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好官其实是件苦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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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人什么这么爱当官？     
    这组数据我们都熟悉：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这是一个年轻人向体制内回流的时代。另有调查显示，近七成年轻人热衷当领导。中国人爱当官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官场“脏”和“乱”也是事实，君不见民怨载道贪官斗量。爱当官却当不好官，这也算奇景一桩了。为什么？
         国人自古有光宗耀祖、惠及子孙的传统。正如拿破仑所说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孔子也有“学而优则仕”一说。做官成了一个人自身价值的最高体现。君不见，任何场合都是将官员排在第一位，甚至在学术会议上如果有官员参加，那官员毕竟也是要排在第一位的，这让外国友人瞠目的景象并非什么规定，而是几千年来的约定俗成。
        有人曾说，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为官者，上任初期都能为人民做点好事，可随着环境的变化，权力的膨胀，开始以权谋私，贪图享乐，金钱美女，最后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我们有蔡京，我们有和珅，我们有胡长清……却再也没出一个包拯或海瑞。今人之耻，中国之耻。

官本位内核：只有当官才是光宗耀祖的正经事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
         在这种环境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了人生两大幸事。商人也不例外。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卖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强劲的市场。
         “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神态，恰是这种观念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当官是个威风事：前呼后拥，比阔斗富
    旧时的官百姓要称其为“老爷”，一旦当上了“老爷”，连步都不用自己走的，自有轿夫抬着，有时还是八抬大轿，轿子在街上行走，行人都要避开，下轿时，轿前的人都要给‘老爷’跪安，连小小的九品芝麻官都能享受这种待遇。正是因为当官的这种优越感，使很多人费其一生去追求。
    当官可以“摆谱”，摆的是排场，比的是阔气，斗的是财富，就为了让众人看，使天下知，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所谓“成就感”。项羽曾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正是摆谱之典型心态。
     西晋时的石崇，官不算大，居荆州刺史，但却是个爱摆谱的主儿。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据《世说新语》等书载，石崇的厕修建得华美绝伦，准备了各种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经常得有十多个女仆恭立侍候，一律穿着锦绣，打扮得艳丽夺目，列队侍候客人上厕所。客人上过了厕所，这些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脱下，侍候他们换上了新衣才让他们出去。凡上过厕所，衣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厕。
      明末思想家吕坤《官府来》中记述了一个某官员出行时的冲天气焰：一乘肩舆拥百卒，奔走饥疲哪敢论？就中坐者真秀异，珠履金冠锦绣身。道旁迎送簇如蚁，俄然雷应齐声起。华盖翩翩几片云，舆后追随连数里……
有道是“响水不深，深水不响”，一般来说，凡是爱摆谱喜招摇的人，大都浅薄庸俗，底蕴不足。大凡喜欢摆谱讲排场的官员，绝不会有突出政绩和良好官德；动辄就摆谱、“耍大腕”的明星，演技与艺德都难以服人；而热衷于摆谱斗富的阔佬，则多半是胸无点墨的土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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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可门庭若市：万历年官员送礼致交通堵塞      
    明朝周晖记载过一件奇事：除夕前一天，周晖外出访客，至南京内桥，看到中城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人手捧食盒，竟使道路堵塞。经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中城兵马司送春节礼物的。当时的兵马司实际不掌兵，衙门不大，正副指挥品级都很低。春节之前，兵马司门前都有这么多送礼的人，其他更大、更热的衙门，送礼的盛况可以想见。
          春节给上司或有关衙门送礼，由暗夜变为朗朗白昼，由地下转为公开，世风、官场之风的败坏一至于此！
         在官场上，礼，不仅是一种政术，更是一种“秩序”。民族英雄戚继光也莫能除外，好友王世贞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为了取得上司张居正的欢心，戚继光曾不惜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曝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


当官可逃避责任和刑罚：刑不上大夫不是古代才有的事   
   “刑不上大夫”始于《周礼》，大夫以上的贵族犯罪，“不执缚系引，不使人颈盩，不捽抑”，处死刑不“於市”，而“於朝”。
    “刑不上大夫”是儒家一个很经典的主张。这个主张被作为儒家思想顽固保守的一个明证，曾经遭到过非常激烈的批判。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人认为法家 “一断于法”的思想是讲究平等的，是进步的，而“刑不上大夫”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所以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
       如果说，“刑不上大夫”曾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的一颗病瘤，在践行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代中国，这颗病瘤非但没有彻底消失，反而总是借助着不同的土壤，进行物种变异，“刑不上‘精英’”论就是其中之一。

