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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

作者：武 力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1-18 8:50:00发布)

【摘要】 中国经济体制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就经济运行来说，经历了一个由计划与市场并存向计划经济转变，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中国在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后的20年里，尽管它在集中资源加快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基本保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但是它最大的缺陷是不能长久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高效率，而这正是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 计划经济 形成 评价 20世纪下半叶是中国经济制度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50年代中国由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前后大约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其变动之剧烈、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深远，在整个世界经济体制变迁史上都是罕见的。随后用了20年的时间试图巩固和完善这种经济制度，其手段之激烈、教训之惨痛又是古今少有的。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教训，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又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其后20多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不仅证明了市场经济这个世界文明的成果同样适用于中国，也增强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的自信心。就50年代的体制变革与1978年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经济体制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经历了一个由计划与市场并存向计划经济转变，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中国在50年代为什么会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实现这种转变的？这种转变的后果如何？认真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是我们认识和总结中国20世纪经验教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能回避的重大历史问题。 一、两种经济基础上的两种计划管理 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前，许多人对计划经济与计划管理的本质是区分不开的。由于单一公有制下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或者说计划管理只能是主要的手段），而过渡时期（无论是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还是1978-1992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行政性计划管理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就造成了如下错觉：似乎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实施行政性计划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将计划管理的必要性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手段与基本制度当作一回事。直至1992年我国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后，计划管理不言自明为一种手段，于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才烟消云散。 并不是带有计划管理的经济就叫计划经济。计划管理分为宏观计划管理和微观计划管理。前者是现代社会和国民经济必需的东西；不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包含这个内容。例如日本、法国在战后所制定的中期计划，刘易斯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计划，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指导性宏观计划。[1] 邓小平所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也是指的这种计划。而后者，即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进行计划管理，才是计划经济的独有特征。 关于计划经济，《中国大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国民经济。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2] 计划经济的建立又都是依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实现的，它不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自然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同样，计划经济的瓦解，或者说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是以打破单一公有制局面开始的。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者说计划经济只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是由二者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国家必须能够直接控制企业和个人的经营活动。这就要求生产资料实行国有或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所有制(单一公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集体所有，其所有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继承性，使得其成员不可自由退出、转让或单独行使权力，而在民主管理条件不具备的条件下，政府很容易实现对它的控制)。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基本上排斥市场机制，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 纵观20世纪的计划经济，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最极端化的模式。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计划深入经济运行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手段和力量。计划经济之所以兴起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一般都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压迫，经济落后和不独立，因此要求实行赶超战略，而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政府集中资源配置以及高积累机制，都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后去选择它。 二、中国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建立了强大廉洁的政府，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这个时期，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工业和众多的人口，使得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提高积累率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就使中国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 计划经济的形成是以市场失灵（包括公平）和政府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包括国家安全）为主要诱因，以强大的不受人民约束的政府为条件的。 