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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周刊:林毅夫专访
发布日期:2012-5-3 9:47:00
原文出处:http://www.brandeins.de/
文:英格·马尔歇 / 译:毛明超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预测未来是他们每日的口粮,而谬以千里却是他们职业的风险。但对于国民经济学家林毅夫而言,上一次犯错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在芝加哥大学潜心研究中国经济七年之后,回国的时候到了。他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打包装进箱子:三十箱书,外加两箱其他重要的物什。
除此之外,他还要再做一个艰难的选择:当时的中国政府允许留学归国人员携带八件免税商品入关。林毅夫买了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一台电视、一部热水器和四台电风扇:一台给自己,一台给妻子,另外两台分别给两个孩子。“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的中国竟然会有空调。”那是1987年。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两年,仍有17%的中国人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线之下。当飞机于夜晚降落于北京时,林毅夫注意到,这个城市竟如此黑暗。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孤立,尚没有签署关贸总协定(GATT,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就在几年前,中国才刚刚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合法地位[1]。在1976年逝世的毛泽东看来,这类国际机构仍然属于帝国主义世界阴谋集团。
时光飞逝。
2011年,中国庆祝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空调和电视也已经不再稀缺。而自2008年起,林毅夫成为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从来没有幻想过能获得这个职位”,林毅夫说。
林毅夫出生于1952年,属龙。他的个人历史与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历史密不可分。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无法想象一个中国人将要领导世界银行中最富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林毅夫的前任中,有之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也有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Laurence Summers)[3]。许多同事在听闻林毅夫被提名后,必须首先用谷歌搜索一下,才知道将要和他们共事的到底是谁。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世界银行就是纯粹理论的宝藏:自由化、私有化、反国家干预成了世行神圣的教条;它支持的所有项目都与这些原则紧密相连。
然而现在忽然冒出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而中国奉行的却是国家资本主义。2008年对林毅夫的提名,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经济中的根本变革,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世界,”林毅夫说,“可以向中国学习很多东西。我愿意为此提供帮助。”
他能行吗?他会是中国的利益代表吗?难道他真的是一个独立的部门领导,手下将有超过三百人研究马拉维的医疗体制、秘鲁的矿山或哈萨克斯坦的市场经济制度?
“他是个聪明人,我几乎从未听到他说些无聊的废话。但是人们都知道他要做什么:向世界展现中国的成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4]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说。威廉姆森颇具影响力,曾提出“华盛顿共识”这一概念[5]。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是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始终要求的那样。
2011年圣诞节前的哥本哈根。整座城市都覆上了皑皑白雪,酒店的管理员正忙着给门前的车道撒盐。林毅夫披着厚厚的大衣和围巾,拉着旅行箱走向一辆出租车。他用英语请求司机将他送到哥本哈根大学。他已舟车劳顿。十二天内,他的足迹跨越北京、德里、斯德哥尔摩,现在又到了哥本哈根。到处开研讨课、做报告、参与讨论。主题:中国、停滞的世界繁荣以及欧元危机。
当路越走越窄时,他问司机:“这里是拉丁区吗?”——“是的,正是大学区。”几分钟后,就有人帮他脱掉外套,保管他的旅行箱。在一座以石膏花式装饰天花板的大厅里,靠墙摆放着许多丹麦著名思想家的胸像。就在这儿,他立刻就被东道主团团围住。邀请他来的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个中国研究小组。大学教授、企业家、政府官员共同讨论中国的崛起。“您旅途愉快吗?”握手。“咖啡?”一位穿军装的人走近林毅夫。“您可获得了不少勋章。”林毅夫尊敬地评论到。“是啊,我是伞兵。您知道的:从飞机上直接跳下来。”“啊哈,真有意思。”
无论面对何人,林毅夫总是努力表现得特别友好。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国际舞台上的礼节。他请求坐着开始演讲,而后询问是否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都能听清他的声音。这一天早上的演讲主题:“中国经济的去魅”。
