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楼所说,我个人也很佩服林毅夫的人品和学品.至于他的学术贡献现在应该还不好说.特发一下文字附和.
传奇林毅夫：虽千万人吾往矣
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供职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94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早年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午后，未名湖畔，北大朗润园。红墙绿瓦，海棠垂柳，散发出浓厚的古典文化气息。
得知记者来访，林毅夫出门迎接。他高大魁梧，谦和平易，离开故乡多年，还是脱不去浓浓的台湾宜兰口音。
台湾人，“海归”，劳模，新农村……没有一定想象力的人，很难在这几个词里找到其内在的联系。但是，在经济学家林毅夫身上，它们被完美地整合在一起了。
去年“五一”，林毅夫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年“两会”期间，林毅夫又以“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提出者，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
其实，林毅夫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更多时候，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学者。现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还身兼不少社会职务，林毅夫更喜欢“以劳代逸”，工作，治学几乎没有节假日。
“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大目标。有了大的目标，才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才不会迷失生活的方向。”如今，很少人能把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字眼当作人生的信条，但林毅夫却是一个坚定而认真的实践者。
也许，正因为胸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条，这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在他的人生舞台上不断演绎着一幕幕的传奇故事。
台湾-北大-芝加哥-耶鲁-北大
“传奇，就是越传越奇。而对我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林毅夫说的很自然的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1979年5月16日晚，夜色朦胧，一位名叫林正义的驻金门的上尉连长，夹着两个篮球，跳进海里，泅水横渡了2000多米的海峡，一夜之间来到大陆。
当年的林毅夫，从大学转入军校，再从军校进入部队。在金门驻守时，林毅夫每天悄悄收听着对岸的广播，感受到了祖国大陆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上世纪70年代末，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这边。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祖国作出贡献，必须去大陆。”
由于当时两岸关系十分紧张，一个连长的失踪绝不是件小事。金门全岛展开了搜查，因为没有涉及到任何军事机密，事件不了了之。今天，有学生听说了这个故事后，惊叹老师当年义无反顾的勇气，感慨这些惊心动魄的情节足以写一部小说。
林正义来到大陆后，进入北大经济系求学，改名为林毅夫。不久，在北大的林毅夫身上，又发生了一个传奇。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来北大演讲。当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翻译员颇费周折。而林毅夫以其流畅的英语口语、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功底，成为最佳翻译人选。
舒尔茨对这个中国年轻人的精彩诠释非常赞赏。
一天，他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
“想，”林毅夫不假思索地回答。本以为大师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舒尔茨一回国，就将林毅夫推荐到了芝加哥大学，并收入自己门下，研究农业经济学。时年舒尔茨已经80岁高龄，能成为大师的关门弟子，这是多少经济学人梦寐以求的事啊。
林毅夫欣喜若狂。1982年，获得北大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后，林毅夫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
20世纪下半叶，芝加哥大学是世界经济学界的“麦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先后出现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当时，林毅夫深感自己年纪已不轻，必须更加抓紧时间学习，他除了回国考察做论文，4年里几乎没走出校门。毕业时，林毅夫是同一届30多名学生中唯一一位在4年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1986年，林毅夫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但是，稳定的工作，优厚的薪水，并没有绊住林毅夫的脚步。他的眼光一直关注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当时，大陆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我们能研究的东西，比在美国相对稳态的社会要多得多。我一直认为，要奉献的地方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要做就做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
没有片刻的犹疑，1987年，林毅夫辞去了在耶鲁大学的工作，携妻带子返回祖国。他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一来，一去，一回，三个传奇的人生转折，干净利落，林毅夫完成了事业的第一步。
记忆里，都是农民的一双双眼睛
回国后，林毅夫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从事研究。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一座古典优雅的清代亲王府里成立。除了自己的家以外，这是林毅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林毅夫的召唤下，中心成为海外归来学子荟萃的大本营，也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这个中心发出的声音。作为研究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积极为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出谋划策，并参与了十五规划的起草工作。
然而，林毅夫进入更广大公众的视野，还是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前后。今年“两会”期间，林毅夫成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有时，仅进入人民大会堂100多米的路程，就走了半个多小时。
早在1999年，林毅夫就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构想，建议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启动农村市场。林毅夫认为，这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一石数鸟”的效果，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又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民观念，移风易俗。
现在，这个构想进入了国策。“说我首倡，不敢当，我只是从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想法。”林毅夫很谦虚。
想象中，很难把这位从小生长在台湾，又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与中国广袤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联系在一起。但出人意料的是，林毅夫与农村结缘，恰恰就是从追随大师舒尔茨的那一刻开始。
经济学大师舒尔茨，以研究被称为“穷人经济学”的农业经济学而著称，林毅夫在导师治学风格的耳濡目染下，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广大的农村。
1984年暑假，林毅夫回到国内做博士论文，在安徽农村考察包产到户的成果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当时我太激动了，一句话，就是上上下下都高兴。农民高兴，城里人高兴，政府也高兴！从1978年到1984年这6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16.5%，城乡差距缩小了很多，报纸上甚至还说有人跑回农村务农，农民能不高兴？农产品大增，城里人不用再凭票买东西，大大丰富了生活，城里人不也高兴？老百姓都高兴，政府就更高兴了。”
年轻的林毅夫像揣着宝贝一样，揣着实地考察来的资料，回到美国挥笔写下了《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的博士论文。论文出炉后，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20多年来，对“三农”的关注，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了农村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中国的贫困？解决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贫困的一大半。”传承“穷人经济学”的林毅夫，始终以关注穷人的视角去看穷人。
上山，下乡，他到过最偏远的农村。许多人都异常佩服他“苦行僧”般的研究精神。在多次下乡的经历中，让林毅夫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的眼睛。“记忆里到处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看着你，流露的眼神那么淳朴善良，很单纯的眼神告诉你，他们想过上好日子，希望你能给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虽然经常到基层去考察，但在问及“对农村的了解能打多少分”时，林毅夫只给自己打了一个及格分。“因为，改变中国的农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做很多努力。”
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