中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基本上体现了上述两个诱因。概括起来，除了主观认识的局限外，计划经济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3] １、落后国家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责任增大。 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过程，无论是英、法、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自发的社会运动，就国内的经济运行来看，基本上是市场调节，政府的直接干预较少。但是，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却有如下两种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内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武力向海外扩张和掠夺，为本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无不体现了上述两种政府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并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于这些国家已经不可能靠对外掠夺来加快工业化进程，相反却因经济落后而受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因此，一方面这些国家不得不主要依靠国内的积累来为工业化积聚资金，资源短缺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必须通过统制对外贸易和限制外国资本来减少不平等贸易和富国的剥削。此外，为了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和节约成本，这些国家也必须直接学习和应用国际先进的技术，再加上要避免工业化初始阶段因贫富差距拉大引起社会动荡；这样，这些国家就更加强调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国有化和社会公平为号召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应运而生。总之，这些国家尽管大小不一、条件不同，但是在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方面则几乎是一致的。这种干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经营企业，国有经济占较大比重，即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二是加强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尤其是在税收、金融、外贸方面。因此，政府总是要扩大自己的全力，关键是社会能否形成对政府的制约。 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工业化道路成功的还是曲折的国家，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承担了重要责任。而苏联及战后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更是如此。由此可见，强调政府在工业化中的重要责任，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点。由于中国具有强大的政府传统，加上革命所形成的空前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使得转向计划经济的成本并不高。 ２、市场供求关系紧张，需要加强政府调控，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调控。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总的来说，我国国民经济是在短缺中"紧运行"的。旧中国经济落后和长期战争造成的贫困、抗美援朝、快速恢复发展经济的决策是导致经济紧运行的三大因素。紧运行的表现是物资、资金、技术人员在总量上长期需求大于供给。 我们知道，在短缺的情况下，实现供求平衡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市场调节的办法，即通过提高价格来扩大供给、抑制需求。这种办法对于可以较快扩大供给或能够降低需求的产品来说，市场调节是有效的，成本低并且不会引起市场较大波动。但是对于那些短期内既不能扩大供给又不能降低需求的产品（如生活必需品）来说，市场调节就可能造成成本过高（如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甚至调节无效。第二种办法是政府调节，即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来分配短缺产品，在价格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抑制需求，实现供求平衡。这种办法对于能够靠提高价格来迅速扩大供给或降低需求的产品来说，弊大于利，但是对于那些短期内不能扩大供给并不能降低需求的产品来说，政府的调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利大于弊的。５０年代前期的短缺，如农副产品、布匹、部分生产资料、信贷资金、技术人员等，大都是属于后一种情况，这就为政府的高度集中管理提供了客观要求。此外，即使市场调节从长期看可能优于计划调节，但是从发挥作用的速度上看，却没有政府行政手段调节见效快；从并且这部分因短缺造成的超额利润，也会落到生产者和经营者手中而不是政府手中。 ３、技术赶超和规模经济的需要。 建国初期，无论从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是从提高现有工业生产能力来说，我国都没有必要再走由落后、分散的小生产逐步发展到先进、集中的大生产的漫长道路，可以直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建国之初，我国工业技术水平非常落后，"一五"期间的国家重点建设１５６项工程即是为了缩短我国工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由于当时资金和技术人员有限，分散的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很难承担这种角色，由中央政府集中地使用投资，则能满足这种需要。再从人力资源来看，"一五"期间，国家用于大中型项目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５５．１％，经济建设最缺乏的是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尽管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但是同期从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仅包括理、工、农、医，下同）共计为52·1万人，平均每年培养出10·4万人，其中：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14·4万人，平均每年毕业2·9万人。[4] 连当时需要量的一半都不到。因此从1952年起，为了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 至于数量虽然很多，但是规模小、技术落后，大部分停留在手工业的私营和个体工业，依靠政府的力量，以公私合营、合作社的形式来实现改组、兼并、重组，似乎也可以在不增加投资或少增加投资的条件下，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 在农村，对于数量众多、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的小农经济，也确实有改造的必要，问题是出在怎样改造小农经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通过"合作化"来避免大部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痛苦，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并且还有利于工业化。 ４、资金短缺和农业剩余有限。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从经济方面来说，是与其社会剩余的多少和积累率（又称储蓄率）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建国初期，由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和战争的破坏，国家和人民手中的财富都消耗殆尽。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太落后，社会剩余量很少，积累很有限。１９５０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７７元，１９５６年，则为１４２元。尽管全国８０％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但是１９５０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４７９斤、棉花２．５斤、油料９．８斤、生猪０．１２头，由于人口增长，１９５６年的上述人均数也没有多大增加，分别为６１４斤、４．