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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博弈时代的新媒体
2007-06-12 16:52:52 南方网
主讲人：陈敏
主持人：李文凯（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助理兼评论部主任）
主题：博弈时代的新媒体
主持人：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这样一个消费为王，夏日炎炎的周末，尤其要对大家没有去对方的百货商场进行消费，而到我们的公众论坛收获思想表示感谢。一些细心的朋友也许已经发现，我们今天的公众论坛有一些变化，从我们的背景板上可以看到，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主办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从这一期开始由南方都市报承办，广东省人文学会协办。我们有一句口号，“改变使人进步”，我想这样一个变化，我们的诉求也是让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不断地获得进步，我想在接下来以后的各场论坛中大家会逐渐发现这样的一些变化和进步，其中应该会包括像社科联、南方都市报、人文学会强强联合，让专家资源队伍更加的丰富。以南方都市报媒体操作的经验，也将让我们的选题更加贴近热点、贴近时事和时局，而且像我们每一场讲座，如果有精彩的内容，南方都市报可以利用自己版面的优势，对讲座的内容进行二次利用和再传播，当然我们的宣传和传播的途径是立体化的，除了现场的讲座以及报纸的呈现之外，也有电视台、电台的转播，还有网站论坛的视频录播，甚至还有现在最为先进的手机录播也在考虑。
大家从其中也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已经身在媒体时代，媒体的进步、发展和变化，也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莫大的进步和变化，这也是一种改变，导致进步的意义所在。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博弈时代，恰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寓意中，媒体的进步，媒体的发生和发展，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请来的嘉宾陈敏先生，资深的媒体人，对这个方面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陈敏先生作为资深的媒体人，他的笔名笑蜀更为大家所知道，可谓是辣手时评。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敏先生。
陈敏：首先谢谢主持人，谢谢南方都市报，谢谢省委宣传部，谢谢社科联。
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后悔，为什么后悔呢？当初论坛的主持人向我提到这个论坛的时候，邀请我做个讲座，我比较随意，认为无非就是像我原来在大学里讲课，五六十个人在一起大家聊一聊，没什么了不起就答应了。昨天发现不对劲，都市报登了，网站也有发预告，我现在有一种把我放在火上烤的感觉，但是也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来了。这是第一点。
大家也不要对我有太高的期望值，可能今天听完之后觉得有一点失望，当然一个是因为我的水平所限，第二个我没有想到这个论坛的要求比我想像的要严格。因此我自己对这个讲座的预期是，如果我这个讲座讲完之后，第二场、第三场、第N场讲座可以持续无障碍地频繁进行，那么我今天的讲座就成功了，大家就不要指望我在这里出什么彩。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主旨，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巧合，“改变就是一切”，我讲“博弈时代中的新媒体”，博弈是什么呢？博弈就是改变，博弈改变中国，主要就是媒体改变中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在讲今天这个主题之前，我想首先对博弈这个概念做一点澄清。因为有的同志对“博弈”这两个字非常的敏感，他们一听到博弈就往往容易产生一个联想，博弈就是打架，甚至博弈就是上街。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至少不符合我本人对博弈的理解。
那么博弈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先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把话题扯远一点。我曾经去过广东最高峰南岭，南岭给我的印象非常好，郁郁葱葱、鸟语花香，但是我看到的这个南岭并不是最好的南岭，最好的南岭是什么时候的南岭呢？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南岭，那是典型的原始森林，参天古木一望无际，然后原始森林逐渐逐渐的消失，经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差不多整整三十年的砍树，把南岭几乎所有的山都给砍光了。从八十年代开始南岭休养生息，植被逐步得到恢复，树越长越高、越长越多，有了树就好办了，就有了花花草草、有了飞禽走兽。