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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来看，中国有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很多，新一届的领导人的确天赋大任。事实上，这届领导人也不负众望，开局良好。如在吏治方面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有了相应的对策。习近平、王岐山等有为、果敢的作风已深得民心。当然这届领导刚刚登场，好戏刚开场，还有更精彩的等待我们。我们无需心急，万里长城不是一日建成的，相信最终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就在经济领域，问题也源生于此。真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自从笔者在2009年发表《谁愚弄了中国》，成功地促使国人对改革进行深刻的反思，可以说很多经济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已经浮出了水面。在众止睽睽之下，恐怕不能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熟视无睹了，必须刮骨疗伤。纵观人类历史，社会矛盾激化，民怨沉重，社会危机就到来了，重者将导致大动乱，轻者也会引起仇杀。最有较的应对之策是，堵绝恶源，消解民怨民愤。换言之，必须割腕止毒，以便有较宽裕的时间慢慢治疗。记得上届政府有人感叹：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那就管治失效了。这样无所作为，如李瑞环先生所说：“不如让人民另请高明。”
目前中国经济领域问题多多，作为草根的笔者都能看清楚，何况身居庙堂者。为什么这些问题能长时间存在呢？有人说是既得利益作怪，也许是事实。但别忘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种自取灭亡之道，先贤已经发出警示了。在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中，民怨民愤最深的是房市和股市。这两大问题出现已经长年累月了，不是一时一刻的问题，可以说已经遗害深重。如果本届政府要立威，要有所作为，必须直面这两大问题，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如果束手无策，也许十年之后还是有人叹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所以说这两大问题已经成了本届政府前行的拦路虎，不可掉以轻心。
当然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问题的根源。那么根源在哪呢？总的来说，我们虽然明白市场经济远优于计划经济，但并没有弄明白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相应的支撑系统。如果缺失现在市场经济的支撑系统，就会重现马克思时代人吃人的悲剧。但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的指导思想停留在对市场经济运行本质一知半解的迷信“市场化”和“国际接轨”之上，而忽略了构建市场经济运行支撑系统，后果可想而知了。更具体的论述请见笔者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众所周知，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必须具备两大强有力的并运行有效的机制，即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励就是激励创造，激励创造财富、创造知识、创造社会秩序。而约束就是约束人们的邪恶为，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约束又有两个层面，即有形约束和无形约束。有形约束包括法律约束和制度约束等等。而无形约束即是指文化信仰上的约束。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可以说完全在激励创造财富上着力，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要破解目前的困境，当然只能深化改革。这已成了共识。也许有人认为，加大对改革宣传的力度，应能顺利推进改革。改革红利论被广泛宣传可能逻辑就在此。但忽略当今已是知识时代了，国民已经有了真正的鉴别力，并有了强烈的捍卫自己权益的意识，显然光靠宣传鼓动不行了。实际上，改革红利论立论也有问题，即此论背后有些东西并没有说清楚。众所周知，世界不存在所谓的永动机，也没有白吃午餐。改革有红利，必有成本，也有红利的分配问题和成本由谁来支付的问题。国民更关心的是改革红利后面这些东西。如果不向国民讲清楚，就会被误认为此中包藏着不可告人目的。显然这就会转化成关涉诚信的问题了。如果不能取信于民，我想任何政府都寸步难行。
中国改革30多年了，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如果我们认真反思，就不难发现房改、教改和股市改革是最大的败笔。单就房改来说，改革红利被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金融资本、贪官污吏等瓜分了。却造成巨大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即激化了社会矛盾，招徕极大民愤。而经济成本更大，即房地产业已经大到足够要挟国家经济了，并且由于房价被暴炒，中国社会生产成本被快速拉升了，因而快速弱化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奇迹有过早结束的可能。而这些成本由谁支付呢？无需笔者言明。
显然中国需要深化改革，但只需要有效的，优化的改革。但怎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优化的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在任何社会中，公平正义都是最大公约数，最大交集，是天道良知所在，也是得道者多助的道所在。因此只有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改革才能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只有公平正义地分配改革红利和成本的改革才是有效的，优化的改革。
当然，天上不会掉下一个林妹妹。光知道什么是有效的，优化的改革，还远远不够。要成功推进改革也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这30多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而这两个时期的关键人物分别是邓小平和朱镕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而朱镕基引领中国加入世贸。
邓小平之所以能排除重重阻力，确立权威，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初期推行的四大政策：一、恢复高考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而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戴。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出路，因此获得广大农民的响应和支持。三、给工人提工资、分奖金，这也是一场及时雨。四、大量评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是最大的妙着。而朱镕基的事业建基于成功治理三角债之上，这充分显示出了他过人的才能；而他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人格也令国人诚服，因此他权威就成功确立了。
但现在，时过境迁，人物全非了。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问题和机遇。目前民愤聚焦于两大市场之上，即房市和股市。这两大困局成了痼疾，久治不愈的沉疴。众目眈眈于此，众心为此焦灼、企朌。如果能药到病除，实是大国手，谁不敬服？何威不立？如果束手无策，原是江湖庸医，必难息民愤、难安民心，何从立威？
现在我们以证券市场为例，具体分析病因。总的来说，病因在于市场欠缺应有的运行基础：诚信，而欺诈盛行、庄家横行。但管理层无力找出这一病因，而归究于欠缺机构投资者之上。实际上作孽者正是这些资本大鳄。三岁小儿都知道，中小散户无法欺诈别人，反而成了欺诈的牺牲品，资本大鳄的猎物。如果有大量老鼠仓存在，越多构投资者投资者，遗害越大。人们不会忘记，曾出现过德隆这样的大庄家。庄家的致命点是做庄易，出庄难。德隆当时就无法脱身，最后由于资金链断裂而自我毁灭。如果在今天，足可以由基金在高位接货，而成功退身。当然必须满足这些基金经理的胃口，但即使出血不少，也是分赃而已，总不会毁灭。这些道理非常明了，不知管理层为什么钟爱机构投资者？也许因为在美国证券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占有的市值的比例较高。但他们忘了美国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是市场培养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人家的市场是有效的。可见光读几本洋教科书，不足安邦治国。也许因为此中有诱人的奶酪，利益丰厚！那笔者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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