６斤、１４．５斤、０．１３头。[5] １９５０年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仅为６５．１９亿元，１９５６年为２８７．４３亿元，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７年底，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为７９６．５１亿元，平均每年近１００个亿。[6] 在这样低收入的水平上，要维持每年１５％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资金供给是很紧张的。再从农村看，据１９５４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尽管经过四年的恢复发展，到１９５４年末，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仍然相当少，平均每个农户拥有耕地１５．８亩、耕畜０．９２头、犁０．６２部、水车０．１１部。由于农业落后，１９５４年平均每户的农业收入为４２０．６元（占农户当年总收入的６０．７％），尚不足以抵偿生活费用的支出（平均每户为４５３．８元），必须靠副业及其他收入来弥补。再从农民的消费来看，１９５４年平均每个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６８％，尽管比重很高，但是生活水平却很低，人均消费粮食３７３斤、肉类９．２斤、食油２．６斤、食糖０．８斤、蔬菜１４１斤。[7] 这种低水平的消费说明，建国初期的农业剩余（农业税和出卖的农副产品）只是相对剩余，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食品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农副产品的供求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是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压低消费，提高积累率，为"一五"计划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见效快的办法。 5、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计划经济的形成，还与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和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二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防压力增大，国防费用增加。中国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即使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这就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手中，因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避免了。三是在20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和能够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计划经济的转变。 三、中国计划经济形成和消亡的历程 中国的计划经济从形成到消亡，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1949－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即为建立计划经济创造条件阶段；(2)1953－1957年为第二个阶段，即计划经济形成阶段；（3）1958-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是计划经济完整形态阶段；（4）1979年至今为第四阶段，即计划经济逐渐消亡和市场经济逐渐建立阶段。 1、1949－1957年是计划经济从准备条件到基本形成阶段，即由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时期。这个转变是以国营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基础，先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重要产品开始，然后逐步扩展的。1949至1952年，国家首先对金融业和对外贸易实行了计划管理，并对棉纱棉布等少数短缺而又重要的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1953年到1956年，随着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管理基本涵盖了产品市场；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也消失，由于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中国对劳动力的流动和择业的限制远远大于苏联和东欧。但是，1956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高级社还是真正的集体经济，国家的计划仅对其有生产经营具有指导作用，直到1958年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直接控制了农村经济运行，计划经济才完全形成。 2、1958－1978是其完整形态时期，即计划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在这个时期，虽然国民经济计划的管理水平很低，经济波动很大，有些年份甚至没有年度计划。但是就计划经济的基础来看，单一的公有制虽然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无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还是城市的集体企业，实际上其经营管理都严密控制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尽管国家并不承担其亏损，对职工也没有"包下来"。有人认为在这个时期，计划经济程度并不是很高，理由有二：一是计划管理远没有苏联那样缜密和严肃；二是在许多时候，例如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和"文革"期间，市场机制在很大范围内仍然发挥着作用，但是这些并不能说明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程度较低，职能说明计划管理的水平很低，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微观经济运行，而这个时期，这个特点特别突出，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更加随意。 3、1979－1991年是其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体，农民极其乡镇企业摆脱了政府的直接计划管理，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在城市，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简政放权"，特别是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主动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活动脱离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强调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以后，不仅非国有经济依靠市场调节，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其经营，而且国有经济也进入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阶段。可以说，1992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是计划经济，不仅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且逐步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转变基本完成的标准是看微观经济运行，究竟以计划管理为主还是以市场调节为主)。 4、计划经济形成过程的特点。 5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形成过程的第一个特点，是在较短的时间里为追求高速度而逐渐推进的。在1957年以前，市场机制在微观经济运行方面尽管作用日渐萎缩，但是仍然发挥着作用，而宏观经济运行方面，严重的短缺和财力弱小，使得宏观调控和中央集权都主要表现出积极有效的一面。因此就整个经济运行和增长来看，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好的，追求效益是走向计划经济的重要诱因。 计划经济形成过程的第二个特点，是推进过程中的随意性较大，缺乏充分的准备。虽然自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我国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问题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时也有苏联的过渡经验可供借鉴。