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      今日说起官员特权，很多人想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典故出自陆游《老学庵笔记》：田登作郡守，怒人触其名，犯者必笞（chi，用竹板打），举州皆谓灯为火。值上元（旧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放灯，吏揭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田登做州官时，自己规定要避讳他的名字，谁误犯了他的名字就生气，吏卒大多因此挨板子。人们不得不把“灯”叫做“火”。正月十五摆设花灯，允许民众进城观看，吏卒书写告示，公布在集市上：“本州依照惯例，放火三日。”
       百姓觉得做州官的可以放火，是因为州官有“特权”；州官不让百姓点灯，是因为做百姓的没有特权。那么如果这个没有特权的百姓摇身一变，成为有特权的州官，这个原来的百姓现在的州官会不会把这个特权主动地拿掉呢？恐怕未必！恐怕自己使用起来一样的得心应手。
       真应了李斯的感慨：人之贤不肖比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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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官好处知多少  
  “纱帽底下无穷汉”：权钱里的龌龊事
        《红楼梦》中有“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之句，是说官员积聚的家财要比龙宫仙府的财宝丰盈豪奢许多倍。其实不仅高官富可敌国，中下层官吏也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大官不要钱，不如早归田；小官不索钱，儿女无姻缘”等等民谚民谣，描述的都是这类铁打的现实。这些俗语将官场上的重利、贪欲之风揭的敞亮。“利”字当头，惹出了多少龌龊事！

      李伯元在小说《活地狱》中有句话叫“千里为官只为财”，说得太好，古代官场，捐官就是为发财。古时“捐官”，今时“行贿”，说的都是一回事儿：金钱才是官场的敲门砖。

     与其说很多人喜欢当官，不如说只是喜欢“官”字背后的隐性福利。如今祸国殃民的权钱交易追溯起来，只能说是“祖宗遗产”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没当上官之前，当然得变卖家产也要下够血本。有付出才有收入，官员太明白这个道理了。当了官？先敛财。“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显然，不给钱不办事并不是今人的发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任人唯亲不唯贤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谚语是有出典的。据汉代王充所著《论衡》载：“（淮安王）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

    故事说的是汉淮南王刘安礼贤下士，得高人指点，潜修得道。汉武帝派人来抓他，刘安情急之下，喝了丹药，白日飞升。家中的鸡狗吃了药渣，也随他一起飞天成仙。此谚流传至今，意思却有了演变，喻指一个人做了官，和他沾亲带故的，都跟着得势，飞黄腾达起来。

   翻开中国官场历史，几乎每页都写着四个大字：任人唯亲。明成祖朱棣的长子宅心仁厚，却是个瘸子，朱棣想另立太子，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次，有人画了一幅虎图进献，大臣解缙便在图上题诗一首：“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朱棣被诗打动，遂打消了改立的念心。

   任人唯亲，亲疏有别，今日官场依然如是。只知小家不知大家，终究会失了人心。
            多磕头，少说话，就是不做事
  回首几千年宦海沉浮，纵是我辈，也不得不叹一句：“多磕头少说话”当真是官场“六字真言”。

   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不倒翁”曹振镛便是此中翘楚。此公一生官运亨通，尤其在道光朝更是做到了军机首辅，当真位极人臣。可是令人瞠目的是，其一生的政绩实在乏善可陈，以至后世的《清史稿》在为他立传时仅仅用了七百余字，便将其生平述尽。庸碌如斯，却缘何能在生前暴享大位？答案自在其中——据说曹振镛晚年时声望达到极致，一位门生虚心向他求教宦海心术，曹振镛简洁明了地作答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

   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这种陋习绵延至今，“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成很多官员的座右铭，宁可无为也不妄为，于是庸官难治，也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看得见，摸得着”，什么工程都不如面子工程
     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东北似乎有相当的建树。年仅22岁的大清国军队总参谋长(军咨大臣)载涛经过奉天时，“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好一番万象更新的好气象，不提拔不足以奖其功。