他有一小时时间来阐释他所说的“中国奇迹”。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经济改革。邓小平随后宣布,中国经济将以每年7.2%的速率增长。雄心勃勃的计划。据说当时经济部的一位处长听闻此消息后,竟因绝望而纵身从窗户中跃下。林毅夫评论到:“邓小平当时相当保守。”他笑着停顿了一下,以酝酿之后的高潮。“从1978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9%。”说到这儿,他自豪地看着底下的听众。
林毅夫不需要任何笔记就能做关于中国崛起的报告。他已对此研究了三十年。中国革命之后,毛泽东于1958年要求动用所有力量,凭空建立起一套重工业体系:钢铁厂、造船厂、铸造厂。但20年后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中国式社会主义停滞不前,贫穷、特别是农村的贫穷现象十分残酷。邓小平在1979年的“改革开放”中决定让资本主义带动中国经济。这位当时的中共实际领导人宣布了一条精心设计的新政治口号:“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太初有叛
此后,实用主义在中国占了主导地位。人们开始利用中国的成本比较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并且出现过剩。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但非劳动力密集型。鉴于这一认识,人们开始推广大批量生产。所有的组装产品,所有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产品,都应放在中国生产。计划成功了。但之后又会如何发展?“我坚信,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内仍将保持8%的年增长率”,林毅夫在讲演结尾处说到。
六十分钟的演讲之后,听众们感到很难去反驳林毅夫。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比在座的任何一位学者都要透彻。此外,他讲得很温柔,令人信服,但并不像个传教士。仅仅是出于礼貌,人们也不会去质疑他。
一位女士小心翼翼地问道:“那环境呢?”林毅夫微笑着以一种可以解除敌人武装的友善回应她说:“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新的科技,以及从工业社会到服务社会的过渡自然会调节这个问题的。
地方政府的高额赤字?只要增长率保持在8%,就没有理由操心。只有当增长率是4%时才会棘手。
房地产泡沫?“这一点也是:我并不担心。”中国的富人们除了把钱存到砖石和砂浆上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官方部分结束了。现在议程上写的是“三明治”。听众们都涌向自助餐区。林毅夫匆匆走过他们身边,重新套上大衣,与人握手告别,然后前往机场。两小时后他要飞回华盛顿。
对于1979年的林毅夫而言,有朝一日仅仅是看一看华盛顿这座城市,似乎也是不可想象的。彼时他在台湾的军队中服役。他说他当时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并且因为台湾失掉了后来归给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而感到怒不可遏。但之后,他丢失了对这个岛屿共和国的信仰。当他被派遣到金门后,他悄悄地制定了一个计划。对于台湾来说,金门是一个棘手的外围哨岗,距离中国大陆仅有两公里。
1979年5月16日深夜,林毅夫趟下了水。水一及髋,他便开始游了起来。水流湍急,但他之前已精确地计算了涨潮和退潮。只要他能游过一半的距离,涨潮就会把他推向中国。他游得很沉稳,最后一段航程他让潮水带着自己前进。三个小时后,当他从海中站起身时,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生怕踩到地雷。他用手电向哨岗打暗语,随后立刻被捕。中国人把他当成了间谍。
他怀孕的妻子、他的孩子和父母还留在台湾。林毅夫说,没有人知晓他的计划。“我的妻子了解我的信仰”,他说,“她能预感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在东京生活的表兄,他才能联系到他的妻子。在一封信中,林毅夫向他解释了他的动机:“我认为,台湾不可避免地要并入祖国大陆”。在此之后,他再未回过台湾,再未见到现已去世了的父母一面——直到现在,叛逃的逮捕令依然有效。他为他的信念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然而,当时的他给表兄写到:“中国要栽培我。”
情况正是如此。林毅夫在北京修习了政治经济学,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他于1980年见到了一位影响了他一生的访客:西奥多·舒尔茨[6],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由于林毅夫是为数不多会说英语的学生之一,因此被派去做舒尔茨的翻译。客人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他设法为林毅夫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并把他带到了芝加哥。
去国外从不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人会拒绝去芝加哥的提议。”若能在那儿重逢自己的妻子,就更不可能拒绝了。林毅夫的妻子几个月之后也到了美国。一切水到渠成。
一家人在美国度过了五年时光。当林毅夫完成博士论文后,他的教授执意挽留他留在美国。他谢绝了,但出于谢意,他在临走前为导师们烹制了十八道精美的中式佳肴。
“1987年的美国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高度发达,几乎没有空间留给新的想法。但是想想中国!这个国度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是令人着迷的。”于是,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取得外国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社会科学家,并对他的专业影响深远。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林毅夫:“他就是那些把市场经济带到中国的人之一。”然而林毅夫显然不愿接受如此高的褒奖。“经济改革1979年就开始了”,他简短地说。他真正带回中国的是经济科学,是对生产和交易活动的系统研究。1993年,他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7],是全国第一个专业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