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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一个阅读的民族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竞认识的一位德国外交官有些“另类”。这位外交官最大的快乐是从世界各地飞回家，不过，“别人都是同亲人团聚，他要和书团聚。”在他的家里，有一座对他充满魅力的小型图书馆，这是在他父亲去世后，由家中房屋的二层改造而成的，他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书都收藏于此。他笑着和王竞说，担心有一天他的房子会突然坍塌。
据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思先生提供的德国书商及出版商协会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有近1/3的德国人认为自己读得“很多”（很多≥18本/年），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藏书200－500本，14%的德国家庭甚至有自己“小图书馆”。
所以，有人感叹，德国，是一个阅读的民族。
每年入秋，整个德国就笼罩在阴冷潮湿的气候中，这种状况有时可以持续半年之久，这带给了德国人沉郁的气质。不过，感伤、孤独、忧郁，正是读书的好动力。在这个疆界和政权分裂多于统一的国度，却始终延续着绵长的阅读传统，文化生活永远高于政治生活。
德国有“社团之国”的称号，它的国民对社团活动的热衷举世闻名，即使在阅读上也不例外。在德国，有一种延续至今的传统，叫朗读会，它源于教堂中的布道。作家出版了新书，喜欢到公众场合大声朗读，而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作者一样四处签售。这个传统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的“阅读革命”，那时，文学沙龙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内容。当年进行沙龙的著名房子还留存至今，屹立在柏林美丽的宪兵广场。如今在柏林，随意翻开一份报纸，就可以发现柏林每天大大小小的朗读会仍然有10个到20个。
就这样，阅读在德国形成了一个矛盾的传统——渴望公共的交流，主流却依旧是个体的默默阅读。当法兰克福书市高调成为世界最为知名的图书交易会时，阅读依旧是无数孤独者的心灯，强壮着他们的心灵，所以，在德国哪怕最僻角的的小书店里，也可能藏着大隐于市的哲人。
从宗教中解放了的精神生活
古登堡想必最让德国人引以为豪，2007年8月的北京国际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德国特意将几百年前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机搬到了展区，表演者身穿羊皮外套，用的是和几百年前如出一辙的印刷设备，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兴趣盎然的观赏着这出“西洋景”。
正是这位古登堡先生，让书籍这个最初专属僧侣阶层的“奢侈品”，开始渐渐传递到普罗大众。在中世纪，宗教和僧侣的烙印无处不在，人们的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大致是同一的。早期的书自然单调得很，《圣经》为其代表。1455年，已经60多岁的古登堡，依旧是个单身汉，因为心思都用在了发明创造上。好在终于得到大主教的许可，完成了这项名垂青史的工作：制作出一本《圣经》，每页42行。
但《圣经》真正得以广泛传播，则要拜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赐。这位来自曼斯菲尓德的“异教徒”认为，“教皇和教会也可能犯错误，只有《圣经》才是最高权威”。他到各地激情演说，“信徒和上帝之间，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再需要有第三者了。”《圣经》这个至高无上的“法宝”于是大举传阅，新教地区渐渐发展出和天主教地区“音像文化”不同的“阅读文化”。就连路德创立的基督教路德宗（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也被称为“书籍宗教”。
一直到17世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拉丁文仍是官僚体制、教会事务与学术界的正式语言。最初的《圣经》都是拉丁文的，而且是天主教的唯一钦定本。如今德国的部分教堂还保留着拉丁弥撒，波恩市中心贝多芬雕像附近的教堂就是其一。经历了欧洲近代史上最深刻的两次变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语这个看上去不那么“高级”的语言，最终从拉丁语的垄断中解脱出来。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德语读物之一，它统一了各种各样的德语方言，成为后来标准德语的基础。