但是在实际上，在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渡过程中，由于既定目标与中国的国情差异较大，向计划经济的过渡仍然表现出缺乏充分准备，有些仓促。例如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此外，当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研究也非常薄弱。在1956年以前，我国的计划经济理论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这可以从当时我国计划管理部门出版的有关计划经济的期刊中看出。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我国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对计划经济理论的探索也形成了不少自己的看法和符合实际的论点。但可惜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这种探索的主流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5、计划经济消亡的特点。如果与中国计划经济形成相比，或者与苏联东欧国家计划经济消亡相比，中国计划经济的消亡不仅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长达20多年；而且是一个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避免了苏联东欧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动荡和衰退。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这里就不赘述。[8] 不过，这应该是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计划经济的重要参考因素。 四、中国计划经济的特点和影响 中国计划经济与苏联相比，明显地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资源的差异。由此导致了中国计划经济的特点以及与苏联迥然不同的改革道路。 1、 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和特点。 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高度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已经为计划经济的实行和发挥优越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却形成于落后的农业国阶段，不仅工业体系没有建立，大部分人口还停留在传统的农业和农村，而且也没有经历过一个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阶段。这种生产力水平很低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小型工业所占比重很大，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使得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者，在实施计划管理时所遇到的困难也远远大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准确、全面的统计和信息收集非常困难，因此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特别是指令性计划管理，受到较大局限。 （1）计划管理表现为高权力和低水平(即政府权力和威望非常高，但是各级政府管理人员的水平却很低，计划与实际相差较远，计划的多变性和随意性突出。主要是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造成的) （2）计划管理明显划分为城乡两大块。农村这一块，由于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低)，因此国家的农业计划基本上是估计性、随意性较大的计划，既缺乏准确、可靠的统计基础，也不作为考核农村基层单位生产和效益的指标。而国家对城市经济的计划，特别是国营企事业单位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则受到严格控制和监督。 （3）计划权力在中央与地方("条与块")之间来回摆动。由于中国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并且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不平衡。中央集权过多，就导致地方的积极性受到压抑，活力不足；但是权力下放过多，地方之间的攀比和不承担国家宏观平衡的特性又导致混乱，于是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权限的划分表现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这种周期性循环。 （4）市场因素低于同期苏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无论是在计划经济形成阶段还是确立以后，除少数年份外(如3年"大跃进"时期)，计划经济始终做不到铁板一块，严重短缺和管理成本过高使政府不得不放松控制，但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相比，市场因素仍然要低得多，这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流动、企业自主权和人民公社(集体农庄)对剩余产品的处置权方面。中国1956年开始的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探索和改革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即停滞，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恢复尽管没有达到1956年的程度，但仍然遭到否定。 2、影响计划经济发挥预期优越性的两个因素。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计划经济的描述，计划经济是通过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和消费。这种制度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因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竞争所造成的浪费和"两极分化"，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公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一但计划经济建立起来，人们就发现要实现原来预期的计划经济优越性，将是非常困难的。就中国来说，首先，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前期，传统农业和小生产者所占比重还很大，远没有达到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因此，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足够信息的及时获得和及时处理问题，就成为制订正确计划的最大难题。而且这种困难显然几乎看不到因工业化的进展和计划人员的加强而可以明显改善。计划决策者难于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还不仅是因为经济本身的复杂多变和手段的落后；还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许多机构或人员收集和转达的，在此过程中，有关机构和人员很自然地根据自己认识和偏好(里面除个人利益外，还有阶层、集团、单位、行业、地区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对信息加以过滤甚至扭曲。例如陈云在1954年2月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各部门不要故意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重要项目有意漏掉。"[9] 从客观上来看，制定计划的方法也有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是学习苏联的计划制订方法，即以主要产品平衡的方法来制订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农业还是靠天吃饭，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因此即使计划数字很精确，仍然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在1964年6月讨论"三五"计划时所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10] 从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试图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计划方法。