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布】国企改革本来很简单，只是大方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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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到了卫祥云先生《国企改革：切莫简单问题复杂化》一文（（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8-11-20/1738290.aspx）。他的文章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国企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国企改革主要包括管理体制的宏观改革和国企生产经营的的微观改革两个方面。其改革思路也是十分清晰的。虽然有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但改革路径也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只要遵循‘问题倒逼’和‘渐进推进’的原则稳步运行，中国特色国企改革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用‘胜利在望’来形容毫不为过。”

国有企业改革都改了四十年了，到现在还要采用“问题倒逼”和“渐进推进”，还只是“胜利在望”。这说明国企改革，四十年的国企改革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要不然怎么会经过四十年改革还完不成国企改革呢？

在1997年，我曾经提出了一个《关于在五年内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和建议》。用五年时间完成国企改革，可能吗？回答是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国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由于顺应了客观规律，不是在三、五年内就完成了吗？我国农村人口之多，地域之广，差别之大，其复杂程度难道还不如国有企业？为什么农村改革能在三、五年完成，国有企业改革就不能在五年内完成呢？改革毕竟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比之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应该是简单的多的事情。我国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只是用了七年时间，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不可以在五年内完成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改革有没有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关键在于有没有顺应客观的经济规律。

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改了四十年还只是“胜利在望”？还要采用“问题倒逼”等办法？那只能说明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专家学者们长期以来只是处于瞎子摸象状态，对国有企业的基本特点及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心中无数。

国有企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只有人格化的劳动所有者，没有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因此，在国有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能够成为生产主体的只能是劳动所有者，而不能是资产所有者；国有企业的第二个特点是，劳动者虽然具有生产资料公共所有者的身份，但是，劳动者作为公共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生产资料所有方面是无差别的。因此，劳动者虽然兼有劳动所有者和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但是由于在资产所有方面是无差别的，而劳动所有方面是有差别的，因此，在国有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权利表现为劳动所有权，而不是资产所有权，国有企业是劳动所有权的体现形式，而不是资产所有权的体现形式。国有企业第三个特点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劳动力的个体所有制，建立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基础上的国有企业，在资产所有方面是无边界的，不独立的，而在劳动所有方面则是有边界的，是具有独立性的。因此，国有企业只能作为独立的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而不可能作为独立的资产实体存在和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从国有企业的三大特点出发，我们就应该采用劳权思路的改革，建立“国有劳营”的基本模式：在分配上按照“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按劳分配模式进行生产结果的分配，从而把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与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管理上，我们只要把企业管理的权利交给由职工选举出来的职工代表机构，并由职代会决定经营管理的负责人，采用类似于股份制那样的劳权管理模式，也就基本上完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商品生产由市场调节，生产资料按需分配，企业由劳动者自主经营，生活资料按劳分配，成本优先保证，满足必要扣除，职工多劳多得，这就是采用“国有劳营”思路建立的国企模式，既是国有经济的微观模式，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模式。成功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大体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然而，虽然我们一直喊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我们却并没有从苏联模式的误区里解放出来。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存在“政企不分”、“主位缺位”、“企业缺乏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其根本原因不是什么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产权制度不适合国有企业的基本特点，国营企业模式的要害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产权制度。为什么我们会建立“国有国营”的计划经济模式？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体现产权的形式，因而必须按照“谁所有谁经营”的原则建立了企业制度和管理体制，这就必然地产生了“国有国营”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可见，所谓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前的“国有国营”模式不过是陷入产权误区的必然产物。

然而，在产权学派主导改革的情况下，由于产权学派的局限性，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种误区，因此，他们在国企改革中，不仅不能纠正产权误区给国有企业带来的种种弊病，相反，他们只能以错纠错，错上加错，从而形成了大多数国有企业走向灭亡、少数存在的国有企业改革至今进退两难的严重后果。改革前的国有经济主要误入的是产权误区和工资制误区，而改革后不仅保持了这两个误区，而且进一步陷入了“资本”误区和“股份制”误区。

原来的国营企业只有“老三会”，而在进行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又多了个“新三会”，即股份制的管理体制。股份制本来是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条件下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个别人的资本满足不了社会化生产对生产资料整体性的需要，因此，客观上就需要一种形式来把分散在各个资产者手中的资本集中起来，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因此，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股份制的功能和作用就在于它能够起到化零为整的作用，同时又能满足资产者对资产所有权的利益要求。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为基础的国有企业，其生产资料具有大范围的整体性，完全可以满足社会化生产对生产资料整体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存在人格化的资产者，不需要建立满足资产者对资产所有权的基本制度。因此，在国有企业套用股份制，实在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国有企业所谓的股份制改革不仅不能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国家所有制条件下，建立任何产权制度，都不可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股份制与改革前的独资经营制度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区别），而且造成了国有企业管理上和分配上更混乱的局面，形成“老三会”和“新三会”这种对立的管理体制，就是这种混乱局面的最好注释。

国企改革本来很简单，应该可以几年内完成的事情。但是，由于产权学派的误导，大方向错了：由于产权改革思路的采用，就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以至于使国有企业改革改了四十年还不能完成！

                                               写于 2018-11-26

                                    修改于202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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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企改革 大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Finance 国有企业改革 国企改革 产权 劳权 劳动实体

