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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群头脑发热的人为着虚无的共产梦而开展的一场浪漫主义实践。
——题记
人民公社的“罪与罚”
从大锅饭到大包干
字数限制，此处省略
转变的内在逻辑
科斯说得好：收入与成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面的改变，都将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人民公社体制下，无论是建立之初的大锅饭制度，还是后来的工分制，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个积极生产的辛勤农民的劳动成果会为其他农民所分享；与此同时，一个散漫懒惰的农民也可以分享到比他勤劳的农民的贡献，这在客观上会鼓励偷懒、搭便车等行为的产生。其经济逻辑表现为：一个农民辛勤劳作时的成果即收益构成了他偷懒时成本的一部分，由于分享的客观存在，他预期辛勤劳作时所获得的收益会因为分享而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偷懒的成本也就降低，从而导致了偷懒意图的上升，这是需求定律的作用了。（下文的阐述也严格遵循需求定律，但分析会大为简约）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么偷懒等行为不可以通过监督等措施得到有效的约束吗？
首先，工分作为成果分配的依据，也是起着监督作用的，但工分制下，工分的计量以时间为依据，而在这些时间内，个人有否真正从事生产则难以确定，由此，工分所起到的监督作用也就很小了。而想要通过正式的监督来减少偷懒、搭便车等行为，其要涉及的监督人员及设备的巨大费用支出值不值得且不论，就是一个人怎样的表现才被确定为偷懒也将是个难题。
其次，假定土地私有，劳动成果在农民与地主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那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地主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实施监督；而公社体制下，土地为公有制，是所有人雇佣所有人进行生产，劳动成果在所有人之间进行分配，靠的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监督，更准确的是相互监督，这种情况下，个人监督对生产的贡献也会被集体所分享，更何况这种监督成本往往很大，因此这种相互间的监督，所起的作用也同样是甚微了。
最后，如果个人有自由退社的权利的话（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退社是不被允许的），当个人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会因为他人的分享而减少时，通过退社，一方面，他可以保证自己所得的收益不因分享而被侵蚀，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也会提高社员偷懒的成本，从而对偷懒的行为形成约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约束偷懒等行为的措施，或者是由于成本太高的缘故，或者是由于措施本身与人民公社体制不相容，其作用难以发挥，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另辟蹊径了。
分享对农业效率的影响，定性分析比定量的来得远为容易。定性地看，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生产成果，参与分享的农民越多，偷懒、搭便车的行为会越甚，对农业效率的消极影响也就越大。而在上文所述措施失效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分享的人数来鼓励勤奋也就成了一个可取甚至说是必然的选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核算单位要由公社改为生产大队，继而改为生产队的问题了，甚至于直至后来的包产到户，到劳亦是如此。后来的包产、包干，也有着它们自己的经济含义，但侧重于人民公社的分析，这些就暂且按下不表。
在这一小节的结尾，还有两句话想说：一、即使土地、畜牧等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个人所具有的生产力仍然会是私有的，它们究竟如何运用，仍然掌握在具有能动性的个人手中；二、从允许自由退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并非有所控制、有所约束才是机制，自由也是一种机制，并且是一种极其廉价且被证明了有很大成效的机制。
基布兹神话
在上文的分析已然对人民公社制度定了刑之后，有人说，这是一场误判，类似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以色列基布兹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是对上文分析的否定，还是另有缘由呢？拭目以待。
基布兹在所有制上和人民公社极为相似，区别是微小的，成员也是各尽所能（基布兹中，各尽所能的原则得到了更好的执行），共同劳动，至于劳动成果的分配，基布兹的基本原则是各取所需，但这种按需分配是有限度的，社员在收入和消费方面享受的待遇，也是同等的，人民公社呢，在建立之初，实行的是大锅饭制度，后来则为工分制所取代。撇开上述几方面上的小别或大异，紧承前文的分析，在基布兹下，应该一样有“分享”带来的生产无效率的“阴影”，那么它的成功又缘起于何处呢？
首先，基布兹与人民公社相比，规模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每个基布兹所包含的人数，通常都是几百人，这种规模，更加接近于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如此一来，上文关于减少分享人数以鼓励勤奋的分析，对于基布兹同样适用。
