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风雨下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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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重复性劳动与开发性劳动(中)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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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开发性劳动的认识

现代生产正在逐步降低重复性劳动的生产地位。原因很简单,大部分动作重复的生产行为,在技术上是可以由“逻辑电路+机械”取代的。所以在现代生产的第一线,重复性劳动表现为控制程序为主。而许多传统生产中的体力劳动角色正在沦为人格化的机器,或者是会说话的工具。

在封建生产体系里,工具主要还是体力的物质延伸,而不是智力的物质延伸。体力转化的财富有限,在此供给的约束下对生产的劳动量支持也就允许在有限规模上形成。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能够长久稳定的基石。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简单工具效用上升为机器效用。在机器效用的支持下,财富形成量急速扩大,而由财富所支撑的生产规模和社会的服务规模都显著扩大。机器作为重复动作的工具,一方面将重复性劳动推到了极致,劳动行为被“机器”化,劳动组织被“机器”化,社会管理系统也被严密的“机器”化;另一方面机器作为多种知识的结晶体,为人类智力的延伸提供了物质基础。生产效率由对体力条件的全面依赖开始转向对人智力条件的依赖。劳动效用的改进跳跃式地由依靠经验积累转向依靠科学探索。机器生产为一种新型劳动的普及提供了摇篮。这就是开发性劳动。

依靠劳动效用的开发带动财富的增长,这种劳动方式我们称之为开发性劳动。效用增长也可以理解为时间节约。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它可以表现为在同等效用的条件下成本下降或生产时间缩短;也可以在生产成果中表现为在同等成本的条件下使用效率更高、使用时间更长、使用功能更多等等。这两种情况最终的结果都是导致人类劳动耗费上的节约。

开发性劳动的特征是:劳动形式抽象,也许几年的劳动成果只不过是一纸公式。劳动过程尽量避免重复,这点与重复性劳动方式正好相反;劳动效果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它不像重复性劳动那样可以预定劳动效果;劳动耗费与劳动效果的关系是非线性相关。这种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劳动时间与劳动效果的关系不确定。以科研过程为例,我们不能确定耗费多少人力与时间就确保出科技成果;二是这种劳动效果不是以剩余劳动的方式为主出现,而是以使用状态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来体现。这种社会效益是一种“面”上的和可以连锁反映的效益。以大桥建设为例,大桥对两岸的生产生活产生的是广泛的面上的效益,而且这种效益可以产生连锁反应。而企业建设大桥所产生的利润与其社会效益相比反而是次要的了。哪一种知识创新不是像大桥那样对社会效用体系发生作用呢?所以称开发性劳动产生的是指数型或几何级数型财富增长效应并不为过。这一点与重复性劳动方式又有不同。因为重复性劳动的剩余积累体现的是一个生产点上的价值递增,没有连锁效应。而且这种递增是呈自然数的增长。每年有10%的增长就足可自豪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的问题是:1、依据开发性劳动的财富效应方式,可以形成围绕效用提升而增殖的生产方式。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开发性劳动运用越多,社会实行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条件就越成熟。由于重复性劳动方式不断被降低主导地位是社会生产进步的趋势,所以建立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主流。由于开发性劳动的增殖特征(如效果不确定等等),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形成与价值增殖生产方式有本质区别的许多重要特征。

2、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在生产力中的关系,是对物质互为里表的作用关系。前者开发了物质属性,后者就落实对物质属性的运用。所以在经济效益上二者要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但在劳动方式和运作机制上,二者又有对立和冲突。重复性劳动是依靠劳动数量增殖财富的,而开发性劳动是依靠效用增殖财富。劳动效用反映的是个别劳动在统一性和共性上的差异,劳动重复消耗反映的是个别劳动在数量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说,重复性劳动与开发性劳动的矛盾,是劳动量与质的对立统一展开,也是劳动个性与共性对立统一矛盾的展开。

3、效用增殖的本质就是知识生产,效用就是知识的物化,而知识体系不过就是文字化的效用体系。社会生产中无论是物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都不过是知识的开发和运用领域。知识生产把物质生产与消费连成了一个利益主体,使得一切经济利益对立都有了可以协调和联系的共同利益基础。促进消费也就是促进生产,知识生产将人对自然的斗争摆在了经济竞争的第一位,而不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摆在第一位。这是社会生产极其重要的进步。效用以体现劳动共性和统一性的身份,代表了社会利益和社会效率。也就是说,在经济运动中,社会利益与社会效率依据效用这个物质指标有了经济意义上的明确界定。而以维护社会利益与社会效率为己任的公有制,也因此有了明确的经济奋斗目标,这就是经济运动以提升效用而展开。

