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农业发展方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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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共同战略，然而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尚且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尤其缺乏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它的实践价值，准确把握变革的任务及特征，以形成一种战略性、实践性、认知性相统一，有实效、可操作、能够持续推进的变革路径。　　一、实践启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抓手
转变发展方式与加快农业发展、深入化解“三农”问题，有无直接关系、意义何在？实践中的多种见证表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破解整个“三农”问题的战略抓手。
　　（一）发展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农业产出水平和增收能力。在对陕西农村的实地考察表明，在同一地区、同一环境条件下、从事同一种生产项目，而采用不同发展方式生产，其产出水平差异明显较大。凡是采取传统家庭“小而全”生产的，都会由于投入少、规模小、科技水平低、专业化程度差，收入水平很低；凡是走出小农生产，采取产业化、规模化、科技化生产经营的，其收入水平都相对较好、利润回报也高。以蔬菜种植为例，采取传统的大田种植的，一亩地的年收入最高在3000元左右；采用一般大棚技术种植，一亩地的最低收入也在6000元以上，稍微好点的，即可达到10000元以上；而采用最新大型温棚种植的，一亩地可获收入50000元以上。再以洛川县苹果生产来说，如果采取了国际市场所认可的标准化、绿色化生产方式，其苹果在国际市场的交易价格，便可提高8倍以上。另据本省统计资料，1983年到2001年间，面对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全省农户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实际效益，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小幅下滑。可见，传统小农经济的增收潜力已经非常有限，甚至根本没有空间；农业发展方式水平，决定农业产出和增收能力；发展方式变革滞后，是造成本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深层根源。
　　（二）东、西部农村的发展差距实质是发展方式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东部地区为代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革：一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主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和扩展了小农生产，把传统的小农生产力提到了空前高的水平。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农业产业化出现较大突破，又创造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奇迹，农村经济走出了单一农业型结构，开始形成农业生产和非农产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三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了农村战略性投资，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同时，实现了工农融合、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农村经济开始超越传统模式中土地和体力的束缚，逐步地转变为以多种现代生产要素为支撑的增长。经历了这三个阶段转变，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增长，在充分发挥土地和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基础上，主要靠资本、技术、信息、管理、产权等现代生产要素赚钱，并在市场机制的激励和创新能力的推动下越走越快，发展势头越来越猛。然而在西部广大地区，一般都是在经历第一阶段变革之后，再未能发生第二、三阶段的深度变革，目前农业生产在整体上仍处于小农经济状态。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还主要依靠土地和体力这两种原始性资源，靠家庭型方式生产，并在小农经济的自我封闭圈子中循环。由此可见，目前的东西部农村发展差距，实则是不同阶段的发展方式、发展机理和增长级数（如同算术级数与几何级数）的差别。如此造成的东、西之差，是靠一般意义的增收措施所无法拉平的。
　　（三）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在于发展方式对接。加快新农村建设、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这本身也是个发展方式变革和提升过程，即是应在对传统农业发展方式改造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发展方式的融合与对接。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对立，根本上是传统的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及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及不协调。城乡“一体化”，只能是把农村“化”到城市而决非相反，这就是要“化”掉传统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化”掉农民固守农业生产的单一就业途径，“化”掉城乡之间在收入和消费上的差距，“化”掉农民的歧视性身份和城乡分割的体制政策，最终是把原来的“村”转变为新型的“城”或“乡”（那时的乡也不是传统意义的乡），构建新型的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因此从根本上说，这同样是要通过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整个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变革去实现。
　　综上所述，一个地区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间的差距、东西部农村发展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都同农业发展方式及其变化直接相关。反过来说，解决这些差距问题，也必须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抓起。由此可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抓手。
　　二、理性思考：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个历史的多层次变革的进步过程
那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主要包括哪些变革任务？理性地看其是怎样一个变革过程呢？在当前理论界，比较多的看法是将其限制在农业自身范畴内讲“转变”。而笔者的研究则认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决非是孤立发生的，也不是今天才存在的，其是一个始终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相渗透的、历史地演变的进步过程，具有多层次、系统化的综合变革任务。
　　首先，从历史的过程看，农业发展方式的变革是个历史性的范畴，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未来农业，而每阶段的发展方式，都有其特定主导要素、劳动方式和增长因素。（参见图示）
    农业发展方式历史演变表示