18世纪末，从7年战争结束到法国大革命，德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达25年的“阅读革命”(Leserevolution)。中产阶层间开始兴起读书的热潮，读书会和公共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普通居民家中的藏书量也大幅增加。事实上，当时的德国，不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在欧洲都是个后进分子，但是书籍文化却异常发达，出版规模数一数二，这也显示出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逻辑。
“在同一时期，主宰法国的事件是政治革命，主宰英国的事件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在德国，将这场阅读革命以及随后带来的影响，同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经济革命相提并论，重要性可见一斑。“在‘阅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德国市民中产阶层不但文化品位在提高, 而且整个文化氛围都充满着书卷气。”贵族文化开始衰落，新兴的德国市民阶层，开始通过阅读，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阅读，来完成对自我的认知和社会教育。不同于英法异常丰富的社交生活，阅读构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阅读革命”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提供了更多和公众见面的机会。因为之前印刷昂贵，二流三流作者的书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版，所以经典被反复阅读，而那些小众读物只能手抄传阅。一些拥有书籍的修道院或者个人对于出借书籍都异常谨慎，一方面害怕借的过程中书籍受损，二来也要提防借阅者偷梁换柱。伴随着这场“阅读革命”的发生，书籍不那么稀缺，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精读”开始转向“泛读”，告别了反复摩娑一本书，尽可以贪婪地猎取新的文章。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也在一定意义上被消解，阅读开始走向多姿多彩的时代。
中世纪以来修道院长期保持的知识系统，也伴随着世俗学者和世俗大学不断涌现而得以打破，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从宗教生活解放出来。文化史家埃贡·弗里德尔曾经描述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学时代。人人用文学的方式说话、行动, 人们以文学的方式来恨、来爱。生活中一切重要的言论全都是笔头进行的……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文学的对象：国家、社会、宗教。一股真正的读书狂潮席卷了所有等级。”
美因河畔觅书香
2007年的世界读书日，从不缺席的德国举办了一项全国性的活动——“我送给你一个故事”。为了在孩子和书店间搭起一座桥梁，全德国33.5 万名五年级的学生可凭赠券到任何一家参加这项活动的书店免费领取一本图书“我送给你一个故事”。
关于世界读书日的来历，有个浪漫的典故。1923年4月23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热情纪念西班牙的伟大作家——《唐吉诃德》的创作者塞万提斯。碰巧当天是圣·乔治节，男孩子们依照中世纪以来的传统送玫瑰花给女孩，而2年以后，女孩们开始以书回赠表达爱意。这种习俗随之保留至今。书商们每年总会乐呵呵的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一年的销售收入在这一天便可以实现一半。
和往年不同，2007年的法兰克福书展选择的主宾并非是一个特定国家，而恰恰是这个浪漫典故发生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漫长的法兰克福书展业构成德国阅读史的另一华丽篇章。没有人知道，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有正式的书展。但是大家都公认，这个“书展界的奥林匹克” 至少已经拥有了600年的风华。古登堡活字印刷发明之后，大量书籍开始以法兰克福为交易中心，并形成了如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图书博览会和欧洲图书集散地——法兰克福书展。现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尤根·博思先生介绍说，如果说书展诞生之初，来参与的都是所谓的“文化精英”，如今早已打破了这一疆界。2007年的法兰克福，迎来了来自108个国家的7448位书商，他们带着近400，000种作品参加了这个占地172，000平方米的书展。
在他看来，法兰克福书展早已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图书交易市场，更是一个文化对话、交流以及传播的平台。“书展已经演变为一次重要的思想盛会、学术盛会，以及社会文化盛会——简单的说，各种‘内涵’的集萃。不夸张的讲，法兰克福书展是整个图书业的方向标和温度计，而书展——正如同书籍本身——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