4、由此开发性劳动的效率约束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第一线的人与工具之间,不再仅仅是人与工具之间特定的效率关系,也就是说,除了生产内在的效率约束,它还需要服从生产过程之外的效率。由此,社会效率并不仅仅是体现在为局部生产服务的效率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从宏观层次提升全体效用的努力上。局部最优并不等于整体最优,在两种都是追求最优的生产机制矛盾中,社会生产进步要求局部最优的发展,必须行使在整体最优的轨道上。对价值社会中的企业而言,是指企业自身追求利润的目标,必须建立在追求产品效用,提升企业生产关系对社会进步的基础作用上。以效用准则和尺度引导社会生产,组织社会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知道思想。

5、产品效用是知识的物化,而知识又不过是开发性劳动的物化。所以开发性劳动也是知识体系更新过程中的主要劳动。我们对自然运用的层次越深,自然表达为财富的东西就越多。开发性劳动就是我们挖掘自然深度时所采用的主要劳动。由此,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自由追求或认识上的探索,而成为世俗财富增殖的核心机制。

6、建立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的价值规律,是以劳动平均效率为基准的,而开发性劳动则是力求避免重复,力求劳动耗费趋于无穷小,劳动效率趋于无穷大。这使得价值世界中一方面价值分配尺度无从测量开发性劳动耗费;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运动又被科技创新(效用提升)的高效率引得团团转。知识生产(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对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引导能力由此显现。这也表明依靠价值尺度无法衡量和指导社会效率,依靠局部利益(如资本利益)也无法体现和发展社会利益了。

开发性劳动一般表现为复杂的脑力劳动。广义的说,文艺创作、科研、宏观管理、微观管理、军事指挥等劳动都可以视作是开发性劳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开发性劳动视作某些职业的专属领地。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提升效用,都需要持久的知识创新。

开发性劳动通过效用表现自身作用,而效用就成了个别劳动与社会生产利益相联系的中介;成了价值运动与使用价值提升相联系的中介;成了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相联系的中介。广阔的发展远景以及无穷尽的话题都是围绕此而展开。

在智能化工具尚未普及的今天,在资本机制还是支持产品效用的主要机制的今天,在价值运动还在主导社会生产的今天,我们考察开发性劳动机制,依然要从两种效率的结合层次起步。事实上在现阶段,效用差异大都是通过价值差异(利润差异)的方式表现。在由剩余价值增殖生产方式过渡到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这种内外效率的结合机制,可以有多种角度的考察。它既是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结合,又是企业价值效率与产品社会效用的结合,还是重复性劳动效率与开发性劳动效率的结合。而在这种结合中,工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工具越是智能化,重复性劳动效率、微观效率、价值效率的作用就越是降为次要地位。原因我们在开头已经说明,工具的进步正在降低重复性劳动的生产地位。也正因此,微观生产的资金运动,微观生产的局部利益,不是日益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必须与社会效用和社会利益自觉衔接。

由于重复性劳动是资本机制的摇篮,当微观生产仍以重复性劳动推动为主时,资本机制就占据效用提升的主体地位。既使是开发性劳动也在服从资本利益的操控。(其典型表现是知识成为资本垄断的工具)。此时的宏观效率也表现在为微观资本利益的服务为主,宏观利益没有形成以效用指标为中心的独立的效率机制和利益主体。我们在私有制经济和萌芽状态的公有制经济中看到的就是这种生产方式。

当社会生产进化到一定层次,简要的说,资本循环一旦进入了开发性劳动为主的生产过程,社会效率、社会利益以效用体系的形式表达,事情本质就起了变化。

1、 一方面由于开发性劳动效果的风险性(不确定性),资本效率需要外部社会的协调来降低开发风险,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能够长期垄断产品的效用开发,所以资本要服从因效用开发而赢利的生产方式,就需要扩大协调与交流面,需要以科技的目标为自身目标,结果是资本的社会性增强。并由以自我为中心的效率转向整体开发效率下的协调效率。

