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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来，就像成吉思汗灭掉已经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宋王朝一样，先进的古希腊被野蛮的古罗马血洗，可能是“流氓会武术，教授挡不住”的缘故，当一个民族放弃崇尚武力的时候，再文明的思想，也会消失在“达尔文主义”之中，这一消失，遍长达约18个世纪。
与欧洲人建立的贵族世袭、封建统治不同，中国人，在消灭了各个诸侯国以后，建立了连马克思都弄不太明白的文明形势：秦制。
这种中央集权搭配郡县的治理模式，通过从老百姓中间“选、举”人才，构建一种可以教化百姓的伦理制度，形成了“铁打的**，流水的官”的法家治式。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化官员，一代代布衣卿相把中国建立成了一个没有断代的文明古国，欧洲人信仰耶稣，中国人信仰“明君”。马克思也承认自己没有看懂秦制，在其一封信中，他写到自己尊重东方文明的独特，也阐明了不能泛化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只可惜这封信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还没有被翻译过来。今天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深受五四的影响，和民国早期时候学者的研究就大相径庭。
钱穆的《国史大纲》曾认为周朝才是封建，而秦制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制度形式。秦始皇曾经认为自己重用布衣卿相设计的大一统制度，可以使得自己家族千秋万代统治中国，而实际上，真正千秋万代的是人们对三纲五常的虔诚，对入朝为官的执着，这些伦理不但可以让人们找到通往上流社会的路径，还保证了即便“皇帝轮流做”，中国的朝廷，还是中国的朝廷！
从一个角度讲，这也是西方人中世纪的底层老百姓，梦寐以求的democracy，我们的学者结合中国人传统的“民本”诉求，翻译成民主这个词。要知道，西方人之所以那么急切于democracy，是因为他们的上流社会是[size=-1]aristocracy，是全被世代相传的家族统治着，即便今天，很多民主国家的皇室依然世袭着，只是开放了其他社会管理的岗位就叫了democracy了，而他们选拔人才进入这些岗位的形式，还是从中国科举制度中来。
李斯等人认为，这么大的国家如何管理好，需要一个秩序，经过董仲舒、李世民、朱棣、雍正等人的发挥，逐渐形成了一种“皇族尚法、知识分子尚儒、老百姓尚释道”的文化格局。而中央集中的管理路径，使得人们需要在一个框架、一个信仰、一个办事理念下行事。决策权永远只有一个，其他的人们接受教化，用这种“被教化”，来换取飞黄腾达的机会（至少中国存在这种和平争取的机会）。这就是中国。开明的独裁者往往拥有最高的效率和效益，在存在集中式的管理模式下，人生来会“被安排”到“最合适”的位置，所以中国人信仰明君，信仰朝廷，信仰圣人，这种思维，使得人们在面对无法解释的现象时，便去信仰天意，信仰宿命！总之，一切都是这么的“安排”。
这不难解释三纲五常这样的伦理：妻子为什么要听丈夫的？为了生存。丈夫为什么要听上级的？为了事业。这都是安排好的。为什么师长如父？因为子女是基因的延续，徒弟是思想和事业的延续。
有些学者还会从金融角度去解释这种伦理：人们生存都需要融资，把未来的或者空间的更多资源，通过契约形式，借来用，今天市场经济我们可以通过钱和各种市场来完成，在没有市场的时候，契约就是一种“人情”，兄弟之间长兄如父，大的要照顾小的，小的要听大的话，这样，兄弟之间靠这种情义协作办事，力量就会大起来，就更好办事，如果有谁违反了这个，别人更不会信任他，他就得不到任何帮助（融资），就很难生存。父母子女、亲朋好友之间，在市场不发达的时候，也都靠这种“金融的逻辑”生存，就是集体主义的伦理道德。
而有了市场经济，各种之前的伦理道德就会自行解体，因为人们离开“人情”，还有“钱和各种金融或商品市场”，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金融工具”。
中国人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人不迫切需要这个东西，实际上，中国在宋朝就有发达的工业、采掘业、热兵器、金融票券、公路网等等，土地财政下降到整个财政的一半。到了明清，货币地租、摊丁入亩等措施，使得人丁逐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什么这么好的条件没有搞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