德国书业和平奖是德国出版界最为重要的奖项之一，每年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结束后的保留节目，是整个书展的高潮。2006年曾获得这一奖项的沃尓夫·莱普尼斯，在获奖作品《文化和政治》中，彰显了文化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文化优先、以文化对抗政治、对抗现代文明”。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在推介这本书时提到，“在德国谈论文化传统，德国的文化认同，都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因为一不小心，可怕的政治帽子就会飞来”。长期以来，德国人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政治的冷漠，都显现出在这个国家中，文化某种程度上对政治角色的替代。在这个多中心的德国，展览、音乐会、朗读会，每个洲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生活。这种对文化的认同和推崇，直接影响到德国人看待问题的视角和逻辑。有人说，德国长期无法像英国或者法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只有在文化中才能发现他们的统一，而阅读生活就是塑造文化的关键。
德国拥有为数众多的小型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图书印数几乎不超过4位数。但在书展上也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小出版社看上去船小好掉头，但事实上，一本书的突然成功可能会给它带来风险，因为加印跟进慢，难以满足需求，印数过多又怕滞销。这些小出版社拥有各种有趣的名字，如七号桌、罪犯出版社，在市场中的地位有点类似新潮的独立音乐人。一些不知名的作家的处女作往往就有赖于他们来出版，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一些基金会的支持。
正如德国布满分裂的历史一样，书展也有它的“历史遗留问题”——两德分裂期间，德国不仅每年同时举办两个书展，东德与西德还在莱比锡与法兰克福拥有各自的图书馆和书商协会。一些出版社甚至要为不同的地区制定不同的出版计划。如今书展的重心虽然回移到法兰克福，但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俨然已经成了“姐妹花”，共同影响着德国历史上形成的漫长的阅读文化。
平民哲学家
阅读意味着接近一些将会存在的东西，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如是说。没有人比德国人更清楚这一点了。
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煦生，曾经在德国留学和执教多年。在他看来，德国人对于精神和文化生活的看重，是植根于骨子中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原因对民族特征的塑造以及宗教带来的影响，同时还源于俾斯麦执政以来推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国民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社会可以保障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和尊严。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最大的乐趣，除了度假，就是到大学听最难最有意思的课。有时课上完了，大家一起去喝啤酒。我经常请他们喝酒，因为听课不是奢侈的事情，上酒馆才是。哪怕生活无望，物质上再贫穷，他都会觉得至少我的精神世界还在，不愿精神生活毁掉。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上世纪90年代初，图宾根大学最老的一位学生85岁，在读普通的印度学。而杨曾经教授过的一对学生夫妇，之前是德国通用集团的工程师，退休以后，专程到大学里学习汉学。“他们说我现在没事做，也不用为生计操心。我的精神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那些繁荣的图书跳蚤市场也构成了德国很多城市的景观。每个大学的食堂都是个流动的图书馆。杨煦生很怀念在德国教学的那段日子，饭前饭后，都会在食堂逛一下，和那些摊主聊聊天。“每个摊主都有段不寻常的故事，很多甚至是那种在大学里没拿到学位的学生，奋斗过，也学习过，最后放弃了，有本钱开个店，没本钱就摆书摊。我觉得这些摊主，有的往往从学识上不比一个普通教授差，还比教授多很多别的经验。”
这些摊主，有些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哲学家。杨煦生任教的图宾根大学旁边，就有个小书店，经营得非常成功。店主大概四十多岁，是图宾根大学的“老博士生”，学哲学的，最终放弃了读取学位，转而经营书店。书店如今开张已经近10年，里面陈列的是干净纯粹的哲学和神学书籍。这位店主对所有教授的研究方向和专业课程了如指掌，拿着一本厚厚的授课目录，就能够根据这个教授的受欢迎程度，断定他要进哪些书，进多少本。很多普通人也会依据这样的授课目录去买书，因为在德国，大学课堂的门是敞开的，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随时去聆听。