2、 企业生产的效用目标开始取代价值目标。由于效用对价值分配有决定性影响,所以在价值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价值和利润成为效用提升的表现。也就是说,是剩余使用价值(新效用)而不是剩余价值在决定利润。美国比尔.盖茨的微软企业快速增长,不是企业剩余劳动带动价值增殖,而是劳动效用在带动价值增殖。有一句流行语说:一流企业出标准;二流企业出品牌;三流企业出产品。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当前效用引导价值运动的状况。

3、 劳动对立普遍由绝对性转向相对性。科技进步受益最大的是社会,在社会利益的干涉下,生产责任不再由个别资本运动独立承担,信息资源的共享、资金的互助乃至知识产品的消费实现都包含了社会意志的协调。局部生产成了局部劳动与社会劳动共同合作的产物。由此,局部生产的经济效益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整体效用的贡献;一是自身的经营利益。在经济管理中,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投资项目既要有社会效益,又要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4、 劳动产权日益独立和完善。由于劳动能力的发挥在生产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个人权益的生产性随之提升。这在当前的人材争夺中已有体现。劳动效用是生产效用的核心动力,效用开发愈自主愈独立,劳动效用及其权益也就愈独立愈完善。一方面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构成了生产活力的基础,社会经济秩序必须成为张扬劳动权益的秩序。另一方面社会不断改进和维护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个人的劳动能力不断突破物质条件的枷锁。(我们知道,在资本条件的约束下,很多人是连读书学习的机会都没有)。当物质财富的丰富达到社会有能力包揽个人生活基本物资耗费的情况下,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劳动的创造自由度才能突破个人利益这一最终的物质利益障碍而达到一个新阶段。但在此阶段到来之前,个人利益与奉献的社会目标构成了开发性劳动进步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

5、 生产物质归属社会化。效用优劣决定了资本的回报率,所以资本效率要服从效用开发效率。而效用开发的综合性、整体性又决定了资本运动要按社会协调要求分流或整合。(这种协调有些是通过市场引导,有些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由此资本产权不断的社会化,社会生产进步动力日益被劳动产权而不是资本产权所替代。结果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生产作用日益淡化。与劳动的创造自由度相对应,物权的最后归宿是资源全球共有,或者说是公有制泛国际化。

依托开发性劳动,效用提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赢利方式。在价值社会中,效用赢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其高效率诱导低效率劳动和生产资源向其聚集。这种聚集能力是价值规律赋予的,是平均效率的劳动尺度所具有的基本经济功能。先进的生产效用就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不仅是社会资源会向其聚集,就是社会生产流程和组织结构等等,都会服从其改造。例如高速公路的交通方式就是对普通公路的效用提升。二是由于效用上的先进性,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或积累(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所以这种生产方式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使用价值先增长的基础上,人为地补充价值形态,以保证物质财富得到社会实现。价值形态在效用增殖机制手中成了效用扩张的工具,成了扩大购买力的手段。效用增殖以时间节约为后盾,快速扩大市场容量,扩大就业,消灭失业。

在价值社会中,产品使用价值偶尔更新一下,市场就会在新的效用标准基础上形成新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概念。问题是现在出现了劳动效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的改进与更新局面。作为市场交易的买方,是依据平均的效用状况来判断对方费用并作支付依据的,只要卖方产品效用高出传统产品一倍,买方在经济上就允许以高出传统产品一倍的价格完成交易,因为交易双方都遵守了交易准则,买方的经营正常运作。正所谓“优质优价”。但事实上由于效用开发的作用,优质不一定高成本。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劳动效用改变与劳动耗费量改变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线性相关的关系。建立在平均耗费与平均效用相对应基础上的传统商品交换就是在这里开始背离价值准则。劳动效用变换的越快越频繁,这种背离就越明显。为维护独立的生产利益,人们在效用不断改进的环境中进行商品交易,必然要将效用变化与传统的效用价格比联系在一起,按优质优价逻辑形成最新的商品效用价格比。这样当再有新产品问世时,最近期的劳动效用价格比,就成了同类新产品的等价物。也就是说,价格(也是社会价值)在这里不再是单独的劳动衡量尺度,它还要与近期的效用相挂钩,才可以衡量劳动耗费。这样做的原因是,近期效用无可替代的是衡量新效用的对比物。

