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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原文见：http://www.douban.com/note/162408775/忧伤不评判正义，正义不偏爱冷酷作者： Aeolis
2011-07-20 16:46:3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689吴晓波文笔不错，如果结合他一贯支持市场经济国企改革的姿态来看，这篇影评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忧伤嘛，总归是个现实。我不看电影，我想谈谈国企。电影里描述的下岗工人的悲凉是艺术创作，但通钢事件被打死的资方总经理，流产的改制，是现实。在通钢事件里，改制方案对职工安排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标准即便按照良心派的一贯的想象标准也不能算苛刻。或许在通钢发生的事是个例，而且其时间也已经过了截至03年的改革大潮。你大可以争辩说，总的来看国企改革对工人来说是残酷的，非人性的。不过，工人的忧伤可以有感性的认识，但国企改革停滞带来的苦涩却没法同样简单的被煽情化的表达。改革必须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这种提法已经被骂臭了，这种表述背后的思维也很难说没有极权主义的臭味。不过假若换一种说法呢？例如“改革必须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怎么样？估计反对的人就少很多了。在97年左右开始的国企改制大潮里，国企工人恰恰是既得利益的组成部分，不过这种既得利益相对于ZF权力来说，显得更为弱势而已。往极端了说，极少有人会否定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掉希特勒的独裁权力，大部分人也会认同破除行政的垄断、降低进入行业的政策性壁垒即便损害了垄断企业的利益，也是可取的。你可以改口说：不论以何种理由，牺牲弱者的利益是不可取的，但如果对大多数人有利，牺牲强者的利益便是可取的。这说法看似有理，却陷入了悖谬，强者之所以是强者，是因为他力量大、因而赢得多，输得少，很难想象，真正的强者会允许自己的利益被牺牲，会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被打败的希特勒相对于盟军是弱者、被废除的既得利益相对于这种利益的反对者是弱者。从大的原则上来看（之所以强调原则上是不想争论法经济学的规范性是不是站得住脚）能不能“损害”某些人、某些群体的利益，既不能看他们是不是弱者、也不能简单计算他们的牺牲能不能带来更多的社会产值，而必须看这种损害是不是基于正当权利的后果。马车行业的从业者在一个象征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汽车时代发展的牺牲者”，但在严格意义上，他们只是受损者而不是受害者。“受害”这个概念表明着他人违反了其义务亦即损害了你的权利，而受损则不然，市场竞争中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伤心的受损者，这是市场运行的规则，是其功能所在；虽然作为总的结果而言，几乎每一个人都受惠于这种体制，但个别的、一时一地的受挫总是不可避免、也总是应当接受的。很难说国企的职工——就其作为“国企”的职工而言——对于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待遇、对于企业的前途享有什么确凿无疑的正当的权利。就一般的法律原则上来讲，企业不可能是他们的，谈不上民主决策，从政策的实际来讲，改制的方法到底是管理层收购、是干脆的“国资流失”，还是秦晖津津乐道的democratic means，更多的是技术问题。如果一定有什么确凿无疑的东西能说的话，那就是他们是确定无疑的依附权力的特权阶级，几十年如一日的吸收着农村的血肉。改革的目的如果是透过限制不正当的权力运作范围和打破依附于此的特权，换句话说，如果改革的取向是“正义”从而也是“自由”和“产权”，那么从原则上，给定任何手段，让东北的国企破产，让他们自生自灭，才是正义的，而维系着这庞大的吸血机器，才是真正不道德、不正义，令人齿冷的。下岗（失业）对谁来说都不好受，必须在市场中竞争，对谁来说都不好受。可承受痛苦是一回事，是不是因为这个痛苦而去谴责什么人、什么体制是另一回事。说得重病的人是“活该”未免太冷酷，但是并没有什么人应为这病痛负责。一下子把这些习惯了计划经济下ZF的父爱主义的人抛给了陌生的社会，确实带来痛苦，但是这痛苦不应成为谴责把其抛给社会的改革的理由，尽管，与此同时，在各种意义上，也很难说负有这种痛苦的人就是完全活该——毕竟计划经济、父爱主义这些塑造了他们生活环境的事项，并非出于其选择。至于自己不找工作，却让女人去做皮肉买卖，就根本不值得同情了，做男人做到这种地步，没有任何借口可为其开脱。正义往往无法避免残酷，但正义并不必然残酷。张维迎说要赎买既得利益，赎买只是手段，为了从技术上避免残酷，降低成本。确实，从抽象的正义原则来看，即便把国企员工全开了，也未尝不可，不过这并非是值得推荐的做法，在改制成本中，安置职工的成本并非占大头，多一些安置费用并不会多大的提高成本，却可能减少很多悲剧。既然一些自由主义者可以接受赎买权力以推动自由，为什么不能接受以更高一些的价格赎买国企呢？即便从现实的功利来看，这么做也是有益的：至少反对的声音和行为会少一些。国企员工对于改制中的利益没有确凿的权利，也需分两方面说：他们不能基于权利去声称利益，却能够基于利益去声称利益；其弱势是谈判禀赋不足带来的结果，而非权利被侵害带来的结果。假若有一个更为democratic的改制制度，可以增强职工方的谈判势力，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在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点之间移动而已，这个制度并不更为正义/不正义，却可以减少受苦难的人数和程度。如果非要有什么值得谴责的话，我想，假如条件允许，那些职工“本应”可能拿到更多的补偿才对。这只是功利的考量，并不能取代对正义的分析。二战后期战略轰炸造成轴心国平民死伤无法否定打倒纳粹的正义性，虽然，这种残酷如果能减轻的话，最好还是应减轻，毕竟正义的残酷仍然是残酷。国企员工只是权力体制近乎无意的合谋，他们可以为他们受损的利益呐喊，也有道德上的权利展示自己的悲伤。不过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也就是每一个被迫用自己税收中的一部分去供养寄生虫的纳税人，则更应该打破沉默，明确指出艺术的煽情、显明的悲剧不能否定改革的正义性。每一个没有依靠体制的铁饭碗的自由人都应指出哪种生活才是更为正当的生活。没有能力、没有决意为自己负责的人是可悲的，同情可悲的人从来没错；不过谁要是因此认为他们可以继续这样不负责任下去，像这个国家曾经的那样烂掉、垮掉、老掉，最好还是收起自己的良心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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