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棵树都可以改变自己身边的空气，一棵树改变的空气是有限的，但是整个南岭的树，南岭的一片林海，所能够改变的空气就是蔚为壮观的，然后南岭的雨水更多，然后南岭的气温更加适宜万物生长，这就形成了连绵不绝的良性循环。为了实现这个良性循环，万物不断地调整、改变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就把它叫做博弈的过程。博弈就是改变，博弈就是一种提升。这是我个人对博弈的一个理解。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走过的路，和南岭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一样的。中国原来的民间社会也是比较的发达，我就不说原因了，不展开讲，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也就是在南岭砍树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民间社会整个不复存在了。中国整个民间社会就变成了一片洪荒，这个时候是没有博弈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博弈，没有民间社会，社会的植被就没有了。民间社会是什么？就是民间的每一个力量、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就像森林中的每一棵树。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民间社会逐步发育、逐步发展、逐步壮大，社会的植被逐步得到了恢复，每一棵树都开始改变它周边的空气，整个的民间社会都开始改变中国整个的社会生态了，这个时候博弈就开始了，中国就进入了我今天所要讲的博弈时代。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对博弈概念做一点澄清，让某些领导同志神经松驰一下，不要那么紧张。
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博弈的目的是什么？博弈是以规则为目的，而不是以政权为目的。我认为改变中国的不是理论、不是概念，改变中国的是现实生活中这种具体的博弈，以及由这种具体的博弈汇聚而起的公民运动。说到公民运动不得不提到“非典”时期，这是中国公民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或者说整个中国公民运动的一个发端，它是公共媒体主动影响公共事件，通过影响公共事件改变历史进程，是这样的一个发端，这样的一个起点。然后有了“孙志刚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下正在发生还在向纵深发展的厦门的“PX事件”。这三个或者说四个里程碑不断递进的历史，这是中国公民运动成长壮大、中国民间生态逐步走向良性循环的一个历史。
分析我刚才说的几个里程碑，不难发现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就是媒体、就是公共舆论在其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起着主导作用。尤其是最近的厦门PX事件，这种媒体对博弈的影响，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不仅是传统媒体，也不仅是网络媒体，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历次公民运动所没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手机！最先动员阶段靠的是手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突破第一线的封锁，把真相报道出来的，靠的也是手机。尽管厦门当局已经预见到手机的威胁，事先在特定地段屏蔽了当地的手机信号，但万万没有想到会有北风这样的“搅屎棍”千里迢迢地跑过去，与后方的令狐补充合作，把他目击到的现场情况，用手机滚动直播，让厦门根本就防不胜防，从而一战成名，享有“史上最牛公民记者”的美誉。
中国的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快推进到了手机时代。如果真正到了手机时代，那么中国的媒体就差不多进入了公民新闻时代。我跟北风等很多朋友早就探讨过公民新闻时代，这是让我们很兴奋很激动的话题，这是中国媒体最大的希望所在。到了公民新闻时代，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报道他身边的新闻。这种情况下，需要对付的不是一家媒体、两家媒体、三家媒体，而是要对付像北风那样现场所有的人，以及像令狐补充那样根本不在现场的所有的人。这种情况下，封堵新闻的成本太高，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可能是中国媒体突破最大的希望所在。比如我就经常拿着笔记本到北风的酒吧泡吧，因为那里有很方便的无线宽带功能，我想再过四五年，可能中国到处都可以使用这种方便的无线宽带功能，那将是非常了不得的。
这是当下中国一个新的特点，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博弈的主导力量不是政党，民间社会的火车头不是政党、不是在野党，没有在野党，不可能也不需要在野党。这样的现象是世界历史一个崭新的现象，我们已知的人类历史上那些重大的社会转型，往往主要都是在野党推动的，那些重大的公民运动，它的火车头往往是在野党，但现在中国不是这样了。