在办公桌上众多的奖杯奖章中，林毅夫感到最特别的，是那枚“五一”劳动奖章。
去年被评上“全国劳模”时，林毅夫非常感慨地说，这个奖对他来说，激励远远大于奖励。在境界上，自己与老劳模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如果非说奖励不可，那也是“奖励我所代表的海归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
他曾在和学生聊天的时候说过：“将军最大的荣耀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是累死在书桌上。”这句话成了林毅夫的座右铭。
在林毅夫的日程表上，20多年来，没有红颜色的星期天。他的秘书说，林毅夫每天早晨7点起床，半夜12点之后离开办公室。即便从国外回来，也不倒时差，直接迈进办公室。
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不时参加社会活动，参与各种会议。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豁免自己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时间成本。每年林毅夫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经常是其他同事的好几倍。白天忙于社会活动，夜间则忙于写经济学论文。“我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我之所以能取得一些学术成就，不过是因为付出了比许多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
林毅夫的学生讲了一个故事。“大概一到两个星期，林老师就会对我们进行一次指导。有一回，正赶上他从香港参加完活动回北京。那天，一下飞机，林老师就直接赶到办公室，已经晚上6点多了，他仍指导我们一直到夜里12点多，中间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令人吃惊的是，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林毅夫却不感到累。
“每天都很充实愉快，连累的时间都没有。你看，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历史上可能都会留下一个脚印。当然这个脚印是很小的，国家的发展靠13亿人共同努力。但是你可以发现，只要你做，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一定影响。”林毅夫兴致勃勃地说。他很少在晚上12点前回家，家人却从不抱怨，这使他感受到了莫大的支持。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有文化
交谈中，发现林毅夫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
林毅夫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教育他，凡事要以他人为先。在家里，林毅夫和哥哥姐姐们总是相互礼让。邻里、朋友、同事之间也是互相帮忙。当自己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先别人；当小的单位利益和更大的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放弃小的单位利益……
“仁，是什么呢？一般人都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自己，以自己身体为界限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但儒家传统认为，你的心所能感觉到的，都是你的一部分。这就是小我和大我之别吧。”林毅夫就是这样体会儒家文化中“仁”的意味。
据说，林毅夫从小就很崇拜李冰父子。回国后，他曾特地跑到都江堰边，去听澎湃的江潮，凭吊李冰父子在两千多年前建立的伟业。“一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做的事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50岁那年，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林毅夫对学生说：“一个人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一个可以追求一辈子的目标。如此，才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才不会迷失方向。”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林毅夫身上，早年深受熏陶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后来跟进的西方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谈论经济学时，这位深受西方经济理论浸润的“海归派”，丝毫看不出言必称欧美、满口西方术语的做派，倒是时不时精辟地引用诸子百家的经典，以儒释道的观点来诠释经济学的观点。
“我一直主张进入世界看世界。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在回答集体生产队里，为什么会出现“磨洋工”，而包产到户为什么会提高生产效率这个问题时，林毅夫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里找答案。他说，《吕氏春秋•审分》里面记载的“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所反映的，不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做的最优选择吗？
在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情结驱使下，林毅夫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经济现象研究，很早就开始致力于“经济学的本土化”。
“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理论研究也主要是针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但是，这些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发展中的国家。”
在林毅夫看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定要在中国“本土情景”中展开。如果对国情没有切身的体验，提出的理论只能是隔靴搔痒。
“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开始，我们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希望从西方的经济学中得到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的真经。但是，如果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头来就会发现外来的经念起来不灵。”
林毅夫认为，就像佛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定会经历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在理论创新上走过本土化的历程，才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那么，如何在中国的“本土情景”中展开研究？他认为，除了学会西方的分析方法、掌握数学工具、培养经济学直觉以外，最根本是要“有文化”。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中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从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总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结合在一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中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瞩目。
“中国的问题就是最前沿的经济学的问题。并不是只有美国著名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才是前沿的问题。”在林毅夫看来，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经济体，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某种理论来解释，而必须提出新的理论。
这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直觉上，而经济直觉的获得，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文化因素。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着先天的优势，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我们一定会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界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与林毅夫对话录
记者：有人评价您身上“官气”比较重。
林毅夫：经济学不是冷冰冰的数学公式，而是“经世济民”之学。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实事求是的参考意见。
记者：有人说，林毅夫这个人比较“保守”，是个改良派。
林毅夫：重要的是什么能推动中国经济的进步。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很激进，但是他们的国家解体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差了。
记者：对那种议论，您的态度如何？
林毅夫：孟子说过“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要按个别人的评价来做人做事，那会活得太累。
记者：丁学良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位。您怎么看？
林毅夫：批评是一种鼓励。人们对经济学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开出灵丹妙药，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当然，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我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把工作做好，做到问心无愧。
记者：经济学界有人说，您是未来最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林毅夫：中国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恐怕至少还要二三十年。那时候，我已经很老很老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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