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的启示——不要被历史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眼花了，把字体放大，

肥龙2000 发表于 2013-10-9 14:32
眼花了，把字体放大，

放大了最后一段，吼吼

精辟啊

欲望的火焰 发表于 2013-10-10 11:06
精辟啊

谢谢转贴

人类因生存需要，逐渐聚集，聚集导致接触频繁，接触频繁便难免大量产生单向损害或互相损害的行为，于是产生两个后果，1、聚集本来有利于人类生存，但当聚集触发了普遍的掠夺行为，聚集所能带来的好处就被后者淹没，此其一；2、而无节制的掠夺，最后使掠夺者同被掠夺者一起灭亡，于是，掠夺者发现，打败竞争者稳定地占据一块土地及其之上的人口，对人口采取牧场式管理，不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而是制定法律，禁止私斗，并规定统治者的牧场主地位，定期撒网，保留鱼种，放水养鱼。百姓为何一定程度上接受呢。因为比起流寇无差别、无限制的抢劫和杀戮，牧场主坐寇，一定程度保护了大多数牛羊的生存，掠夺和杀戮，自我限制在一定范围和数量里。但是，坐寇的自我限制是不可靠的，最终会破坏自己设置的掠夺界限。
即便在做牧场主的日子里，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也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百姓拳头太小，不能监督这个过程），他们的集体妄念和贪欲，总是在寻找用之于民极小化和法酬最大化，加之普遍的代理人及其集团的个体收入极大化，牧场主的身份逐渐转化为狼群。
所以，民间私斗倒在其次，牧场主向不可避免地向狼群转化，却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历代王朝都无法解决自己的死亡，只是不断地以暴易暴而已。
王朝体制下，看似富裕阶层在玩弄社会，其实是权势阶层在玩弄社会，贫富通吃，行贿不过是某些民间人士转变为权力人士的一个过程而已。权力资本，重点在权力，而非资本，其所得建立在权力基础上。桑弘羊这个商人之子，非常聪明，看父辈苦哈哈地同人公平交易，于是，钻进权力系统，说服统治集团，搞官商垄断，官吏不做办公室，而是坐在市场里，见什么有利可图，就禁止民间经营，这种高级的欺行霸市，是任何地痞流氓都无法做到的，更无法披上”合法“的外衣。
与其关心私斗，不如关心合法掠夺。更重要的是，以为合法掠夺可以制止私斗，那绝对是神逻辑。

掠夺者有许多花言巧语，其中一个就是“分配”。奥尔森揭了这些人的皮，真是不好意思。

古典式统治，有了现代文明的对比，就不要自称啥先进了，丢死人了。

奥尔森的“坐寇”原理、艾塞莫格鲁的“榨取式制度”、诺斯的“权利限制型秩序”，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ZF”、艾塞莫格鲁的“广纳式制度”、诺斯的“权利开放型秩序”，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太宗三笑