这种事情当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已经曾经发生过，在哪儿发生过呢？就在海峡的对岸——台湾。台湾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几乎看不到有力量的在野党，这个时候跟执政的国民党互动的，主导民间社会、主导公民运动的主要都是台湾媒体。台湾为什么可以实现和平转型？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比较开明，蒋经国晚年比较开明，这是决定性的，但是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我认为就是媒体主导了公民运动、主导了社会转型。这种不是靠在野党，而是靠媒体，这种模式可以在台湾成功，肯定有它的内在逻辑。目前为止没有专家和学者研究这个现象，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内在逻辑可能主要是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体比在野党更具有优势。转型有多种多样的，有和平有不和平的，但如果是媒体主导的，那么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最大。
为什么这么讲？这是媒体本身的功能所注定的。媒体第一个功能是表达的功能，沟通的功能。而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现在会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如果有在野党的话，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就是它缺乏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而在这一点上，媒体独具优势，这是第一点。在这一点上媒体起了什么作用？媒体起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通过表达、通过沟通，把这个社会，这个可能断裂的社会黏合起来，可以实现和推动社会转型。
媒体的第二个功能，是信息收集功能。主流媒体里的编辑记者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机构所不具备的。可能并不是我自夸，比如说我自己，我可以跟一个院士、一个部长对话，从他那儿得到信息，我也可以跟民工、一个清洁工、跟一个护士、一个的士司机交流，我每天都在跟方方面面的人交流，并且是真诚的交流，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心声讲给我听。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我掌握的信息，可能比一般官员所掌握的信息更多，也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因为信息的充分掌握，所以能够对社会走势做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人跟人之间的差别，主要不是智力上的差别，主要是信息掌握程度的差别，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全面、越客观、越准确，你的判断就越准确，而这个功能可能媒体是最强大的。
媒体的第三个功能，是最根本、最决定性的。媒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媒体往往就是一个公司，它就是一个商业组织，它最根本的性格是一种商业理性，第一点它要计算成本和收益，亏本的事情它不做，代价太大的事情、成本太高的事情它不做，它不会莽撞、不会冒进。第二点有钱大家一起赚，这点广东的商人最明显，不是让一个人把钱赚完，要给对方留余地和空间，这种商业理性我归结为一种理智、一种克制、一种稳健，在这两点上，媒体根本区别于政党，尤其根本区别于在野党，又尤其根本区别于一种处于青春期的战斗党，这种青春期战斗党可能是优点，但我认为可能更多是它的缺点，就是太理想化、太浪漫、太激情，因为太理想化、太浪漫、太激情，它就会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会不妥协、不让步，就会金戈铁马、一泻千里。如果是这种青春期战斗党推动社会转型的话，社会成本可能是非常之高，社会的振荡可能非常剧烈。
而在我们中国，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共识，为什么现在中国问题这么多，但是基本上没有乱？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经不起折腾。这种情况下与其让政党主导公民运动、主导博弈时代，我个人认为倒不如由媒体来主导，由媒体来取代在野党的功能。媒体实现的社会转型一定是成本相对最小的，所取得的社会进步一定是最稳健、最平稳、最扎实的社会进步。
所以，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跟在野党主导的社会转型，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什么区别？在野党主导的社会转型、在野党推动的公民运动，我更愿意把它叫做一种造反运动，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就是你下来我上去，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转型很可能流于传统的改朝换代，这是在野党所主导的社会转型的精神气质，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想可能是这样。