如前文所说，中国的秦制下的伦理道德，足以使得中国社会有序运转，想出人头地，就按要求办事，等到了决策中心，就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比一个人改造自然的力量要强大的多。从人的选择角度，这足以起到替代冒险走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动机。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三部书的第一部中就写到，中国到处都是庙宇一样的屋子，说明中国人自君到民的精神世界，统统活在一种庙堂信仰中，中国人的食物虽然简单，但营养价值好不逊色与最好的西餐。对比西方的贵族世袭封建统治让底层人无路可走，中国各个阶层，即便不变革，也有奔头，当了官的生活就会非常好，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就会大很多。另外，风水学和以农为本的理念，也使得管理者找不到变革到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直到被打开国门。
和秦制不同，市场经济是西方人比较崇尚的封建替代品。在市场中，人是独立的决策主体，不用眼看着被某个人奴役、使唤，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契约关系。钞票是什么？其实也是一种易物契约。
中国清末明明可以打败西方那寥寥无几的侵略军，为什么不动手？这和清ZF是外族统治有关系，并非国力真的衰弱。难道鸦片战争时候的英国上膛木枪，比中国康熙年的红衣大炮还有威力？起初满族人根本不担心中国被打，”一群动物一样的洋人会管中国人吗？“，即便ZF换了，朝廷还是朝廷！在这要着重说一下，今天的国别政治也是西方的概念。当时中国还是朝代思维，大不了改朝换代。让洋人打进来有什么好处？至少可以教训一下反清的汉人。结果玩火玩大了。他们没想到，20年后又来的那波洋人，带的武器更凶猛了。不得不承认，西方在摆脱中世纪枷锁仅仅200年，产业革命+市场经济治理下的欧洲，就一举超越了秦制下2000年的中国，把世界带入了新的文明。
中国历经各种洗礼，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用市场经济体制，与欧洲不同，中国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了基础阶段的工业化。而后来中国人之所以能接受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够务实，看清楚了只有市场经济的人际关系，可以解放和改造国民，以便以后民族复兴。另一方面和传统的道学家讲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谋而合。市场经济讲究的达尔文主义，和自然界的运行法则是一个本质，但却更加强调尊重契约下的秩序。今天的市场经济，就连大学生就业，也要讲”价值交换“、”三方协议“云云。而如果再提什么师长如父，就会显得”封建“。而在我看来，有些东西市场机制是能够替代中国秦制下的伦理，但诸如人才选拔机制，就依然要用科举式的选拔。而老师这种职业，在市场经济中，成长的越来越失去”主体事业心“了。当一个人失去”主体事业心“后，就会淡化主体责任意识，而仅有岗位意识。很多老师渐渐成了上班赚钱的岗位员工，学生也开始不尊重老师。
老师难道不应该是和学生有一种伦理关系吗？学生难道不是老师”事业“（学问和技能）的延续和延展吗？老师这个岗位真的合适拿到市场进行价值兑换吗吗？有类似疑问的还有很多争议的公共事业资源。西方人没有经历过秦制，很难体会中国人的很多东西。而中国人也因为近代的自卑，而失去了应有的文明自豪感，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本来拥有的有价值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市场经济三十年后，中国面临着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机遇，希望到时候，中国人至少能清晰的看清楚自己和西方各自的发展历程，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角度，去看待市场经济和秦制下的伦理，甚至去看待democracy和民主，当人们能够冷静下来回顾和定位自己的时候，就能够去开发新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今天的西方文明，经过200年的不断发展，涌现出一批批卓越的人才，西方给了他们自己的人才各种各样的奖励，但今天，中国没有受到一份西方在自然和经济学领域权威的奖项，重新建国60年后，也把经济发展到了第二位。中国人真的不必再乎西方是否精神上认可自己，更没必要拿着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指手画脚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自相内讧。西方人也许真的没有敌意，只是看不懂红楼梦。
这个世界在21世纪，只会有两种人，西方人和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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