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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楼市从认识“中国式圈地运动”开始
了解楼市从认识“中国式圈地运动-揭开中国那段半遮半掩的历史，绕不开的工业化，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5月7日，晚七点，外经贸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将首度公开中国经济发展经历的八次危机。
到场观众有机会获得温铁军老师签名书一本。活动联系人：祖旸；联系电话：13811178772 主办方：东方出版社
揭开中国那段半遮半掩的历史，绕不开的工业化，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5月7日，晚七点，外经贸大学诚信楼；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将首度公开中国经济发展经历的八次危机。
“第二轮圈地运动”中的房地产开发与地方ZF征地
房价为什么这么高？开发商和地方ZF是不是一家？城市化是不是中国式圈地运动？不了解中国的“圈地运动”，就理解不了中国的楼市。城市化的号角再次吹响，在感叹高房价的同时，或许坐下来思考一下背后的原因，更是一种把握“房事”的选择。
1992年房地产价格放开后，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一时繁荣。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投资增长117.42%，实现利润增长140.39%；1993年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164.98%，145.47%。地方ZF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主体都从这场经济繁荣的盛宴中分享了大量的利益。国家龚断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作为媒介提供过剩资本的情况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中国新富阶层的第二桶金就是这样捞到的。
第二轮由地方ZF发起的“圈地运动”，因主导力量发生改变而与第一轮大不相同，并且持续时间更长。分税制后的1994—1998年，在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和中央竭力遏制土地圈占的背景下，平均每年耕地减少规模仍达到21.5万公顷由于1996年耕地征占的数据缺失，这里计算的是1994、1995、1997、1998四年的平均值。。
其中，1992—1995年的土地圈占高潮，大体可理解为消化1989—1991年严重经济危机而实行的制度变迁所支付的制度成本。在这次改革以来的第二次征地高峰中大规模增发货币，的确因为土地这种资源要素的大规模资本化，而在短期内被大量吸纳，并再一次实现了宏观经济的高增长，倏忽之间就使承担内外债务最终责任的中央ZF跳出了1993年三大赤字高于GDP总量的危困局面。
这与上一次在八十年代大规模征地催生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有些许类似，但资本化的具体机制和途径却远不相同——八十年代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而占有土地，还需要与企业的其他实物资产相结合，作为工商产业中的一种物化“资产”，并通过产业经营实现土地的增值收益。而到九十年代初，土地本身就成了被经营的对象，通过单纯的土地开发或者流转，就可以获得远高于八十年代“以地兴企”阶段的增值收益。比如，苏州市斜塘镇因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就呈现出明显的地方ZF“以地生财”的土地财政特征。
ZF公司主义的内在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异化于在地产业资本（localized industrial capital），各地ZF越来越少地依赖本土产业资本的增值分享，越来越多地青睐没有社区负担的外资。
由于土地资本化的机制及主导土地资本化的主体均发生了改变，“农地转非”的增值收益分配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其一，农村集体已经不是土地资本化的主导力量，“农地转非”以后也不是转入与本地成员有关联的集体积累，而是在一次性的征地补偿后就使农民失去了与自己土地的联系。一方面地方ZF代国家行使对“农地转非”的垄断权力时，获得了土地增值中的垄断性收益。在征地中，由于集体经济作为产权主体已经名存实亡，ZF得以通过直接控制农村党政组织这个村级载体，极大地降低了获得土地的交易费用。
另一方面，1992年开始的“政企分开”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风潮，事实上已经将20世纪80年代积累起来的、承载着集体福利及实现社区就业最大化的农村企业逐步转变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产业实体。集体企业依靠集体资源完成积累，而后又在改制中变成单位自有的过程，与全民企业依靠国家力量完成积累，在改革中逐步变成单位自有的过程，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而因招商引资进入各种园区并逐渐结构化的产业资本，也没有建立起与本地福利的直接联系。
其二，不仅征地的一次性补偿收益被层层挤压，对发展收益的分享也极不均衡。相比较而言，在八十年代农村自主的生产性占地的“以地兴企”时期，土地资本化收益较多地留在了农村内部，主要用于社区福利及支农支出，同期带动了农民非农就业和现金收入的增加；而九十年代的“以地生财”收益却主要为地方ZF及结构化的产业资本所分享。九十年代，一些地方ZF提出“以地生财、以地兴镇”的口号。
长期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较大幅度地低于以内需为主的八十年代，逐步导致九十年代出现内需严重不足而主要依靠外需的重大改变。这虽然不符合中国产业资本进入扩张阶段的战略需求，但是ZF公司主义制度与在地化产业资本共生的短视，“盲人摸象”般地顺应着经济规律，进入了下一个更具制度风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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