  实情如何呢？“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为崇奉西法。”私塾换个门面就成了学堂，亲兵换套行头就成了巡警，建一两个洋式的衙门，雇一两个洋人，就敢号称崇奉西法……

   轰轰烈烈的改革，被各级领导干部有效地当成了道具和工具，他们莫不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搞得锣鼓喧天，色彩烂漫。

                                         “朝中有人好做官”，拉帮结派抱窝窝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读书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孝悌、谨信、爱众、亲仁是自幼童起就必须做的学问，如果做好这些，还有时间就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指古代文献或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孔子的这些主张无疑与当今的教育现状形成鲜明的反差。试看当今之教育，孩子还在娘胎里就开始搞胎教，生下来刚会说话也许就要教孩子背唐诗、说英语，自入学开始，文化知识的学习、考试几乎成为孩子学习的全部，学校里该有的音乐、美术、劳体等课程大都也为文化课让了路，对孩子的要求，只要学习成绩好，其他的一切都可放宽。家务会不会做，父母下班回来会不会停下学习出房门迎接， 出门在外看到长辈会不会主动问候，乘公交会不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等等，这些日常的行为都可以被忽略掉，唯一不能忽略的就是考试成绩。如此看来，当前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就是促进升学与就业。至于学生是否有健全的人格，是否有优秀的品质，是否有良好的心态，是否有广博的爱心等，都只是落实在几句教育口号中而已。

                                             人命比不过仕途：死多少人也别影响皇帝心情
            曾国藩曾把李鸿章与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字荫甫)作比较，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拼命”二字把李鸿热中官场、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画得极为贴切。李鸿章官居极品，位极人臣，历几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去俄国访问时，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在广场庆祝会上，由于组织不当，出现踩踏惨案。当时李鸿章在观礼台上，他问俄财政大臣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做了肯定回答后，李鸿章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我们干嘛非要用他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

           县官不如现管：“吏比官贵”今人之鉴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功高震主，被汉文帝以谋反罪名抓捕。到了狱中，曾官至丞相的周勃颇受了些狱吏的苦，最后竟不得不“贿以千金”。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贪。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到，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
      县官不如现管，古今一般同。反映在今天的中国，即为基层腐败。在公众的通常视野中，与巨额经济犯罪挂钩、被查处的“贪官”们往往是厅局级以上的“大官”们。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基层官员滥用权力的腐败案件频频被曝光，影响恶劣。这些官员职务不高，权力不小，有的人年龄还不足35岁，却已自送仕途前程。监督不力、官商勾结、“官官勾结”使其腐败具有肥沃的土壤。
     近年来各地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贪污腐败与职务犯罪年轻化趋势凸显，年轻干部群体成为腐败高危人群。有评论直言，某些地方权力生态的复杂和混乱，潜规则盛行，是“新官堕落”的重要原因。

“今天天气甚好，今天天气确实好，今天天气确实不错”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惟上是从。
        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说，在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
      有一次，威妥玛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

                              公款消费：半年吃掉十余万间“经适房”        
       宋代的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记载了宋孝宗的一次发怒。
        发怒的缘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上任仅半年，又是偏远的西南，竟然花掉四十五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四十五万缗是多少钱您自己可以算算，我怕报纸上写不开。这些钱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135000间左右。
         本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的十几万间经适房，竟然被一口一口地吃光了，还只用了半年时间，搁谁见了都得愤怒，怪不得宋孝宗大发雷霆。
          迎来送往，公款招待之风多胜？苏东坡那是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人，也曾心惊肉跳地为扬州的接待规模发出感慨。他说，“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还，馈送相望”。沈括也有类似感言，他说，扬州“为天下四冲，四方宾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谁何，终日还坐满堂”。
        在长流水一般的迎来送往中，招待费节节攀升肯定丝毫不存悬念。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不消说全部，单说记了账的，就价值十二万缗。至于吃喝交通费更是不计其数。

当官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写照，却也是一些清官廉吏的真实写照。

       楚国宰相孙叔敖应该算是较早的清官，他忠心耿耿地帮助楚庄王治理楚国，为官清正廉洁，终于使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叔敖死后，他的妻儿很快陷于贫困，只好靠卖柴为生。

      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借妇人之口说：“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进而唱道：“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楚庄王闻此言，“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