    纵观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产业到现代产业的转变，其势必形成一种内在的层次性和综合性相统一的复杂演变状态。一方面作为一个古老的产业，其在历史的不断延伸发展中，持续地充当着后续产业发展及一系列变革的基础，形成诸多历史变革和发展的“变异性叠加”；另一方面，在历史的持续现代化进程中，每个后发的技术创新和历史性进步，都自然地形成对农业母体的回馈性改造及自发性渗透，并相应地提供了新的服务，从而又不断地产生出一层又一层的被改造中的“进步性伤疤”。于是，由这种“变异性叠加”和“进步性伤疤”相集合，最终地刻画为一幅系列性层次变革在一个历史发展系统中共存的动态画卷。在实践中看，一方面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都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受制于农业发展方式变革；另一方面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离不开城乡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作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自然地成为一个多层次变革相统一、自然与社会相融合、渐进演变与革命突变相依存的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
　　其次从现实看，当前的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统一，正在经历着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而向现代农业的迈进过程中。其主要包括五个层次变革和特定的转变内涵。
　　1.技术变革：主要反映农业发展方式依托自然因素、通过科技创新而不断发生的变化及进步。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使农业的发展逐步地超越自然因素的限制，提高人对生产的可控性和创造力，降低农业劳动者的体力支出。主要表现因素有：①减轻生产对自然的依赖；②消除劳动中的苦累感；③科技渗透加深、生产效率提高；④减少生态破坏和生产污染；⑤产品绿色化、标准化进步。
　　2.结构变革：这是农业发展方式作为社会经济组合状态的演变及构成因素转变，包括农业在社会整体构成中地位的变化和农业内部构成状态的转变及细分。主要表现因素有：①三次产业结构改变；②农村劳动力转移；③农业产业链条延伸、附加值提升；④农产品应用扩展和优化；⑤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破解。
　　3.制度变革：集中体现与农业发展方式相关的各种经济制度及制度意识的变革或创新。主要表现因素为：①农业资源配置方式转变；②农村主体组织形式变革；③城乡涉农管理体制改革；④耕作习惯和经营理念变化；⑤宏观扶持农业政策加强。
　　4.环境变革：是指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撑和主要影响条件的改变和提高。主要表现因素有：①农田改造；②乡村生产设施改善；③村镇生活条件优化；④农业投入增加、适用人才增多；⑤农村生态环境发生变化。
　　5.空间变革：是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所涉及区域之间关系的重组、调整和优化配置的概括。主要表现因素：①农业生产向优生区域集中；②种植、养殖区域规模化扩展；③农用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优化配置；④大范围涉农运输条件改善；⑤区域间农业条件不平衡缓解。
　　概而言之，农业发展方式作为历史演变着的经济形态，事实上处于不断深化创新的历史综合变革之中，不断地经历着走向历史进步的突破。以当代中国来说，“转变”的实质即在于农业向现代化水平的迈进，其正在进行着一场包括技术、结构、制度、环境、空间诸多层次变革在内的综合性、系统化的重大转变。
　　三、对策思考：按照综合性要求构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促进体系
基于对变革内涵的层次性和复杂性认识，同时吸收实践中推行农业现代化的先进经验，笔者认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一定要将其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之中，坚持综合性、多层次转变的变革思路，构建一整套的加快“转变”的战略促进体系，以谋求一种全局性、有深度、系统化的变革。

　　一是确立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抓手地位。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首先应明确其作为破解“三农”问题“抓手”的战略地位，切实将其纳入新农村建设战略部署之中。在现实中，新农村建设一方面就生产抓生产，战略目标不明确，缺乏有统领经济发展全局的“抓手”；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未能真正纳入“建设”的部署中，缺少强有力的实施措施。所以，根本是应把发展方式变革同新农村建设融为一体，以“变革农业发展方式→提高生产综合能力→实现经济整体快速有效发展→促进农村各项任务完成”为“建设”路线图，构成一个有目标、有战略、有措施的变革推进过程。
　　二是全方位推进农业产业化、立体化结构配置。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核心问题是结构变革。一定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着力于产业化、立体化的结构性组合，扩展产业发展空间，提高增收的综合贡献能力。这主要是应按照产业化、效益化、市场化的要求，搞好五个方面的立体组配，即：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合理配置；农业生产向产前、产后的延伸配置；特色农产品的区域集中性整合配置；农业生产标准化与生态化互动性配置、农产品生产与市场的供求关系配置。
　　三是坚持综合配套、协同推进的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必须从发展方式变革的理念上，形成对现代农业推进路径的准确把握。这也就是纠正那种把农业现代化仅当作一个技术问题的认识，走出一条综合变革的路子，充分调动各方面要素的作用，形成多方协调、相互配套、合力推进的路径体系。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即是要坚持设施化装备、科技化创新、市场化引领、绿色化管理、组织化提升、社会化服务的综合配套路径。这“六化”都是当今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离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化”，都很难使农业现代化得到全面健康发展。同时，要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变革“起步模式”，探索发展方式变革中的现代产业成长规律，从而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综合变革中，形成农业现代化的整体突破。
　　四是推行农民专业技能培训和职业化管理制度。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劳动力技能水平提高。现在的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一方面农民从事现代农业劳动的技能普遍较低，尤其是缺乏从事现代农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外出打工，许多村庄没有四十岁以下的农业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无人愿意返乡务农。针对这种情况，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出发，应逐步实行“农民专业技能培训和职业化管理计划”，按照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现代农业的技术和管理的要求，开展专门人才培养，建立从业资格和职称认定制度，实行农业人员职业管理和职业补贴，在根本上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同时促进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五是强化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同县域发展转型的有机融合。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也是个县域发展转型的过程。一方面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农村多种产业发展相互动并互为支撑；另一方面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势必加速整个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再生发展。从而，通过农业方式转变，最终达到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和非农产业比重相对上升的双向进步。所以，不能就农业说“转变”，而应将其放在整个县域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予以推进，把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同推行农业现代化、产业工业化、就业非农化、乡村城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以工补农与以农促工相结合、以城带乡与由村变镇相互动的县域发展新格局。
　　六是构建适应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变革，也是一场城乡之间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大变革。当前的重点是应健全完善包括国家投入、工业反哺、城市支持、价格激励、生产补贴、生态补偿等在内的，一整套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具有稳定可操作性的长效保障机制。把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促进城乡“对接”的主要变革途径，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经济资源在城乡之间优化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享有均等。同时，从发展方式多层次变革内涵出发，以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目标，构建促进农业发展方式以及整个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综合评价体系。
　　作者简介：曹钢，陕西省**参事，经济学教授，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陕西省行政学院原副院长。

作者：曹钢 来源：《中国乡镇企业》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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