如果是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那么它一定是在现存体制许可范围内，一点一滴的推动，一点一滴的进步，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利益主体、每一个职业机构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的就地推动，而不是一种政治化的运动，更多是职业化运动，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每一个独立主体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捍卫这个职业本来应该有的利益、尊严，每个人都这样去做，就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空气，社会就这样一点一滴稳健地改变。那么它带来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社会整体文明的提升，最终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到来。这是它们精神气质上的根本差异。
这样一个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它是理性的、建设性的转型，而不是一场战斗，它不是战争状态，不是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作为公共媒体，主要的职能是发现公共事件、去参与公共事件、去影响公共事件，通过这种参与、这种影响、这种推动去改变一种规则，不以政权为目的，只以改变规则为目的。怎样改变规则？通过参与公共事件改变规则，通过“非典”事件我们建立了新的原则，那就是“涉及到公众安全的紧急事件必须要公开”的原则，这个原则已经在法律上得到确认。通过“孙志刚事件”打掉了一个收容制度，也是改变了规则。通过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并且将继续改变现行的征地拆迁制度，也是规则。通过现在厦门的“PX事件”，我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改变一个规则，一个什么规则呢？就是“凡属重大公共安全、重大公共项目必须要征求民意，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就是它每影响一个公共事件，都改变一个规则，这样影响的公共事件多了，改变的规则就多了，通过对公共事件的影响和推动，来一点一滴的改变整个的规则体系，而每改变一条规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说野蛮就少了一点、文明就多了一点、强权就少了一点、人权民权就多了一点。
我们社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对这些社会的问题有很多不满，为什么有问题？主要就在于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没有一个规则让强者抬得太高的头颅低下，没有一个规则给弱者信心、尊严，能够昂首挺胸，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规则让强者和弱者可以彼此平等相待，但是现在这个规则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创造出来，用这种一点一点增长起来的文明规则，迫使强者不再肆无忌惮，让他们的眼光放低一下，平视自己的子民，让弱者知道自己的权利，知道运用自己的权利去改变现行规则，从而使自己能从现行规则中得到保护。同时改变强者和弱者，使强者从一种兽性逐步回归到人性，从兽回归到人，也使弱者打消一种恐惧，从顺民真正成长为公民，它是一种双向的改变，使强者成为人、使弱者成为公民。这样的一个运动，我认为可能才叫做公民运动。
这样一种公民运动靠什么来推动呢？我前面说不是靠在野党。这样一种公民运动，它的推动只能靠公共舆论，只能靠具体的博弈、具体的社会实践，没有具体的社会实践、没有具体的博弈，所谓的公民运动、所谓的启蒙、所谓未来的公民社会，一切都无从谈起。博弈是一切的基础，要让老百姓有一种私权、私产的概念，知道它的重要性，在这个方面写一万篇文章、出版一万本书，也不可能比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起的作用更大；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项目必须让公民同意，让一万个教授讲一万次讲座也可能启蒙没有厦门“PX事件”大。启蒙不是只靠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是理论家在玩家家，很难推动实际的社会进程，能够推动社会实际进程的真正的启蒙发源地，在于具体的博弈、在于具体的实践，博弈就是最好的启蒙。
我们刚才说的文明概念、文明规则，都是从博弈当中一点一滴生长出来的，这凸现出公共媒体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性意义。所有的公共事件离开了公共媒体，都不成其为公共事件，公共媒体的主要职能，我前面讲过，就在于去发现公共事件、追踪公共事件，将公共事件的真相报道给公众，将公共事件隐含的公共话题发掘出来，将其隐含的公共价值发掘出来，提交给全社会讨论，最后让全社会在某一点上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最后再由这种基本的共识修改相应的规则。这就是公共媒体在博弈时代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主要也是讲公共媒体跟现实博弈的关系。
最后一个部分，主要是讲一下公民运动的特征。
它最大的特征，我个人认为它是以互联网形式展开的公民运动，这个互联网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虚拟互联网，而是说公民运动它本身就好像是一张互联网。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在三点：
