执，故愤而出手，再给光屁股的西方皇帝六记耳光。
真理可能未必得到，独立思考永远重要，因为独立思考远比跟在所谓时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后面鹦鹉学舌、亦步亦趋的行为更值得敬重 ，也远比在西方经济学华美体系面前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的表述更值得尊崇 ，更远比那些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繁琐论证、孤芳自赏的“经院经济学”更值得仿效。

（1）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距离科学标准还有相当差距。
西方经济学继承和延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本质先于存在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认为事物和世界都有一个在先的“本质”，并以此对经济活动个体作了“经济人”的先验人性设定，从而导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演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整个推导过程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时所指出的那样，“把尚待证明的几乎是所有一切经济命题都预先定为已知的” ，其逻辑推演和数理分析过程不外乎是从抽象的、一般的“经济人”前提假设出发来得到具体的、细化的“经济人”行为模型，并回过头来再度说明“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和神圣性，因而其所有的研究都不过是在主观臆想的空间中同义反复、循环论证。西方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先验人性”的真实存在性，包括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家的努力，却发现这种努力历经一个多世纪而徒劳无功 ，正如神学中神的存在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证明，而只能告诫和教谕其信徒在心中无需理由、不假思索地信仰和崇拜，“信则有之，不信则无”。由于这种人性设定是先验的、假设的和猜想的，无法涵盖“现实世界”中芸芸众生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社会心理，因而当两者之间本来妇孺皆知的显著差异之冰山一角被西方经济学者作为“重大发现”提出之时，在此唯心哲学观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就经常发生全局性的危机，就如同在沙滩上建摩天大厦一样，地基尚不稳，大厦复何存，即使外观再富丽堂皇、精巧绝伦也无济于事。

（2）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距离科学标准还有相当差距。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既然“本质先于存在”，那么必然也就存在一个天赋的“自然秩序” ，一种由上帝强加给人类并由先验人性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东西 。“经济人”假设决定了这种“自然秩序”就是放任自由、放任自利，通过自由逐利、自由竞争，使“个人利益（效用）”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达到“最大化”从而最终实现的一般均衡。而人类的任务就是发现这种秩序，并使自己的活动适应于这种规律。为此，西方经济学模仿牛顿机械力学范式，从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出发，把个人设定为无差异的“原子式”质点，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个体的行为，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经济学的机械力学范式”，即“由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三个基本假设构成的研究视角” ，其核心框架可以简单地（虽然不大严格地）表述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为一个最优控制问题，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都是对行为人的决策环境和决策动机的抽象描述。在这个范式中，牛顿绝对时空观统治了一切：时间、空间是一维的、线性的，系统演化是机械的、可逆的，“因”与“果”是唯一确定的 ，系统运行在“均衡”的轨道上，最终达到某种均衡状态或趋向某种均衡状态，从而忽视甚至否定了经济本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经济规律本身的复杂表现形式，因而这个自诩为“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 与“以为他们利用物理的和机械的原理去给世界最后解释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如出一辙，并无二样。至于为什么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得到合理解析，则仅仅是因为数学形式还不够精巧和复杂、数据资料还不够全面和充分，正如拉普拉斯妖假设所宣称的那样：如果已知宇宙中每一粒子的位置及速度，他就能预测宇宙在整个未来的状态；只要伟大到足能将所有数据加以分析，他就能将宇宙间所有运动凝聚成一个单一公式 。这就是牛顿机械力学范式留给我们的世界。西方经济学完全继承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理念，并试图通过数学化、形式化来挤入科学的神圣殿堂，但却没有成功 。因为量子力学、相对论乃至其后的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革命已经彻底打破了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的神话。

（3）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体系距离科学标准还有相当差距。
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作为一门科学，无论从获取知识的过程还是从获取知识的结果看，都需要既具有确定性又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典范性，而从实践检验的角度看，还要求其过程和结果具有可检验性、可重复性和客观一致性。“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必然导致西方经济学的思维过程不过是从主观到主观，从臆想到臆想，从逻辑到逻辑，从假设到假设，充斥西方经济学教材和论文的通篇都是“假设”、“如果”、“给定”、“条件不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想象”、“推知”、“图示”、“方程”、“模型”，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是“想当然耳”，没有一丝一毫源于实践或归于实践的打算，西方经济学者比盲人摸象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先设计建造了一个正方体或圆锥体的笼子模型，然后告诉一头幼象，你应该钻到里面并长成正方体或圆锥体模样才是对的，如果变成长鼻巨耳的大象模样，那就是大象有问题而不是西方经济学。“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必然导致从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抽象理论与从现实经济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统计结论或实践经验存在不一致性，例如厂商“ ”形长期成本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库茨涅兹之迷”等，因而有学者嘲讽说：“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认为正确的，往往就是我们凭借常识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凭借常识不知道的，则往往就是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还必然导致因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直接验证而使得西方经济学家对基本假设的理解产生分歧，从而“发生着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之间由于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的过程”。剑桥之争表明：不同的经济学家站在各自的认识范式上都能认为自己是合理的，缺乏公认的确定性和典范性，“学派林立、自相抵触，明显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部一致性” ，这种情形是与一门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完全不相称的。

（4）西方经济学的检验标准距离科学标准还有相当差距。
自然科学中应用的公理——定理体系，其检验方法多为证伪方法，卡尔•R•波普尔就认为，科学性体现在“必须事先定出反驳的标准：必须约定某些可观察的情形，如果这种情形真的被观察到了，便意味着理论被反驳了。” 在这种检验中，一千次或一万次的证实并不能证明其理论是真，只要第一千零一次或一万零一次是否证，那么理论就被证伪了。而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命题恰恰相反，一千次或一万次的否证或不一致都是正常的，而只要第一千零一次或一万零一次偶尔被经验证实也就获得了证实，所以有可笑的“奇迹证明”之说。至于理论性相对较弱的计量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就指责其是从最复杂深奥的数学中“戏弄出”一个又一个的“相关关系”，且以这些相关关系替代因果解释对经济现象作出明确预见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因而是一种“相关关系的暴政”。一个极端滑稽的例子是：“用中国的消费基金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前苏联的人口作为解释变量，得到拟合优度为0.9的方程：中国消费基金=－14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