平均必要的劳动量标准——旧价值标准由此逐步被取代。在当代电子、软件等行业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新劳动效用一出现,现有产品纷纷降价,这种降价已不能用产品供过于求所能解释(许多产品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就被淘汰)。它是旧产品劳动效用在新效用标准挤压下的“缩水”,是传统价值在新价值标准裁决下的贬值。效用价格比与传统价值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以产品效用的社会评价作为评判依据,价格不再是成本加利润的价值构成。

在价值社会中,出于资本利益的需要,最新效用也就是垄断效用。但由于开发性劳动的社会性所规定,最新劳动效用价格也不可能漫天要价,它至少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制约。1、社会购买力对产品效用的总体分配比例;2、产品效用的更新周期;3、新产品效用使用的方便程度。(也就是使用新效用的成本与风险)。这三点是技术垄断的克星,也是我们判断专利价格制定合理程度的一个依据。隐藏在劳动效用价格比背后的实际是效用时间比,这个效用时间比直接的就是生产力的测量计,但这要在价值形态完全消失后才会显露出来。

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制约下,市场经济已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剩余价值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是效用主导的市场经济。其特征是市场竞争以效用竞争、科技竞争为主。依靠劳动力低廉、资源丰富、低税收等传统资本所青睐的条件并不能掌握现代市场的主动权。因此大量传统劳动成了现代市场上的盘剥对象,大量社会资源、资金、人力等等蜂拥向新开发或尚未开发的效用领域。

在开发性劳动的支持下,效用在经济运动中有如下特征:1、效用体系的整体性又决定了效用开发的经济价值不可能一枝独秀。光纤的技术指标、资源利用的合理程度都要胜过铜电缆,但只有当商业对线路承载的信息量普遍有更高要求的时候,光纤改造的巨额投资才有回收的依据。由此可见效用开发的最高经济价值是体现在社会效用体系的基础部位,体现在效用提升影响面最大的地方。所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首先是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效用的改善。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进效用的经济价值就越有实现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效用开发的深度也随之提高。(因为二者同处一个相互影响的效用体系之中)。这是一个科技应用和科技尖端开发在经济利益上的对应依赖关系,也是一个塔基和塔高的对应依赖关系。塔基越宽广,塔高才能随之增加。依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技术垄断机制(当代资本垄断的体现),实际后果是反而使自身的先进技术发展受到应用上的利益抑制。

2、对人的效用提升情况也是如此,社会只有从普遍改善人的基本生存状况入手,从确保人的基本生活物质条件入手,才能彻底解放劳动的创造力,才能获得最高价值的资源运用效果。通过社会组织的大规模效用提升,可以使社会的投资与劳动得到实现、使相关配套产业得到收益、使效用的消费方受益。这种三方受益的、社会运筹为主的物质财富增长方式,这种以宏观效率带动市场,开拓市场的方式,也是效用增殖生产的重要特征。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关系得到正确处理的情况下,经济运动再也不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的两难选择,而是公平必然产生效率,效率必然维护公平。

3、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影响下,传统资源稀缺的依据发生动摇。因为效用开发可以改变物质效用稀缺布局,从而影响资源赢利条件和资本布局。(从人造橡胶到核电站都在改变经济运动的布局)。它使经济运动中一切物质稀缺都归结于知识的稀缺和能力的稀缺。由此,资本市场、各种基金证券等各种价值手段都将围绕效用开发而竞争而展开。

4、效用的社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效用与效用之间是相互配套的,因此个别劳动效用反映了整个社会效用体系的综合,就像一个细胞包含了整体遗传密码一样,它具有全息功能。技术革新尽管改进的可能是极微小的一部分效用,但它代表了整个人类生产能力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一系列的社会配套效用和生产运行方式都要随之改变。效用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决定了从事效用开发的个别劳动在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所以开发性劳动成果虽然在现阶段是以专利的形式个别表现,一般科研组织在经营效益上也要追求个别收益,但运用现有知识开发新知识,是一个社会协作和知识交流的系统工程。它的动力根本上来源于社会效益,来源于人类的进步意识。它的消费期由知识产品的更新期所决定。也正因此,高层次的科技开发都有国家或国际的参与,企业自行的科技开发,其协作面越广就效率越高效益越好。协作成为开发性劳动的重要生产特征。