第一，所有的公民运动比如我前面所说的事件，“非典事件”、“孙志刚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现在的厦门“PX事件”，规律性的特征或者说共性在哪里？它们没有策划者、没有组织者，是谁都想不到的，不仅连我们局外人觉得突然，可能当事人都觉得突然，突然之间就爆发出来了，它是社会发展自然进程的一个结果。我们过去习惯一句话，叫做有组织的、有预谋的、有目的的等等，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无策划的时代，不像过去那样抓所谓的一小撮就可以摆平了，原来的管制手段失效了。
第二，它是一个无中心的时代，没有中心、没有领袖。整个民间社会、民间力量处于什么状态呢？处于一个各自为政的状态，处于一个基本上是无政府、无组织的状态，每个利益主体之间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关系。但虽然是各自为政，它们却并不是一盘散沙，虽然没有组织联系，但是并不是没有一切的联系，没有有形联系，但是客观上它存在着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精神上的联系。民间社会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把它叫做无组织、有联系。这种联系是抽象的，不是具象的，一旦发生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值得不值得推动、要怎样推动、要推动到什么样的地步、推动的时候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分寸？各种民间力量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心领意会，配合非常默契，过去历次事件都体现出这个特征。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呢？主要是人心所向、感同身受，大家实际上想到了一起，这个社会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作用。在这种作用下，我们的民间社会就变成了我刚才说的一个互联网社会，这个互联网是没有中心、没有领袖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主体。每一个主体之间、每一个节点之间通过精神上的联系，彼此互动、彼此感应，就像南岭的树与树之间、树与空气之间，通过这种无形的联系改变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合力。事实上这时也不需要中心、也不需要领袖，完全自发的状态，是一种最好的状态，最自然、最健康的状态。
第三，这样一个博弈时代，它是非暴力时代、非战争时代，它是一个和平时代。每天都在变，不断地往前走，但是社会代价很少，社会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和平的。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样呢？就像我所说的，因为它们不以政权为目的，要改变的仅仅是一种规则，仅仅是一种意识，仅仅是一种文化，而不是去打倒某个具体的目标，去推翻某个具体的目标，这不是它们的目的。这个社会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苦难，是什么造成的？根本上说它是那种不好的规则造成的，是不好的规则体系造成的，人在本质上其实都是善良的、其实都是好人，只是当这种坏的规则体系深入人心，控制了他的精神世界，他才变成了一个坏人。我们对这种人不是打倒他，从世界上消灭他，或者是取代他，我们只是需要帮助他驱除他心中的“魔鬼”、驱除控制他的那种规则体系，只要他能够告别这样一种坏的规则体系，他就可以还原为一个人、还原为一个文明人，就可以被文明社会接纳，这个文明社会就会给他机会。这就是说，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种力量都有后路，都有机会，因此没有必要跟整个潮流对抗。所谓穷寇勿追，为什么不追呢？你把人家逼急了、逼得人家走投无路、死路一条了，人家也会倒过头跟你拼命，咬也会咬你一口。但是我说的社会博弈不是这样，给每一个人、每一种力量机会和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好说好商量，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商业理性。
以互联网的形式展开的公民运动是最健康的、最好的，当然又是很难应对的，可能是最难应对的。互联网上的每一个节点，似乎看起来力量都是有限的，似乎都不堪一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每一个节点的力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它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它跟其他节点之间、跟整个互联网之间客观存在的精神联系。这种精神联系可能连节点中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当事情爆发时才知道原来我这么有力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节点都不能去侵犯，每一个人你都不能去侵犯，你侵犯了一个节点，就可能等于侵犯了十个、百个、千个节点，甚至等于侵犯整个网络。你侵犯了一个人，可能就等于了侵犯所有人，就会引起众怒。任何强大的力量都没有办法面对整个网络的反对，没有办法面对所有人的反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导致公权力最后不能不讲规矩、守规矩，没有必要侵犯一个节点时他不愿意去侵犯这个节点，没有必要去侵犯一个人时他不会去侵犯一个人，这样他就会很收敛，逐渐地变得文明和理性，我想这就是训政，最好的训政。权力怎样才能自我节制？只有面对互联网一样展开的压力时，才可能不得不自我节制。