罗 鹏


      公元615年，未来的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按新、旧《唐书》，一说李世民时年十六岁，一说他时年十八岁。准确岁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当时还年轻，就已经表现出很高的将帅才能。当时，隋朝第二代皇帝炀帝杨广巡幸雁门地区，被游牧于北方的突厥族军队包围，形势危急。李世民觐见勤王军主帅云定兴，为之出谋划策，吓退了突厥人，为杨广解了围。
      没过多久，李世民预见到隋朝很快就要垮台，便与刘文静等人密谋夺取天下。唐朝建立前后，李世民一直担任唐军主帅，戎马倥偬，东征西讨，为父兄立下汗马功劳，从而也埋下了后来玄武门兵变的祸根。
      唐朝建都长安时，并没有能够统一全国。各地依然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其中占据洛阳的郑王王世充和占据洺州（今河北永年县广府镇）的夏王窦建德这两股势力，是横亘在唐朝统一过程中两道巨大的绊脚索。公元620年秋，李世民受命率领唐朝大军，进攻王世充，经过几次战斗，打退王世充的抵抗，进围洛阳城。第二年春天，窦建德倾全军十多万人救援王世充，驻扎在成皋东面的平原上，对唐军构成极大的威胁。但是，窦建德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没有迅速进军成皋西面的武牢关（位于今河南荥阳市区西北十六公里的汜水镇，处于郑州西、洛阳东），因为武牢关是窦建德救援洛阳必经的最后一道屏障。当时，唐军高层作战会议上分成了两派。年轻新锐郭孝恪、薛收等人力主继续围困洛阳，分出部分兵力占据武牢关，阻击窦建德，争取时间逼迫王世充投降，进而携高昂士气进攻窦建德，以期击败他。而另一派由早年投降唐朝的隋朝官员组成，年纪稍长，老成持重，包括萧瑀、屈突通和封德彝等人。他们认为唐军腹背受敌，主张解开洛阳之围，全军退守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处于洛阳西北），避开窦建德军的锐气。李世民不同意退守的主张，急速率领三千五百名军士进驻武牢关，遏制窦建德，成功地把夏军阻挡在武牢关外一个多月，窦建德几次作战失利，将军张青特被李世民俘虏，士气开始低落。就在这时，窦建德又犯了第二个战略错误。他手下的谋士凌敬给他出了个“围魏救赵”的策略，主张不要在武牢关同唐军缠斗，而是向北渡过黄河，进入突厥领地，联合突厥军向西翻越太行山，袭击上党地区，对唐朝首都长安构成威胁，这样就可以达到逼迫唐军回撤、解救王世充的目的。王世充派遣到窦建德处的使节认为远水不解近渴，极力撺掇窦建德继续攻击武牢关，窦建德也因为面子问题，没有听从凌敬的计策和妻子曹氏的劝告。这样，李世民初期的阻击战战术转变成后来的“围点打援”战略，向王世充举起的屠刀一反手先向窦建德劈下。公元621年阴历五月初二，李世民亲帅小股骑兵，第一次冲入敌阵，造成敌军极大恐慌后又冲回本军阵地；第二次则率领全部骑兵亲军，卷裹着唐军旗帜，从正面冲入敌阵，迅速冲出到达敌阵后方，调转马头，亮出唐军大旗，又再次冲入敌阵。夏军前方有唐军步兵方阵步步紧逼，后方又遭受唐军骑兵的冲击砍杀，终于不能坚持，丢盔卸甲，夺路溃逃，被唐军杀死三千人，俘虏五万人，其余的都逃跑了。
      当天，窦建德被唐军抓住，被送到李世民那里。李世民一本正经地责备窦建德：“我唐军讨伐郑国，关你夏国什么事？你却来侵犯唐朝边境，不是讨打吗？”窦建德说了一句话：“今天我不亲自来此送死，恐怕还要烦劳元帅您远征来取我人头。”（“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史书上没有写李世民的反应，但当我看到这里时，为窦建德的幽默感挠到了。历代史官大都有成王败寇和假仁假义的思想，秉笔直书的凤毛麟角（史官说窦建德见到李世民，屁股、大腿颤抖得站不直，这是天大的污蔑）。按照李世民的性格，听了窦建德一席话，不可能再摆一副臭脸，一定是哈哈大笑了。此为太宗第一笑。
      第二笑可是史官记载的，我没有瞎编。封德彝曾经很受隋炀帝宠臣虞世基的赏识，为虞世基出谋划策，尽是些如何对炀帝实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馊主意。投降唐朝后，封德彝还是不改，继续对唐高祖李渊展开糖衣炮弹攻势，所以在新朝廷还是比较吃得开。上次封德彝连同萧瑀和屈突通劝谏李世民不要两线作战，而是退守新安，是以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面目出现的，劝说中难免有轻视文学青年李世民的口气。这次李世民把窦建德打得大败，封德彝也不失时机地拍马屁，前往李世民的幕府道喜。李世民见到封德彝，笑着对他说：“没有听从您的计策，才有今天的胜利啊。您这样的大智者，谋划一千次，难道也会出现一次失误吗？”封德彝脸色顿时羞红了。（封德彝入贺，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惭。）此为太宗第二笑。
      当年阴历五月初九，王世充率领儿子、大臣和手下两千多人，打开洛阳城门向李世民投降。来到李世民的幕府门下，王世充匍匐在地上，李世民还是假模事事地以军队受降的礼节对待他，但是好奇心和喜悦感终于揭开了李世民的假面，情不自禁地戏弄王世充说：“郑王您不是经常说我是个乳臭味干的傻小子吗？今天见到了我这个傻小子，为啥恭恭敬敬地趴在地上不起来了呢？”王世充没说话，他是无话可说啊。史官说他连连向李世民磕头，这恐怕是真的，他是个妄自尊大的人，自然也没什么骨气。（丙寅，世充素服帅其太子、群臣、二千余人诣军门降。世民礼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见处，今见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顿首谢罪。）此为太宗第三笑。
    唐太宗李世民，别的我不敢说，但一定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即便像有的人所说的幽默得有些刻薄（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老二似乎得到父母的照顾关怀要少一些，所以对兄长的反抗性要大一些。现在的独生子女们对这个并不了解，但是现在放开二胎了，做父母的要注意供求平衡哟）。太宗临朝称制后还有许多嬉笑的场景，这里就暂不谈了，但二十三岁青年李世民阳光的笑容，永远被历史定格。

洛克其中一段由奥尔森的坐寇原理所证明。

“诚然，在专制君主国乃至在世界上其他的ZF之下，臣民有权向法律和法官们申诉，来裁判臣民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争执，并阻止任何暴行。这是人人都认为必要的，而且相信，凡是想要剥夺这种权利的人，应当被认为是社会和人类的公敌。但是这是否出于对社会和人类的真正的爱和我们大家彼此应有的善心，却有理由加以怀疑。这不过是每一个爱好他自己的权力、利益或强大的人可能而且一定自然地会做出的行径，使那些只是为他的快乐和好处而劳动和作苦工的牲畜不要互相伤害或残杀；其所以如此得到照顾，不是由于主人对它们有什么爱心，而是为了爱他自己和它们给他带来的好处。”
主人豢养牲畜，同盗贼即刻对路人实施抢劫、杀人，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但本质没什么不同。这就是洛克和奥尔森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