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0月9日21:20离逝,享年86岁。遗瞩说:“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不通知学校,身上不盖东西”。
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例行体检中查出胃癌晚期,何伟平静地接受现实并决定:保守治疗;完成最后一本著作《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解码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9月4日,10余万字遗作初稿完成。何伟将出版事宜托付给好友。
何伟病逝后的这一个月里,他的爱女郝奇志,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宋养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珏、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原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副秘书长李小宁,“关门弟子”杨思远等,向《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讲述了这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先驱、卓越的改革理论家、终身捍卫公共利益的伟大公民、著名经济学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语)的为人与治学。韩志国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敢立潮头迎大风》。
经郝奇志女士授权,我们在此刊登《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解码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书稿第三编《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思潮博弈中前进》的第十章《全民所有制的改革》、第十一章《中国改革在两种思潮博弈中前进》、第十三章《树立新的世界观》。听何伟最后的呐喊
何伟,原名郝荣甲,河北赵县人,1926年生。其生前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离休教授。
何伟逝世后,其生平的两位作者更为详细地概括了这位学者的一生尤其是30多年来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何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吸收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教训,发表了诸多论文和专著,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诸多领域提出了不少创见性的理论和意见,引起了理论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生平作者进一步写道,这自然不容于某些左派人士,因此受到不公正的责骂,但他仍然坚持不懈,秉笔直书,即使身患重疾、生命危在旦夕,仍坚持奋笔疾书,终于病重不起。
何伟女儿郝奇志说,父亲是自己丧礼的“总导演”,在身前已经交代并安排好了一切。
何伟对女儿提出了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不通知学校等“六不”遗言。他叮嘱女儿,死后就在医院里找一个最小的灵堂,灵堂里的横幅上写上“走了一位何伟”。
他也没有忘记在家里服务了十几年的小时工,遗嘱的最后一条是:“善待小霞。”
最后一次住院前,他还在自己抽屉里仔细放置了两张之前去世老朋友的丧卡。等到自己去世后,孩子们可以这两张丧卡为蓝本,做一张他的丧卡寄送给亲友们,告诉他们,何伟走了。
与马列主义结缘
66年前的一天晚上,河北张家口,踏着夜色乘着风,三个年轻人边走边热烈地描绘着自己的未来。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
年轻的心仍为刚刚看过的一部苏联卫国战争故事片激动不已。影片中主人公畅想战争结束后如何投入国家建设的情节引发了他们对未来的无尽向往。
20岁的兵站站长郝荣甲为未来设定目标:“革命成功后,我要当一名教授,为祖国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这就是后来因抗日工作更名的何伟。
1949年,国共内战基本结束,何伟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他决心要实现自己的教授“梦想”了。
抗战爆发后,正在上小学的何伟就失学了,连年的战争中,他只在1945年到冀中军区教导团(即后来的抗大二分校)青年队受过训,此外就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了。转业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河北省业余速成中学补习文化。
1951年,25岁的他终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本科,开学一个多月就调入会计教研室当研究生,1952年初任教。
1953年秋,何伟又转入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政治经济学分班攻读研究生学位,从此与政治经济学结下了一世之缘。
何伟后来回忆说,自己1944年参加革命,目的就是为了抗日,不当亡国奴,对什么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认为参加八路军就是参加共产党。以后行军打仗,也没有学习过理论,“这在当时大有人在”。
1950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共建国后设立的第一所新型社会主义大学(编注: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1950年10月3日,正式命名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培养红色专家,学校教学内容和制度完全照搬自莫斯科大学。
比何伟早两年攻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的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宋养琰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叙了当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
在宋养琰回忆里,当时给他们讲大课的都是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大都是从苏联各高校优秀教师中选派出来的。在这期间,苏联专家也经常调换,就经济学教研室来说,前后换了三四位之多,如莫斯科大学教授阿马佐夫、讲师然敏等,他们都学有专长。
“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才高八斗、学贯中西的老师,是‘师中之师’。”宋养琰说,“我们的辅导教师也大都是中国的红色知识分子,如宋涛、苏星、侯大乾、徐禾等,当时教和学都很认真,如果同现在的研究生相比,不论在哪方面都有天壤之别。”
这些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们学什么呢?宋养琰回忆,除继续学习俄语外,研究生主要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又把重点放在四部书上:《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反杜林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以《资本论》为重头戏。
除了这些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还读了由苏联科学院一些院士编写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讲义》,后来还增添了由斯大林修订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这些书当时我们也都奉为经典。”
郝奇志说,父亲这一代人对《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实在是太熟悉了,直到晚年,父亲还可以大段背诵其中的章节。
“在近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读《资本论》上面了,先后通读了三遍,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反复地读,还有一些重要的典故、脚注、诗句,至今仍可朗朗背诵。”宋养琰说。
2011年年底,何伟曾著专文对于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进行了回忆与反思。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回忆》一文中,何伟写道,受1917年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非常憧憬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实现,非常渺茫。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少,1919年才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38年才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即便是这些很少的马克思著作,在当时也是禁书,只有很少数人才能看到。
“后来在敌后游击区,也看不到马克思的著作。刚解放时,在书店、火车上卖的是苏联出版的中文《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也没有马克思的著作。”
何伟认为,自己当年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专家传授的斯大林版本,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变为三个组成部分,又把三个组成部分变成斯大林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政治经济学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要内容是宣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科学社会主义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主要是苏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领袖的作用,树立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
“这样就形成了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误认为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凡是与这一理论不一致的,一律被指责为非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何伟说。
与何伟一样,几十年以后,宋养琰也从另一方面对这段学习生涯进行了反思:“说实话,我们这时候的学习,是信什么学什么,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我们唯一相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马恩的著作上,即使看点西方的(其他)东西,也大都是在上级指定的范围内作为反面教材在批判中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