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路径，我想大致是这样。今天我讲的局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不能说它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不能说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我相信它是一个苗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今天的讲座，既是对现实的我个人的一种概括、一种总结，更多是我对未来的预言。但我坚信这种苗头或者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所以虽然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就像医生一样，每天不可避免要接触大量的苦难，大量的病态，但是我仍然是乐观的，我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仍然充满信心，我的心态仍然是积极的。
我大概讲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谢谢。刚才他演讲开始之前说大家不要抱太多的期待，但是我们在其中听到无数的期待。中国需要转型，中国正在转型，这些都是事实，而且需要以理性、建设性的心态和形态来推进和完成这个转型，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期待。
刚才笑蜀讲到在中国的转型中媒体是主导力量，我想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可能还需要一些小心的求证。当然我是很认同，在这个转型中媒体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参与力量，但是它是否已经到了主导的分量，可能还有待于观察和存疑。刚才笑蜀也提到了，中国转型社会中在目前像厦门“PX”这样一个典型事例呈现出来，中国呈现公民社会时代，这个看法我非常佩服。其实转型之下，肯定每个公民都有表达的欲望，而在一个公民新闻这样一个技术成熟了、意识也成熟了的条件下，每一个公民必然也会获得表达的能力，表达的欲望和表达的能力兼备之下，中国的转型必然会越来越迅速。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我们就会想究竟是媒体主导，还是公民自己在主导？这可能是一个很令人疑惑的问题了。总而言之，笑蜀的演讲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也许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却会关心你”。在新闻媒体关心和推进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套用这样一句话，“也许你不关心新闻，但是新闻却会关心你”。
接下来是互动交流的环节，欢迎大家提问。
陈敏：我想先讲几句。
第一，我希望大家提问，主持人回答听众提问是最专业的；
第二，开场白我搞忘了做一点纠正。主持人介绍我是资深媒体人，我进入媒体其实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我原来是教书的，在这一点上我也不如主持人，他出来就是媒体人。欢迎大家给主持人提问。
现场提问1：谢谢笑蜀老师慷慨激昂的演讲，让我们增多了建设公民社会的信心。但是我的问题，就像主持人所提的问题一样，是不是你身在庐山之中，是媒体人的一种夸大、神话和自恋呢？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一种民意的暗流，媒体仅仅是作为人民的喉舌发挥作用，我看到你分析时讲到商业理性很重要，但我也看到很多媒体的商业非理性，比如说大家疯狂地报道杨丽娟事件，或者在矿难现场领红包等。
陈敏：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不排除自己是媒体人，过于自信甚至于自恋的因素。但是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讲，不做诛心之论的话，就客观形式进行分析，我想我的判断、我的逻辑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媒体主导跟公民主体二者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媒体主导和公民主体是可以齐头并进的，公民是整个公民运动的主体，但是主导、起着带动性作用的，仍然是媒体。我前面讲了，我们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定型，公民自觉意识的培养，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它是主体，但是它往往可能难于主导。如果非要说是公民主导的话，那么我想它也主要是通过媒体这个平台来主导、来倾诉、来表达。但是我们作为媒体人都知道，接到读者的来信、投稿或者是爆料，这时我们的选择仍然是以我为主。