        这段故事透露出古人的一个共识：如果做官不能带来利益，那么它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宁死也不去做。因此做官谋利、升官发财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孙叔敖的所作所为自然不能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这位早期的清官在人们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子。
                                       当官险：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当官有时还需要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和冒险精神。
         老子提出：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这是说，以爱护自己身体的态度来对待天下，就可以把天下的重任交给他；以爱护自己身体的信念来对待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天下，但实情是，天下之纷乱，远比自己的身体复杂。近日网上给出一个排行：中国最危险职业”，按照所从事职业的危险程度，依次排出了“矿工、官员、记者、警察”这四种行当。很多人不信其真，但看看近年冒出的官员自杀之风，恐怕，也并非言过其实。
                                   最无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唐书《幽闲鼓吹》中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中唐时期，京城发生一件大案，牵扯到不少官员，但因为有人暗中活动，所以迟迟不能结案。有一天，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第二天上午，张延赏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三万贯，请不要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当即把纸条撕了，又下令下属督促审理此案。可隔天去办公，见书案上又出现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钱五万贯”。张延赏更是气愤，下令限在两日内审结。又过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张纸条，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钱至十万，已经可以通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由此得祸，只能不去管这桩案件了。”
        一介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也奈何不了官场“钱规则”，固有自己的私欲，但也说明，在那样的环境里，想做个好官有多难。
         清时也有类似故事：福建某地屡屡发生顶凶之事，中央大员奉命去查，明知人犯“顶包”却无可奈何，在县太爷和平民逼迫下判了个死刑。他无奈直叹：法外有法，又岂是我一人能改变？
                                   无过无功也是罪，需知官员非摆设        
  《阅微草堂笔记》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做梦到了冥府看阎罗王审案，有个穿着公服的官员昂然而入，该官员自称任职所到之处只喝一杯清水，现在可以无愧鬼神。阎王笑道：国家设立官职治理民间，再小的官员，都要承担利弊责任。如果只是不要钱、不收贿，干脆把个木头人摆在公堂上面，不比你更好吗？
         这位官员听了不服气，说道：我虽然没有功劳，但也没有罪过呀！阎王说：你一生处处只求自我保全，某个案件，你怕和自己沾上嫌疑，没有发言，这不是对不起老百姓吗？某件事情，你害怕做起来繁重不堪，没有去做，难道不是对不起国家吗？为什么国家三年就要考察一次官员？做官的，没有功就是有罪了！
         但放眼今日官场，如无利益牵绊，几人愿意动起来？河北省曾在短短两个月内，查处894名官员，有的摘掉乌纱，有的调离岗位，最轻的，也是“诫勉谈话”。这894名官员，“罪名”是“不作为”。他们似乎没有贪贿收受，也没有违法乱纪，却遭到了严肃整饬。于是有的人便问，没有“腐败”，也要“查处”？是的，因为“不作为”，正是一种“腐败”。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演讲时说：“二三十年以前的学生，他们有一种立志，就是在闭户自读的时候，总想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做大官。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现在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
         孙中山所说的“为个人谋幸福”和“以国家为己任”不正是当今两种截然不同的为官之道吗？令人遗憾的是，前者熙熙攘攘，后者寥寥无几。有人甚至高呼“当官不为民做主，要为自己谋幸福”，以小人之嘴脸坦荡行于世，官场社会混乱如斯，百姓之祸。
        “人往高处走”，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但何为“高处”，却因人们认识上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境界、不同的人生态度。“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简单地把职务提升与人生“高处”划等号，认为只有职务上去了才算进步，才是成功精彩的人生。
“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河南某古县衙有这样一副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平实质朴，却一语道破天机：官员也是百姓。这幅至今仍在的楹联照出了许多官员的浮华丑态：
        不愿同老百姓共挤一辆车，不愿同老百姓一起排队买东西，不愿和老百姓同坐一堂看电影，出门警车开道安检搜身……他们原本不少也是老百姓，一旦混上一官半职后，就不愿再回到老百姓中间。
         据说买东西忘带钱的多是官员——平时自己用不着不用花钱买东西。试问，这样的官员怎会了解民生疾苦物价攀升？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深入民间，亲近百姓，才是真正的为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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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珅：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     
   房屋3000间，田地8000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赤金60000两，纯金，大金元宝100个，1000两一个，十万两……总计11亿两，相当于清ZF15年的财政收入，这是和珅被查抄的家产总数，中国千年第一贪，他当之无愧。