国企改革本来确实很简单，关健在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是否具备追求利润的职能。作为所有者的国家的代表者政府不具备追求利润的职能。必须要通过考核 和任命的方式赋予这个职能。
但是这么多年来国企的改革都怎么改的？国企出现亏损，除非因为确实是违法乱纪，极少追究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责任。往往易地任职，调到其它部门继续做官。相比较之下，如果是私营企业，如果出现这样的亏损，私人确实是承担责任的。因为是他自己的财产。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把刀伸向普通职工。一轮轮的减人增效。机构重组。而极少触动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因此，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事实上不承担任何风险。他们对企业管理基本上不负责任。
中国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12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下降8.5%。这意味着国企的亏损面继续扩大。例如河南省省长在不久前的一次人代会上说，上半年全省805家国企中，亏损企业达到288家，超过三分之一。
国企严重亏损的局面并非今年新象。自2003年成立国资委以来，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国有企业利润下降达25.2%外，2012年国企利润下降5.8%。虽然在2013年和2014年国企利润分别增长了5.9%和3.4%，但2015年国企利润再次下降6.7%。这意味着，在最近5年的时间里，国企已历经三次利润较严重下滑。究其原因，且不论当前世界经济趋势、中国经济改革等客观原因，单从人祸谈起，与国企负责人领导失误，或渎职密切相关。人民日报发文举例称，审计署2014年发布的11家央企的审计公告显示，上百亿元投资亏损中，不少看上去十分“任性”，有的企业借给民企20亿元买矿、次年再花40亿元高价回购；近几年，国企走出去步伐加快，大手笔“买买买”，然而不少项目转眼却成了亏损黑洞，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资打了水漂；还有一些国企，只关心负责人任期内的营收数字好不好看，不切实际追求规模，加剧产能过剩，最后滋生一批僵尸企业。除了“任性”投资，国企亏损与其内部存在的许多不良风气也有关。这当中，贪腐几乎是绕不过的坎儿。原先铁道部长刘志军、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落马之后，一组关于高铁动车的采购数据在媒体和民间曾流传：一个自动洗面器7.2万，一个大理石洗面台2.6万，一个感应水阀1.28万，一个厕所卫生巾纸盒1125元······
在如此离谱的采购背后，正是相关负责人的高得吓人的贪腐获利。国企中存在的亲戚、朋友等连带关系交织了整个系统，大量的挥霍浪费，能捞就捞的现象曾一度成为国企的内部 “特色”。如此看来，国企若能不亏，那可真算稀罕事呢！
比国企亏损更为可怕的是，企业在亏损后，追责却往往落在客观原因上，除了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几乎很少出现过国企责任人为企业巨亏严重负责的先例。
2013年，“从每股最高67.84元跌到不足5元”，中国远洋曾连续两年巨亏成为“A股最大ST股”。 当时尽管当时有75.9%的投资者认为中国远洋连续亏损的最主要原因是领导者“投资失误，盲目扩张”，但一直以来，对于亏损原因，中国远洋归咎于行业周期等原因，而对公司战略判断是否失误却避而不谈。
与中国远洋类似的是，中国铝业2012年曾巨亏82.34亿元，当时多位观察人士指出，主要原因系政策领导失误所致，但相关责任人此后也并未因此被追责，更令投资者郁闷的是，该年度中铝尽管巨亏，员工薪酬却超过了50亿。另一个颇为搞笑的一个案例是，十几年前，深圳某国企集团因领导人决策问题导致当年企业亏损达21.6亿元，资不抵债15.34亿元，企业临于严重经营危机后，顶头上司开出的“处方”竟然只是对老板进行“公开谴责和训诫”。
可是，“公开谴责”如何能治国企“亏损病”？对于国企责任人的一再放纵，引发的终究是国企自我优越感的虚荣上升和相关领导者的滥权，长此下去，却是国有资产的白白流失。
除了在亏损原因上混淆之外，离岗、退休等也是相关责任人逃脱问责的重要方式。面对这种情况，过去往往是不了了之，亏损最后只能由国家和人民来买单。国家行政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指出问责难的一大症结——一般央企的领导人还身兼党政身份，让他们来承担巨亏的责任确实很难。、、
多年间，问责不到位一方面如上述人士所言，面临着身份和利益关系的难题，但更受关注的则是已有的法律惩处力度较小，威慑力不足，同时落实还不到位。
2008年10月1日，《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开始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发生资产损失，经过查证核实和责任认定后，将根据损失程度及影响对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处罚。其中，对资产损失责任人的处罚包括经济处罚、行政处分和禁入限制三大类。2012年12月29日，国资委又发布《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办法指出，在任期考核评价中被确定为不称职，或者连续两个年度考核评价结果未达到称职的，一般予以免职或者撤职。
分析上述法律文件，过去国企亏损对责任人员的处理以党纪行政处分居多，至多是开除、职业限制等，鲜有追究刑责。而对负有领导责任而不是直接责任的企业主要领导人来说，一般也只是纪律处分，难以发挥惩戒作用。
但是真正的关健，即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当对国有资产的亏损作出倍偿。而事实上这些东西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当前，国企改革正在谋求混合制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对国有资产实际上不负任何真正的责任，那么，混合制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正是可能引发的国资流失。鉴于过去经验，许多明文规定虽制定但落实并不到位。
     所以，以往的国企改革，一般总是沦为以空对空。除了空话还是大话。什么企业所有者不到位，什么劳动所有权，而不是资产所有权，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根本不了解实际。作出的改革措施只能是一次次地落空。

       四十多年过去了，是该认真对过来的国企（包括集体私有制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的改革进行深刻反思总结了。

问题倒逼，只会逼得上峰【无路可走】，这才是改革40多年了，国企改革还是【一线曙光、胜利在望】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