在报道的过程中，主导地位是不变的，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媒体理性和媒体的商业非理性，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不能因为媒体的非理性而否认媒体的商业理性。媒体的商业理性这种积极的作用，在客观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不因为媒体的商业非理性，媒体的商业理性就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是第一点。媒体的商业非理性，我想更多不是因为媒体的商业性质决定的，更多是因为在目前这个特定的社会状态之下，媒体的公共关怀、媒体的人文关怀、表达的路径、表达的渠道有限。很多年轻的记者、年轻的编辑、年轻的媒体在屡屡受挫之后，我认为能够像我这么乐观、积极的，应该说不是很多，可能更多的青年传媒人怀着理想、怀着热情投入社会之后，经过三年五年的摸爬滚打满身伤痕，然后失望了、迷惘了，甚至是绝望了，然后既然我不能做真正的新闻，不能实现职业理想，那么我就赚钱去了。这可能不是由于他的本性所导致的，或者说他的本性当中有这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在正常状态下会得到抑制，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是他本性中的一种东西，被无限的放大，然后说媒体是非理性的。
现场提问2：我本来提问的不是下面的问题，而是其他的问题。但是刚才听到第一个问题引出我现在的问题。
刚才提到媒体有非理性的，如果是与我们国家的媒体定位有关系，刚才说到媒体是党的喉舌，刚才笑蜀先生说媒体是公民的喉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距，我们还没有达到媒体是公民的喉舌，还是党的喉舌。既然是党的喉舌，我们知道党是不犯错误的，以前是这么讲的，现在我们讲党也会犯错误，但是自己会改正，可是对媒体的要求高了，不能犯错误。作为媒体，对任何一个事实的报道，不可能千真万确，也是会有错误的，当然对它的一些评价也是有错误的，所以我们对媒体方面可能要求过高了，其实应该还原媒体本来的面目，作为公民的喉舌、公民的代言人，但是我们社会好像还没有进入公民时代。这是我第一点想请笑蜀先生更进一步说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笑蜀先生说我们的规则是坏的，这一点我不太同意，像收容制度，我们把它取消了，并不是收容制度是坏的规则，规则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就有人执行歪了。打一个比方，在交通方面，大家都知道如果闯红灯，或者是逆向，是要罚款的，罚款的目的是好的，罚款两百块钱。但是交警在执行时，先躲在一边看着你违反交通规则然后罚款，你能说这个规则是坏的吗？这个规则本来大家都能遵守就是好的，如果执行歪了就是坏的。我认为规则没有好坏之分，规则应该还原本意。
我就是这两个问题。谢谢。
陈敏：第一个问题我认可。任何一个媒体都跟常人一样，都是世俗的，都有弱点，都会犯错误，包括商业上的错误。比如说我们经常作为样本的美国媒体，他们也是商业机构，但是商业非理性很少，不是靠政府管制来减少它的非理性，而是靠媒体自律，如果那一个媒体的商业非理性多了，就会没有信用，就会受到其他媒体的冲击，受到其他媒体的围堵，受到全社会的抵制，它就没有市场，最后就会倒闭。所以如果媒体能够自主、自律，非理性不是一个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不太认同，并不是说规则没有好坏之分，不能这么绝对化、简单化。为什么这么说？社会大致有两种规则，一种规则是道德，这是一个无形的规则，还有一个具象的规则——法律。我们受很多法律的管制，这个法律就是最经典的规则，但是我们能说法律没有好坏之分吗？能说没有恶法吗？当然有！太多了。如果说是恶法就不让它运行，就让它从这个社会中退出，我想可能我们中国百分之七八十具体的法律法规全都要停摆了。
我所说的规则，更多是一个代名词，不单是法律，更多包含着不按规则罚款那样的潜规则，潜规则在中国更是一种规则，或者说规则主要就是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有很多，显然是有好坏之分的，我不展开说了。我的回答到此为止。
主持人：我们的论坛是同步在论坛上进行文字直播和视频直播，现在有网友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也给予回答。
天涯社区斑竹：关天网友有一个问题：呼唤了二十多年的新闻法还没有出台，无论是打着官方的旗号还是民间的旗号，媒体不就是引导舆论的工具吗？对这个问题笑蜀先生怎么看？
陈敏：我不想仅仅谈应该有什么却没有什么的问题。应该有而没有的东西，不能成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只能是在已经存在的现实的制约条件下怎样去做事情。 我举两个例子。你们都看到严酷的一面，但是没有看到或者说忽略了另一面；严酷的那一面是常态，我们其实早就习惯了。另一面最稀缺，所以它才更应该是新闻，更应该被我们关注，但是我们过去关注不够。另一面是什么呢？重庆“钉子户事件”为什么可以闹那么大？不单是因为网络、舆论、民意有力量，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北京还是给了网络一些时间，尽管时间不多，两天、三天，但是做过网络的人知道，这两天、三天的作用多么巨大，一下子就放大了，这说明人家也在进步。如果人家根本没有进步，地方政府一个电话过去，所有网络一句话都不能讲，这人家是能够做到的。
