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08-11 20:34来源: 作者:俞吾金
[摘 要] 当人们阅读马克思时,以为自己直接面对着马克思,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他们实际上是通过正统的阐释者们留下的阐释文本的媒介去理解马克思的。然而,正统的阐释者们同样也被自己的错觉所迷惑。一方面,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做出了批判性的考察,实际上,他们所批判的东西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少,而他们所借贷的东西又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另一方面,在正统的阐释者们组成的阵营中,后继者对先行者也缺乏批判的意识,从而使阐释活动中的偏差始终得不到及时的纠正,以至于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事实上,当马克思的原初思想在正统的阐释者们的阐释活动中被黑格尔化、费尔巴哈化和斯大林化时,马克思就成了被遮蔽的马克思。由此可见,要面对本真的马克思,先必须替马克思解蔽。[关键词] 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大林、阐释、遮蔽
在通常的情况下,当“遮蔽”(hide)这个动词被使用时,至少暗含着实施遮蔽行动的主体和被遮蔽的对象的存在。显然,当我们使用“被遮蔽的马克思”这个短语时,马克思无疑成了被遮蔽的对象,那么,实施遮蔽行动的主体又是谁呢?众所周知,马克思学说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遭遇到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反对者的群体,另一个是追随者的群体。如果说,前一个群体在批判或指责马克思学说时会自觉地遮蔽其学说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后一个群体则在弘扬并阐释马克思学说时也会不自觉地遮蔽其学说中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说过: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灯光集中在舞台中心时,中心之外的舞台便处于被遮蔽状态中。在这个意义上,确定研究的焦点,也就等于使焦点周围的其他所有的点都处于被遮蔽状态中。
有趣的是,使马克思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处于被遮蔽状态的,主要不是马克思的反对者们,因为反对者们蓄意在马克思学说中遮蔽什么东西,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不容易识别的倒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们,而其他读者也极容易被追随者们的谦恭和诚意所催眠,从而在思想上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至少马克思本人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明白。恩格斯在1890年8月27日至保.拉法格的信中曾经提到当时马克思的许多追随者涌入德国党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1] 有趣的是,当恩格斯以调侃的口吻写下这段话时,他绝对不会意识到,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最早的、最重要的追随者和阐释者,他自己在阐释马克思学说的同时,也不自觉地遮蔽了马克思学说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后,在他的追随者和阐释者中,逐步形成了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正统的阐释路线。这条正统的阐释路线主要是在以下理论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6-1878)、《自然辩证法》(1873-188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以下简称《终结》);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95年)、《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898)、《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怎么办?》(1901-1902)、《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以下简称《唯批》)、《哲学笔记》(1895-1911)、《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国家与革命》(1917);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1938)、《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等——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在这条正统的阐释路线中,恩格斯起着奠基人的作用。他不但从自己理解的前结构出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做了片面的、过高的评价,并用他们的学说遮蔽了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利用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贷过来的哲学资源——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辩证法”,而这一思想经过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媒介,被改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并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最终成了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唯一的、权威性的阐释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的理论界。毋庸置疑,一旦马克思学说中的基础部分——马克思哲学的初始见解和本真精神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下,马克思学说中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也就随之而被遮蔽起来了。由此可见,要使马克思学说脱离被遮蔽状态,我们就先得阐明,马克思学说的基础部分——其哲学上的初始见解和本真精神是如何在追随者们的阐释活动中被遮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