其次，基布兹中民主管理的模式，较之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显得更为合理与富有弹性。并且在基布兹中，社员是有自由退出权利的，在离开基布兹后，可以带走部分个人财产和一笔以社龄计算的津贴。这和上文的分析衔接，就是说，允许自由退社可以保证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被侵蚀，同时又能对成员偷懒的行为形成约束了。
最后，犹太史和基布兹建立的背景，则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些东西。犹太民族，曾饱受颠沛流离与外族压迫之苦；基布兹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在特定条件下相互作用的产物，也体现着犹太族自古而有的精神。由此可见，外在的压力和共同的信仰，可使基布兹成员间形成极大的向心力，这些都是有利于监督成本的降低和基布兹的成功的，不要诧异，这依然是经济学的分析。
基布兹的成功，还得益于ZF等机构的支持，这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ZF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是大有差别的了。除此之外，基布兹内部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岗位轮换制度，过往的分析鲜有注意这一点。直觉地认为，岗位的轮换是有助于不同人比较优势的发现，和每个人劳动成果的比较的，这也会不失为一种减少监督成本的方法。这些分析，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基布兹的成功是要依赖于各种因素导致的监督成本的降低和ZF等机构的支持的。
时移势易，上文所分析的有助于基布兹成功的条件，现如今已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的逐渐定型与发展使得外部压力减小，社会主义等信仰在年青一代人群中的式微，基布兹作为社会标杆意义的减淡也使它逐渐少了ZF的支持，加之基布兹严谨、单调的生活难以满足新一代民众对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要，以及难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它转向没落也该是必然的吧，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一句话也是合适的：基布兹是一种意识形态，当初创业者更多的是一种建设国家的激情，但随着国家日益的定型，激情逐渐为物质形态所代替，意识形态就遭遇到了危机。而如今，可以起到约束偷懒行为的自由退出机制，现在倒是为成员的流失和基布兹的没落，打开了一道便利之门。
共产下的规律，基布兹的兴盛与衰落是都遵守着的。
结篇
文章最后，本来是想对人民公社方面的其他研究成果做一简单评述的，在此就单提下技术吧。有人认为农村体制改革前后农业效率的变动应从技术上找原因，个人认为，对这种观点进行阐述最起码要考察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农村体制改革前后，农业生产效率确实是有了大的改善，但同期，在农业上的技术投入有无大的变化呢？如果没有，这种观点就难以站得住脚。
其二，在农村体制改革前后这一时期的技术投入变化，在改革前那一段时期是否也曾发生？如果过去也有类似的技术投入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在改革后才发挥了“它对农业效率的作用”，这种情况下，仍然当着重肯定农村体制的变革对农业效率的积极作用，而非技术。
其三，有些技术投入，如个人作出的对农地的改良或护养，确实是在农村体制改革后增加了的，但这种技术投入变化也应该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个人对农地作出的改良或护养，确实会增加粮食产量，但这种措施在改革前由于“分享”的存在，个人是很少作出的，它们的增加也是因为有了改革才会发生。换句话说，是体制改革直接导致增加的那部分技术投入，其对农业效率的积极影响也应该归功于制度，而非技术。
关于在农业上的技术投入变化，资料很少，详细的论述在此只能搁置。但直觉地认为，如果在考察了上述三个方面后，技术投入变化对改革前后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远为次要的了。
另外，在这篇文章大体完成的时候，自己让一位同学帮忙看了一下，希望提出些意见。其间提到一点，他说：你的分析在得出了那些结论后，是不是也可以表明另一点，如果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完善，它也会变得有效率呢？
鲁迅曾说，我们常常说不要做外国人的奴隶，得出的结论却是做本国人的奴隶好，殊不知这是由一个错误走向了另一个错误。本文的分析同样是这样，分析了人民公社体制由于它的种种弊端而导致了农业低效率，并且基布兹由于曾经对这些弊端处理的好也曾取得过成功，但如果没有综观全文而得出了“如果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进，它也会变得有效率”的结论，则和我的本意不符了。自己对这一点作出的澄清是：人民公社制度要想变得有效率，需要满足的条件极为苛刻，即使这些条件具备，长远看来也不易维持，并且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后，曾经有效率的人民公社也会像基布兹一样走向没落。
如果真的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完善，与其说这些完善会使得人民公社变得有效率，倒不如说，这些努力会使得它变得没有原来那么没效率吧。但既然没有它可以更好，就不要为了那虚无的理想折腾了吧，人类可做且值得做的事儿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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