不管是阅读还是求学，实质都是在追寻一种精神生活。“阅读等于不断扩大精神世界的触觉。读什么书，就是跟什么人在对话，这种对话虽然是无声的，但所有的间接经验或者人类共有经验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的。”
阅读，从儿童启蒙
“如果一个人在13－15岁之前还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和对书的感情，那么，他今后的一生中很难再从阅读中找到乐趣，阅读的窗户将永远对他关闭。”
这位阅读专家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德国人为何如此重视对儿童阅读习惯的培养。在德国的图书市场中，儿童读物占据着非常大的份额，而众多丰富多彩的儿童书店，更是德国城市大街小巷中别样的景致。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北京）主任王竞描述说，最早的儿童读物，同玩具的界限是模糊的，有孩子可以带进浴缸的塑料书，还有可以反复磨搓的布做的书，那些用硬纸版做成的书，撕不破也咬不坏。学龄前孩子看的书，图画都会占据很大篇幅，这些图画并不是文字的附属品，同样可以传情达意。在德国的这些图画书中，世界被描绘成多种多样的图案，几乎没有电脑制作的卡通。他们认为卡通容易过早形成认知局限，妨碍孩子们拥有多元的想象力。伴随着孩子阅读能力的提高，图画书会慢慢退出舞台，文字渐渐成为主角，像德国的Lowen出版社，就会据此出版相应的“阅读阶梯”系列图书。
有段时间，王竞常常会为自己的女儿木兰对阅读不感兴趣而感到苦恼。突然有一天，她发现情况改变了，木兰放学回家后，一反常态的坐在一边默默读书，还兴高采烈的同她讲述。后来才了解到，女儿新转入的德国使馆学校正在进行一项“读书小海盗”活动，正是这个创意，让她对阅读开始兴趣斐然。这项竞赛活动由德国北威州的一个促进阅读组织发起，收入精选出的2563种图书，孩子们可以通过读书答题积累得分，并加以排名，不久后木兰还拿到了全年级元月读书第一的奖状。
“读书小海盗”只是德国为数众多的推广阅读的创意活动之一，像北威州这样的阅读促进组织在德国也有很多。今年已经72岁的安娜·莉亚，出生在莱茵河畔的美茵兹，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乘车半小时到一家幼儿园，参加“读书奶奶”的志愿活动，她还自己写故事讲给小朋友听。如今这项志愿活动已经做了6年。她形容自己每次离开的时候，“整个心情好像漂浮在云上”。“读书奶奶”的活动是由1988年成立的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举办的，现任总统科勒还作为这家基金会的名誉主席。
家庭的读书氛围对一个人阅读习惯的养成也至关重要。德国总人口中，28%是酷爱读书之人。而在父母都爱读书的前提下，酷爱读书者的比率便上升到52%，若只有父母一方爱读书，则降至25％。父母双方都不读书的条件下，全民的阅读比率大约仅有9%。“其实这很简单，要让孩子们感觉阅读是件愉悦的事情，而不是把它当成痛苦的任务。”王竞说。
德国，一个阅读的民族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竞认识的一位德国外交官有些“另类”。这位外交官最大的快乐是从世界各地飞回家，不过，“别人都是同亲人团聚，他要和书团聚。”在他的家里，有一座对他充满魅力的小型图书馆，这是在他父亲去世后，由家中房屋的二层改造而成的，他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书都收藏于此。他笑着和王竞说，担心有一天他的房子会突然坍塌。
据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思先生提供的德国书商及出版商协会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有近1/3的德国人认为自己读得“很多”（很多≥18本/年），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藏书200－500本，14%的德国家庭甚至有自己“小图书馆”。
所以，有人感叹，德国，是一个阅读的民族。
每年入秋，整个德国就笼罩在阴冷潮湿的气候中，这种状况有时可以持续半年之久，这带给了德国人沉郁的气质。不过，感伤、孤独、忧郁，正是读书的好动力。在这个疆界和政权分裂多于统一的国度，却始终延续着绵长的阅读传统，文化生活永远高于政治生活。
德国有“社团之国”的称号，它的国民对社团活动的热衷举世闻名，即使在阅读上也不例外。在德国，有一种延续至今的传统，叫朗读会，它源于教堂中的布道。作家出版了新书，喜欢到公众场合大声朗读，而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作者一样四处签售。这个传统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的“阅读革命”，那时，文学沙龙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内容。当年进行沙龙的著名房子还留存至今，屹立在柏林美丽的宪兵广场。如今在柏林，随意翻开一份报纸，就可以发现柏林每天大大小小的朗读会仍然有10个到20个。
