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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金融创新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是大有裨益的。良好的金融制度营造的市场环境，不仅可以使企业的融资成本（交易成本）降低，增加利润率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及质量。对老百姓来说，企业成本的降低，意味着消费品的价格在质量既定的情况下会有所下降，老百姓将会有更多的消费机会和消费趋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振问题。但任何一项创新都将会扮演一把双刃剑的作用，之所以某项政策、创新会大行其道，得到推广实行，源于其利比之其弊拥有较大优势。但其利其弊是否会随着时间流动而相互转化，则往往不被人所重视。
金融创新表现于房地产市场，主要在于购房按揭的大规模推行。这种较为简单的金融创新，对满足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需求，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按揭以时间为尺度，将购房款的给付分散开来，而将个人人力资本的价值给集中起来，起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作用。虽然购房者一次性可能拿不出购房款项，意味着购房者的流动财富在初始阶段尚为不足，但实行按揭之后，购房款随时间的流动变化不大,（当然，如果经济遭遇通货膨胀，购房者所给付的款项实际购买力反而比初始阶段要小得多。）但购房者的人力资本将会随时间而不断升值。这个升值的幅度，往往将会超越变化不大的购房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购房按揭政策实行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多年的火热，涌现了许多房产富豪。
但不可否认的是，购房按揭对房价高企也有推动作用，也应该引起人们注意。如今很多人将房价高企归因于中央与地方的不合理财税分割基础上，地方ZF被迫实行的“土地财政”政策。这个政策提高了开发商征地、房产运作的成本，成本经由传导机制传递到楼盘价格，导致房价高企。但是这个逻辑链是经不起推敲的，多多少少有点误导了很多人。当然，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质疑，说作者是ZF的狗腿子。其实，如果从严格的学理角度看，就能对这个问题一窥端倪。
为什么呢？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地王”频出应该是需求旺盛下，经由传导机制传递至产业上游的。土地的稀缺性导致土地如果转化为商品，其价格是不菲的。房地产企业作为一个理性人，能够花高价进行土地征得，说明开发出的楼盘的收益能够弥补竞拍土地的成本。这本是处于卖方市场，房地产企业在需求一直旺盛的情况下，付出竞拍“地王“的成本，依然会有很大的收益。因此，根子在于需求。其次，需要明确的是，土地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它的价值是模糊的，不易评估的。打个比方，假如如今的小麦市价为1元一斤，小贾种了一亩，产量为1000斤，因此，小贾获得了毛利1000元。但扣除买种子、化肥、尿素、犁地、播种等有形无形的成本计算后，小贾获得土地收益为500元。而以前的小麦市价为0.4元一斤，亩产600斤，小贾一亩获毛利为240元。扣除各项成本，收益可能为负值。同样的一块土地，产出这般不同，能否说土地的价值后来的较前者更高吗？——虽然土地面积没有增长一分，肥力反而略微下降。而那时一亩地承包费用为100斤小麦，按如今的行情看，则起码需要200斤小麦。这也能否说明土地的价值后来的较前者更高吗？——虽然土地面积没有增长一分，肥力反而略微下降。其实，土地价值的变化基本不大，根因在于商品经济的推进，造成更多的人不为从事农业者，需求增加了，供给反而紧张了，因此小贾后来的收益也相对增多了，承包费用也更高了，这是小麦市场在作怪。同样的道理，在房地产市场，也是由于市场需求的旺盛，导致“土地价格”的上涨，而ZF的“土地财政”，不过是使“地王”频出的程度加深罢了。
因此，问题的根由在于市场需求的旺盛。从购房按揭的推行来看，这个政策使更多的人有能力进行住房消费，花费数年甚或数十年的人力价值购买现在的住房，对很多人来说，比之对资本的积累后再去购房，要容易的多。而在供给既定的情况下，势必会供需失衡，导致房价上涨，反而使很多人无力购房，即使购房，也落下个“房奴”的荣誉称号。
正是按揭贷款将购房的门槛不断降低，才使更多的人真正盘活起购房需求来。（须知需求是欲望与能力的统一。）但指出此观点，并不意味着笔者的倾向是遏制房价，要提高购房的门槛。这样的一刀切论毫无意义。美国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将购房的按揭贷款门槛卡得过低，导致根本没有购房能力的人也有房产几多处，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畸形放大，遂为破灭。而购房门槛的过高，则要伤害社会大众“居者有其屋”的基本权利。由此见，虽金融创新导致了房价的需求旺盛引致房价高企，但中国人真的摆脱勤劳而不富有的局面，唯有进行金融创新与制度建设。当然，这边厢的双刃剑作用，也要不容小觑。
[1]这里假设经济环境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不管是采用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利率水平都与初始协议的利率水平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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