[11] 但是这个探索并不成功，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止，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外，我国始终没有制定出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 其次，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处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等级中，不仅自主的权利很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很难充分发挥，而且其工作绩效也很难与其收益挂钩。例如新疆石油管理局独山子炼油厂厂长段振廷在1979年就说："我们厂游泳池的两个看门的退休老工人，利用工余时间拾些破砖头，盖了两间没有顶棚的更衣室。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银行却找上门来，指责你没有事先抱计划。"[12] 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普遍存在着缺乏激励机制的问题。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副对联所描写的那样："人财物各有所管，产供销互不见面"，横批是"书记难当"。[13] 中共中央也看到了这种弊病，曾经实行过两次权力下放改革，但每次都是"一放就乱"，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央集权。 3、对计划失误的纠正，成本太高，甚至不得不动用政治运动和所谓"阶级斗争"的严厉手段。从1951年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几乎年年要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整党、整风等运动也几乎每隔几年就来一次。这也反映出毛泽东为纠正因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激励机制而导致的低效率，不得不采取运动的形式。尽管如此，因计划失误造成的浪费和低效仍然很严重。以改革开放前最受重视的钢铁工业来说，1958年以后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多变，造成钢铁企业方案、设计多变，成为影响投资效果的重要因素。例如酒泉钢铁厂，从1958年到1980年方案变了6次，还未定下来，规模在400万吨到50万吨之间摆动，建了20多年只有一座高炉在生产。1970年动工的午阳钢铁厂，建厂4年后发现矿石有问题，把联合企业改为特殊钢厂，采、选、烧、耐火、炼焦工程全部停建，窝工6年不能投产。而"一五"、"二五"计划期间新建或扩建的鞍山、本溪、武汉、太原几个大钢铁厂，长时间停留在原有的规模水平上，有的到1980年甚至连设计的水平也未达到。由于在"大跃进"和70年代初期提倡"多搞中小"、"搞独立的工业体系的省、区"，结果投资花了，形成不了多大的生产能力，而且由于工艺设备落后。浪费亏损很大。从1957年到1976年，我国吨钢生产能力平均费用为920美元，比苏联同期的平均费用高37%。[14] 4、计划经济对后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这实际上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目标，即解决工业化的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城市化问题。计划经济的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的低水平和粗放型、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简单地说，50年代形成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 （1）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基础实施(如水利工程)。 （2）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另外，20余年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城乡隔离，在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这就为80年代的体制外改革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 还应该看到，2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经验教训。这一点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 ※ ※※※※※※※※※※※※※※※※※※※※ 主要参考文献： (1) 保罗·R·格雷戈里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2) 威廉·刘易斯：《发展计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3) 周冰：《不可企及的目标》，长春出版社，1996。 (4) 莫里斯·博恩司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2000。 (5)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6）郑新立主编：《发展计划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 (9) 张友仁、李克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部分论述》，新华出版社，1984。 (11)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编：《计划工作》(月刊)，第1－13期(1951·5－1952·12)。 (12)计划统计杂志社编：《计划经济》(月刊)，1955年第1期－1957年第12期。 （13）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4)《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5)胡家勇：《政府干预理论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16）中国计划学会、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计划经济研究》(月刊)；1984-1993年。 （17）国家计委：《经济发展与改革》(月刊)，1994-2000年。 注释 [1] 参见威廉·刘易斯：《发展计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张浩朋：《法国的计划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8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2]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 [3] 朱恒源、倪凡在《通向计划的道路》(1998)中把"战争的威胁"和"资源的硬约束"作为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与本文有相通之处。 [4] 国家统计局：《我国科学技术队伍和职工业余大学的情况调查》，1960年1月11日。 [5] 《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１９４９-１９８６）》，第１２７页，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９。 [6] 《中国财政统计（４９５０-１９８５）》，第６６页，中国财政出版社，１９８７。 [7] 国家统计局:《1954年我国农家收支调查报告》，第３４-３５，统计出版社，１９５７。 [8] 参见武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比较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7期。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1235-1236页，人民出版社，1997。 [11] 1964年，毛泽东提出我们不再采用苏联以主要工业品为基础的平衡方法，改为将农业作为制定计划的基础。 [12]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79）》，第212-21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13]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79）》，第46-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14]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80）》，第571-57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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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划经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 评价 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