就这样，阅读在德国形成了一个矛盾的传统——渴望公共的交流，主流却依旧是个体的默默阅读。当法兰克福书市高调成为世界最为知名的图书交易会时，阅读依旧是无数孤独者的心灯，强壮着他们的心灵，所以，在德国哪怕最僻角的的小书店里，也可能藏着大隐于市的哲人。
从宗教中解放了的精神生活
古登堡想必最让德国人引以为豪，2007年8月的北京国际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德国特意将几百年前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机搬到了展区，表演者身穿羊皮外套，用的是和几百年前如出一辙的印刷设备，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兴趣盎然的观赏着这出“西洋景”。
正是这位古登堡先生，让书籍这个最初专属僧侣阶层的“奢侈品”，开始渐渐传递到普罗大众。在中世纪，宗教和僧侣的烙印无处不在，人们的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大致是同一的。早期的书自然单调得很，《圣经》为其代表。1455年，已经60多岁的古登堡，依旧是个单身汉，因为心思都用在了发明创造上。好在终于得到大主教的许可，完成了这项名垂青史的工作：制作出一本《圣经》，每页42行。
但《圣经》真正得以广泛传播，则要拜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赐。这位来自曼斯菲尓德的“异教徒”认为，“教皇和教会也可能犯错误，只有《圣经》才是最高权威”。他到各地激情演说，“信徒和上帝之间，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再需要有第三者了。”《圣经》这个至高无上的“法宝”于是大举传阅，新教地区渐渐发展出和天主教地区“音像文化”不同的“阅读文化”。就连路德创立的基督教路德宗（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也被称为“书籍宗教”。
一直到17世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拉丁文仍是官僚体制、教会事务与学术界的正式语言。最初的《圣经》都是拉丁文的，而且是天主教的唯一钦定本。如今德国的部分教堂还保留着拉丁弥撒，波恩市中心贝多芬雕像附近的教堂就是其一。经历了欧洲近代史上最深刻的两次变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语这个看上去不那么“高级”的语言，最终从拉丁语的垄断中解脱出来。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德语读物之一，它统一了各种各样的德语方言，成为后来标准德语的基础。
18世纪末，从7年战争结束到法国大革命，德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达25年的“阅读革命”(Leserevolution)。中产阶层间开始兴起读书的热潮，读书会和公共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普通居民家中的藏书量也大幅增加。事实上，当时的德国，不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在欧洲都是个后进分子，但是书籍文化却异常发达，出版规模数一数二，这也显示出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逻辑。
“在同一时期，主宰法国的事件是政治革命，主宰英国的事件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在德国，将这场阅读革命以及随后带来的影响，同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经济革命相提并论，重要性可见一斑。“在‘阅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德国市民中产阶层不但文化品位在提高, 而且整个文化氛围都充满着书卷气。”贵族文化开始衰落，新兴的德国市民阶层，开始通过阅读，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阅读，来完成对自我的认知和社会教育。不同于英法异常丰富的社交生活，阅读构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阅读革命”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提供了更多和公众见面的机会。因为之前印刷昂贵，二流三流作者的书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版，所以经典被反复阅读，而那些小众读物只能手抄传阅。一些拥有书籍的修道院或者个人对于出借书籍都异常谨慎，一方面害怕借的过程中书籍受损，二来也要提防借阅者偷梁换柱。伴随着这场“阅读革命”的发生，书籍不那么稀缺，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精读”开始转向“泛读”，告别了反复摩娑一本书，尽可以贪婪地猎取新的文章。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也在一定意义上被消解，阅读开始走向多姿多彩的时代。
