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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道》篇中有一则轮扁斫轮的故事，大概如下：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轮扁）放下椎凿的工具走上堂来，问齐桓公说：“请问，公所读的是什么书呀？”桓公说：“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又问：“圣人还在吗？”桓公说：“已经死去了。”轮扁说：“那么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桓公说：“我读书，做轮子的匠人怎么能议论？说出道理就可以放过你，没有道理可说就要处死。”轮扁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看出来的。砍削（木材）制作轮子，速度慢了,车轮就光滑却不坚固,动作快了,车轮就粗糙而且不合规格。只有不快不慢，才能手心相应,制作出质量最好的车轮.。这里面有规律，但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不能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和方法），所以我已七十岁了，还在（独自）做车轮。古代人和他们所不能言传的东西都（一起）死去了，那么您读的书不过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
故事众所周知，结论是经验无法通过语言文字传递，需要自我感悟。
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思想传递的载体，存在的目的之一是将个体的感知传递给不同的个体，但由于人类自身的局限，语言文字从诞生之初就充满限制，相对来讲更适合对具象的存在进行描述，并不适合抽象、形而上的存在。
即便对具象的存在，语言文字能做的也常常是模糊、不准确的，例如，我们自己在过去的某时某地看到了一张桌子，想在当下向一个朋友描述，你可以从形状、颜色、材质、硬度等等方面进行，但无论如何，你朋友的脑海中都无法还原出和你看到的完全一样的桌子（前提：你朋友在过去没有实际看到过那张桌子），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你朋友知道你看到了一张桌子，明白了你对桌子的感情判断（喜欢、厌恶等），仅此而已。
对于抽象存在的描述，语言文字更是力不能逮，更多的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的定义，对定义再进行定义，从而试图接近本原。这是人类的无奈，我们无法通过既有的语言文字来准确描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当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马上就会发现语言文字的天然限制，最终我们不得不向模糊妥协，或者强悍地制造新的概念来定义当前要表达的部分，但这样做又有信息无法传递的矛盾，继而陷入到不断解释说明的境地。例如，我们知道有“爱”“幸福”等的存在，但除了笼统的定义，还能做什么呢？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向彼此传递“爱”时不能只用语言文字，而需要行动的配合。如此，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不难理解，“妙不可言”、“大悟无言”、“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等也就可以感知了。
正由于语言文字的这些特性，使之往往成为野心者的工具，套着正统、真理之名，行忽悠之实，最终达到利己的目的。无论历史还是当下，此类人物比比皆是，包装的再堂皇，追逐不过名利二字。
语言文字如此，建立在语言文字之上的辩论、争论，更是除了带来纠纷、混乱能剩下的只有热闹，想通过此种方式获得真理，无异于缘木求鱼。
由于语言文字还是我们交流、传承的主流方式，我们目前只能通过使语言文字数量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单一等方式，试图让其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语意的直白，韵味的缺失。
行文至此，似乎语言文字一无是处，并非如此，因此小文只侧重论述“限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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