也不排除他们中间也有真正的精英，也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方式来推动体制的转型、推动社会的进步，不是大家能够熟悉、理解、接受的方式，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总而言之，多种多样的因素决定了人家也在变。而只要人家变，我刚才说的管涌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就可以不断的钻空子。
<>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只强调多严酷、只强调应该有什么却没有什么，我们要看到进步、要看到希望。如果看不到进步和希望，像很多青年大学生一样，在学校里满怀理想，在社会上做三年新闻报道，见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整个人就颓废了，将自己沉溺于苦难中。现在我们的最大危机在于信心危机，因为看不到希望所以没有信心，所以颓废和绝望。为什么我老是强调“孙志刚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的意义，因为多一份成功，我们就多一份信心。所以不要只强调多严酷，多荒诞，在看到严酷的同时，看到荒诞的同时，还要看到我们突破了多少，昨天能有这些突破吗？前天能有这些突破吗？没有，但我们现在就突破了，而突破了就是成就。
谢谢。
主持人：我再给三个提问的机会。
现场提问5：今天很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新颖的题目，对于媒体我的个人看法，好像封建社会“一言堂”时代，到了民主社会，我一直把媒体当做是上层和下层的对讲机，但是老师今天就把这个传播工具、对话工具，上升为另外一个主体，是社会各个利益竞技场的谈判，而且对于民主社会好像独立于三权分立之外第四股的力量。当然今天在现场我听到很多反面的声音，当然我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两面性，看到好与不好的同时，我想问的就是，老师刚才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发展，还要通过钻空子的途径发挥作用，但是媒体如何在未来的日子里树立好它的自信心。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今天是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论坛，今天想对宣传部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如何发挥好媒体的作用。
陈敏：总有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出现。
关于第一个问题，回答简短一点，媒体怎样树立自信？更多的主观能动性、更积极的参与，取得更多的成果，每一个成果都会给自己奠定一份信心。
对于宣传部说什么？我想谢谢宣传部。
现场提问6：谢谢陈敏老师精彩演讲。媒体放大民意的现象，比如说香港有很多反对派，组织人上街游行，通过媒体操作，很少的民意就变成了主流民意，怎样看待媒体放大民意，把少数人的愿望变成主流民意这种现象？
主持人：对这个问题，可能我也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社会利益是多元的，要想某一部分的利益不被放大，某一部分人的声音不被扩张的话，那么只有一个，那就是媒体本身也是多元的，不同的媒体可以代言不同利益人的声音，整个社会就在一个多元、平衡的状态中。这是我的回答。
陈敏：完全同意，非常精辟。
现场提问7：现在台湾人对台湾的媒体是不抱有希望的，其实在美国也会有这样的发展历程，媒体在越来越强的商业竞争下就变成了一个财团，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的工具。媒体有一种娱乐化的趋势，就是我们能够感觉到越来越娱乐，越来越吸引眼球，短平快，杀人见血的那种新闻很热，但是真正有深度的新闻，被现在这么庞大的信息所吞食了。这样的趋势对于公民素养的培养，有正面的作用还是反面的作用？
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媒体的报道内容多元化，我认为绝对是进步，不是说只有报道深度、严肃、深刻的新闻，这个社会才正常，恰恰相反，如果媒体只报道这个的话就会非常单一，单一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多元兴趣的诉求，一些媒体会做八卦新闻，包括做的一些见血、离奇、暴烈的新闻，我认为只要是新闻就有见报纸的价值。其次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定位，各自报道自己所关心的那一方面，使得资讯市场的提供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不同的消费者可以从不同的媒体获得自己的信息，这就是媒体的进步。至于说是不是某一个方面做的比较过分，比如说香港的报纸八卦做的太过分了，再比如说台湾目前的政治乱像的利益代言是不是有过份明显的痕迹，我相信在一个社会制度日渐完善的过程中，媒体也会渐渐的自律，也会有类似于市场的机制来规制他们。
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公众论坛结束了，再次感谢笑蜀先生的精彩演讲以及各位朋友的精彩提问。同时在这里预告一下下周星期六论坛时间有所改变，不是上午而是下午，请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注意。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陈敏：谢谢大家，谢谢主办方和承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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