中世纪以来修道院长期保持的知识系统，也伴随着世俗学者和世俗大学不断涌现而得以打破，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从宗教生活解放出来。文化史家埃贡·弗里德尔曾经描述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学时代。人人用文学的方式说话、行动, 人们以文学的方式来恨、来爱。生活中一切重要的言论全都是笔头进行的……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文学的对象：国家、社会、宗教。一股真正的读书狂潮席卷了所有等级。”
美因河畔觅书香
2007年的世界读书日，从不缺席的德国举办了一项全国性的活动——“我送给你一个故事”。为了在孩子和书店间搭起一座桥梁，全德国33.5 万名五年级的学生可凭赠券到任何一家参加这项活动的书店免费领取一本图书“我送给你一个故事”。
关于世界读书日的来历，有个浪漫的典故。1923年4月23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们热情纪念西班牙的伟大作家——《唐吉诃德》的创作者塞万提斯。碰巧当天是圣·乔治节，男孩子们依照中世纪以来的传统送玫瑰花给女孩，而2年以后，女孩们开始以书回赠表达爱意。这种习俗随之保留至今。书商们每年总会乐呵呵的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一年的销售收入在这一天便可以实现一半。
和往年不同，2007年的法兰克福书展选择的主宾并非是一个特定国家，而恰恰是这个浪漫典故发生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漫长的法兰克福书展业构成德国阅读史的另一华丽篇章。没有人知道，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有正式的书展。但是大家都公认，这个“书展界的奥林匹克” 至少已经拥有了600年的风华。古登堡活字印刷发明之后，大量书籍开始以法兰克福为交易中心，并形成了如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图书博览会和欧洲图书集散地——法兰克福书展。现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尤根·博思先生介绍说，如果说书展诞生之初，来参与的都是所谓的“文化精英”，如今早已打破了这一疆界。2007年的法兰克福，迎来了来自108个国家的7448位书商，他们带着近400，000种作品参加了这个占地172，000平方米的书展。
在他看来，法兰克福书展早已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图书交易市场，更是一个文化对话、交流以及传播的平台。“书展已经演变为一次重要的思想盛会、学术盛会，以及社会文化盛会——简单的说，各种‘内涵’的集萃。不夸张的讲，法兰克福书展是整个图书业的方向标和温度计，而书展——正如同书籍本身——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
德国书业和平奖是德国出版界最为重要的奖项之一，每年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结束后的保留节目，是整个书展的高潮。2006年曾获得这一奖项的沃尓夫·莱普尼斯，在获奖作品《文化和政治》中，彰显了文化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文化优先、以文化对抗政治、对抗现代文明”。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在推介这本书时提到，“在德国谈论文化传统，德国的文化认同，都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因为一不小心，可怕的政治帽子就会飞来”。长期以来，德国人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政治的冷漠，都显现出在这个国家中，文化某种程度上对政治角色的替代。在这个多中心的德国，展览、音乐会、朗读会，每个洲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生活。这种对文化的认同和推崇，直接影响到德国人看待问题的视角和逻辑。有人说，德国长期无法像英国或者法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只有在文化中才能发现他们的统一，而阅读生活就是塑造文化的关键。
德国拥有为数众多的小型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图书印数几乎不超过4位数。但在书展上也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小出版社看上去船小好掉头，但事实上，一本书的突然成功可能会给它带来风险，因为加印跟进慢，难以满足需求，印数过多又怕滞销。这些小出版社拥有各种有趣的名字，如七号桌、罪犯出版社，在市场中的地位有点类似新潮的独立音乐人。一些不知名的作家的处女作往往就有赖于他们来出版，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一些基金会的支持。