二是社会经济面临的共同效用问题或主要效用问题,也反映了效用的社会性。例如饥荒时期的粮食救济问题,无论这个社会是处于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抓住了危及社会生存的关键效用问题,统治者的举措就取得了社会认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正因此,社会效用体系提升的主要矛盾及其转变过程,必然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

在历史上,开发性劳动一般表现为哲人的探索、生产经验的升华。在工业生产初、中期,科技开发依附于个别生产,大多数的效用开发是依靠资本力量支撑。劳动利益服从于资本利益,既使是开发性劳动也不例外。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科技成果的资本垄断性上。效用提升(在生产中通常表现为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对消费方产生的效益是连锁反映和广泛的“面”上的影响,这要比局部劳动积累所产生的效益大得多。各种效用提升最终都影响和提升了社会总体的效用价格比,最终都反映为社会超常规生产比例的物质财富总增长。于是剩余使用价值(新效用)就在这里转化为社会拥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社会剩余购买力。这部分剩余购买力通常表现为因增发货币又未引起通货膨胀而得到的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社会第三产业得以扩大。这也是生产越自动化,社会从事生产服务的人可以越多的价值原因。

在经济史上只要有效用的大提升时期,就会有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生产方式的急速变革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规模就是伴随生产效用的突破而产生。“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4页)。在效用提升的支撑下,种种非价值规律所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都会出现,例如经济增长不再伴随通货膨胀等等。强势货币而不是强大的军队,成了国家争夺世界财富的重要手段。

开发性劳动面对的是未知的自然领域,生产创新的目标一方面决定了劳动的消耗和回报都不能精确确定,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劳动必须要有主动性、创造性和奉献精神。这种自主创新的生产机制,要求劳动责任必须与生产的最终收益责任挂钩,才能达到生产目的。那种只追求按质按量完成局部任务的雇佣关系显然已不能适应劳动功能的这种转化。只有将劳动权力和收益与劳动最终效果挂钩,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生产利益直接相联,才能维护住第一线的劳动效率。也才能维护住生产过程中责、权、利的有机统一。

由此我们对产权机制也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生产过程是由人组成的,人的利益以怎样的方式去推动生产,并不是由人随心所欲去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方式决定。产权的作用,就是社会根据生产方式的要求,将配套的社会利益秩序化、法律化。所以新的生产方式既依靠新的技术,也依靠新的利益机制才能形成。劳动产权实际就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利益机制。

将个人利益与生产利益直接相联,是所有权的一种权益特征,也是所有权的生产作用所在。我们在第一章已经分析过,私的生产方式是依靠私的利益机制推动。但在运用权日益独立的情况下,所有权实际是被分割了。它被分割为围绕劳动效率所形成的权益(劳动产权)与围绕物质归属权所形成的权益(资本产权)。造成这种分割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变了,传统生产方式是资本增殖机制,资本效率控制生产过程,劳动只要处于被动和服从状态就能实现生产目的。而现在的生产方式是劳动效用增殖机制,生产过程由劳动效率控制,需要劳动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达到生产目的。所以生产的责、权、利以往是围绕资本属性构造,现在需要转向围绕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和劳动者的开发性劳动属性构造。人力资本,或者说围绕人力资本展开企业经营,成为现代企业效用增殖化的一个特征。

在价值社会中,劳动产权通常以知识产权或期权期股形式表达,它实际就是社会对生产运用权赋予了财产归属机制。它有几个特征引人注意,一是将财产归属落实到劳动能力上,是对财富归属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突破。它使社会分配有了初步公正合理的一个基点,并表明所有权的生产功能下降而运用权的生产功能提高。当财富不断向运用效率高的地方聚集并转化为运用者财富时,说明财富所有权正在反过来为财富运用权服务。这对于支撑现代经济秩序的所有权制度而言,是本质上的震撼和变革。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乃至国家形态都会随之改观。二是资本产权调动的是少数人的积极性,个人财富的归属权是生产动力来源,所以生产利益要服从个人利益;而劳动产权调动的是全体生产者的积极性,一切利益自然以生产利益为转移。生产效率优越性自然在后者一方。三是劳动产权对生产资料的操控能力,本质上不是来源于所有权的垄断,而是效率竞争。由效率主宰生产资料,体现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四是劳动产权对社会效用效率的彻底依附,决定了劳动产权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真正监护主体,也是推动社会效率进步的权益主体。