    和珅临死前在大牢里遥望清冷的月色，发出了哀哀之音，他作了一首五言诗：“月色明如许，嗟尔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烊无几，辜负九重仁。”
        陈王番：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
   唐朝宿州太守陈玉番因贪财被处死时作了一首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六年荣贵今安在，不异南柯一梦中。

   四言七绝，言简意赅。陈玉番虽没有写到从高官到死囚的经历，但仍未看到"祸"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贪。陈仍然在"南柯一梦"中。

   据说贪官李真也告诫自己的儿子：你将来就是掏粪、要饭，也不要贪呀。两个贪官相隔一千多年，最后得出的教训却是一致的。因此，每位领导干部时刻要把握住自己，时刻不能丢了做人做官最基本的东西。
           蔡京：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近日，一则关于蔡京后人欲修墓建景区的新闻又将这个宋朝权相、奸臣带入了我们的视野。不禁让人感叹：贪臣奸相也有今天。

    蔡京在举家南逃的路上写过一首《西江月》：“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似乎感到后悔，后悔欲壑太深，还是后悔没有索性造反？但已经晚了。几天后，蔡京便一命归西。据说，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当时人常用的“太师青”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千万钱财丧失殆尽，给自己留下的是千古骂名。
        包拯遗训：后世子孙仕者，有犯赃滥者，非吾子孙
   对于包拯，似乎用多少褒义词都不为过。英明、刚直、执法不避亲……《宋史·包拯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与和珅、蔡京等贪官诗作中的悔恨和顿悟不同，包拯遗训正是他一生的完美句点：“后世子孙仕者，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晚年定下的这条训诫，被刻在石碑上，树在堂屋之东壁，“以昭后世”。包拯的遗训与他的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被代代传颂，影响甚深。
        于谦上京：只带两袖清风
  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诗人。他曾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巡抚、兵部尚书等职。于谦作风廉洁，为人耿直。 谦生活的那个时代，朝政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当时各地官僚进京朝见皇帝，都要从本地老百姓那里搜刮许多的土特产品，诸如绢帕、蘑菇、线香等献给皇上和朝中权贵。

   明朝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以权谋私，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巡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带有清风！”以示对那些阿谀奉承之贪官的嘲弄。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

    他曾作过《入京诗》一首：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欧阳修：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
  北宋文人欧阳修数度被贬，宦海沉浮数十载，他对于为官之道颇有自己的看法。欧阳修认为“不问吏才能否，施设如何，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所以他自己当地方官“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所去民思”。不问官员出了几本书写了几份报告，也不论盖了多少大楼修了多少大道，只有百姓说好，他才是真的好。

    欧阳修本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庆历五年，受“庆历新政”之祸，欧阳修远放滁州。滁州地僻物丰、民风淳朴。欧阳修上任后，冬闲修城墙，操练士兵，“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以保一方平安；旱则亲领百姓娱神求雨，以求一方富庶……在致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得意地说：“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故知古人不惑小官，有以也。”

   他在《醉翁亭记》中写“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正是理念的集中展现。
                    “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于成龙44岁从政，从小小一个知县，凭自己的实干和才华，以及对皇家的赤诚忠心，晋升至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并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他从政二十多年，清廉自守，自甘淡泊，有时几乎到了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在直隶时，“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即使在任两江总督时，也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1684年，于成龙积劳成疾，临终时将军、都统和僚属为其检点遗物，只在一个竹箱里发现几件衣服，案头摆着一些饮食器皿，几罐盐豉。消息传出，百姓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祀。在宦海生涯中，于成龙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获得百姓爱戴，康熙帝以“天下廉吏第一”予以褒奖。

                                     结语：做大官，更要做好官
         孙中山说，年轻人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实有革命者的偏见之处。面对体制内的年轻人，我们想说，要做大官，更要做大事，做好官。

        今天的“官”字已然成了贬义词，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尽是“贪官”、“庸官”……曾震动一时的贪官徐其耀被捕后，检察人员发现其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信中有对孩子的几条训诫：第一、不要追求真理，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第二、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第三、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第四、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犀利的好文

分析的不错。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