现阶段社会生产仍以个别积累的方式运动,资本增殖仍是价值运动的主要形式,劳动产权只能在个别生产内部实施,它的幼稚形态就是法人产权。当然随着科技开发的扩大,可以预言它将是社会生产的主要产权机制。那时生产差异则直接表现为局部劳动效率差异而不是资本差异。目前法人产权经营局部生产,承担局部生产利益任务时,也可以说是按资本形态运作的劳动产权。在资本“巨无霸”跨国公司,普遍是由法人机制在默默支撑其效率。

人们凭自身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凭物的占有权来控制生产,说明物质生产正在摆脱以物控制人、以物控制效率的生产方式。这种进步的产生,不是因为社会物质财富已有极大的丰富,而是人类生产的实践正在跃过局部效率这一阶段,以剩余劳动增殖财富正在被以新知识(剩余使用价值)增殖财富所取代,这是财富增长机制由量变到质变的跳跃。生产方式侧重劳动能力,使得物权对生产的控制力自然减弱。从依靠资本产权自立发展到依靠劳动产权自立,是重复性劳动方式跨越到开发性劳动方式的重要标志。

上述本质上正在转型的资本运动,对市场表现为资本的增殖效率,对内表现为效用的开发效率。目前大量的科技型企业都是以这种方式经营运作,并逐步的由单独竞争发展到以协作的方式竞争,社会生产实际正在经历一个由资本产权为主发展到资本产权与劳动产权并重,最后以劳动产权为主的历史演变过程。社会所有的传统资本:国家资本、私人资本、金融资本等等迟早都被卷入这种以科技开发为中心的生产运动中,被开发性劳动的特征所改造,形成劳动产权机制。

开发性劳动坚持整体效率至上,而重复性劳动又坚持局部效率至上,这二者是矛盾的。反映到社会经济中,就表现为两种生产机制和两种产权的斗争,表现为法人效率与资本效率,法人产权与资本产权的斗争。在这种矛盾的驱使下,经济运动的微观主体——企业表现出既要发展科技又要垄断科技;既要追求资本控制,又要实行法人代理;既要降低工资成本,又要实行期权期股;既要自由竞争,又要市场垄断;既要社会公正,又希望自己能有特权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追求。从本质上说,劳动本身是一个数量与效用的对立统一体,二者对财富的作用机理不同,在经济运动中就表现为数量增长机制与效用增长机制的冲突,表现为劳动效用张扬与数量张扬之间的冲突,所以二者的关系既对立又互补,否定哪一方都不正常(反映到传统的宏观经济运动中,通常表现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两种效率机制的矛盾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以什么样的方式共存和发展,这不以社会自身的意愿为转移,而是由生产力水平——这个人类劳动的历史沉淀层来决定。因为一切劳动效率都是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形成,并为当时的生产力运动服务的。由于工具是将劳动数量变成劳动效用的转换器,它不仅制约了劳动的基本消耗量,还将劳动数量与效用两个对立面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说到底,工具的转换能力决定了劳动数量与效用对立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层次上展开。一般而言,能使劳动由重复性动作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如自动化和智能化机器),是区分劳动方式由重复性为主发展到效用开发性为主的标志。由此可知,我们现在正处于劳动数量增殖与劳动效用增殖并重的生产力过渡时期,处于资本效率与劳动效率、资本积极性与劳动积极性并重的过渡时期。价值增殖正在沦为效用增殖的工具,知识性生产,(形象的说,是工具的创新活动),日益成为人类生产的主战场。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无论是坚持资本生产方式还是坚持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人们,都能找到适合发展他所要求的生产机制的理由和环境。受益的人们总是顽强的坚持和扩大对自己有益的经济增殖机制,并把它推向极端。他们既不承认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方式也有一个两者兼容和并存的过程。也不承认生产的发展趋势是走向更高的文明——劳动产权。直到生产力再也承受不了脱离经济现实的单极利益增长弊端,自然有人代表新的生产力要求将它扭转。在一次次的极端振荡中,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经济体制趋向合理。

劳动产权要依托开发性劳动才能生存,而开发性劳动要依靠效用先进才能生存,而效用本身又是一个综合和协调的体系。所以只有当效用的进步,将重复性劳动为主的社会生产全面的改造为开发性劳动为主以后,劳动产权才能得到真正的稳固与成熟。就这个逻辑关系而言,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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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发性 重复性 必要劳动时间 资本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 开发性 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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