正如德国布满分裂的历史一样，书展也有它的“历史遗留问题”——两德分裂期间，德国不仅每年同时举办两个书展，东德与西德还在莱比锡与法兰克福拥有各自的图书馆和书商协会。一些出版社甚至要为不同的地区制定不同的出版计划。如今书展的重心虽然回移到法兰克福，但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俨然已经成了“姐妹花”，共同影响着德国历史上形成的漫长的阅读文化。
平民哲学家
阅读意味着接近一些将会存在的东西，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如是说。没有人比德国人更清楚这一点了。
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煦生，曾经在德国留学和执教多年。在他看来，德国人对于精神和文化生活的看重，是植根于骨子中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原因对民族特征的塑造以及宗教带来的影响，同时还源于俾斯麦执政以来推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国民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社会可以保障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和尊严。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最大的乐趣，除了度假，就是到大学听最难最有意思的课。有时课上完了，大家一起去喝啤酒。我经常请他们喝酒，因为听课不是奢侈的事情，上酒馆才是。哪怕生活无望，物质上再贫穷，他都会觉得至少我的精神世界还在，不愿精神生活毁掉。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上世纪90年代初，图宾根大学最老的一位学生85岁，在读普通的印度学。而杨曾经教授过的一对学生夫妇，之前是德国通用集团的工程师，退休以后，专程到大学里学习汉学。“他们说我现在没事做，也不用为生计操心。我的精神生活比什么都重要。”
那些繁荣的图书跳蚤市场也构成了德国很多城市的景观。每个大学的食堂都是个流动的图书馆。杨煦生很怀念在德国教学的那段日子，饭前饭后，都会在食堂逛一下，和那些摊主聊聊天。“每个摊主都有段不寻常的故事，很多甚至是那种在大学里没拿到学位的学生，奋斗过，也学习过，最后放弃了，有本钱开个店，没本钱就摆书摊。我觉得这些摊主，有的往往从学识上不比一个普通教授差，还比教授多很多别的经验。”
这些摊主，有些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哲学家。杨煦生任教的图宾根大学旁边，就有个小书店，经营得非常成功。店主大概四十多岁，是图宾根大学的“老博士生”，学哲学的，最终放弃了读取学位，转而经营书店。书店如今开张已经近10年，里面陈列的是干净纯粹的哲学和神学书籍。这位店主对所有教授的研究方向和专业课程了如指掌，拿着一本厚厚的授课目录，就能够根据这个教授的受欢迎程度，断定他要进哪些书，进多少本。很多普通人也会依据这样的授课目录去买书，因为在德国，大学课堂的门是敞开的，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随时去聆听。
不管是阅读还是求学，实质都是在追寻一种精神生活。“阅读等于不断扩大精神世界的触觉。读什么书，就是跟什么人在对话，这种对话虽然是无声的，但所有的间接经验或者人类共有经验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的。”
阅读，从儿童启蒙
“如果一个人在13－15岁之前还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和对书的感情，那么，他今后的一生中很难再从阅读中找到乐趣，阅读的窗户将永远对他关闭。”
这位阅读专家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德国人为何如此重视对儿童阅读习惯的培养。在德国的图书市场中，儿童读物占据着非常大的份额，而众多丰富多彩的儿童书店，更是德国城市大街小巷中别样的景致。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北京）主任王竞描述说，最早的儿童读物，同玩具的界限是模糊的，有孩子可以带进浴缸的塑料书，还有可以反复磨搓的布做的书，那些用硬纸版做成的书，撕不破也咬不坏。学龄前孩子看的书，图画都会占据很大篇幅，这些图画并不是文字的附属品，同样可以传情达意。在德国的这些图画书中，世界被描绘成多种多样的图案，几乎没有电脑制作的卡通。他们认为卡通容易过早形成认知局限，妨碍孩子们拥有多元的想象力。伴随着孩子阅读能力的提高，图画书会慢慢退出舞台，文字渐渐成为主角，像德国的Lowen出版社，就会据此出版相应的“阅读阶梯”系列图书。
有段时间，王竞常常会为自己的女儿木兰对阅读不感兴趣而感到苦恼。突然有一天，她发现情况改变了，木兰放学回家后，一反常态的坐在一边默默读书，还兴高采烈的同她讲述。后来才了解到，女儿新转入的德国使馆学校正在进行一项“读书小海盗”活动，正是这个创意，让她对阅读开始兴趣斐然。这项竞赛活动由德国北威州的一个促进阅读组织发起，收入精选出的2563种图书，孩子们可以通过读书答题积累得分，并加以排名，不久后木兰还拿到了全年级元月读书第一的奖状。
“读书小海盗”只是德国为数众多的推广阅读的创意活动之一，像北威州这样的阅读促进组织在德国也有很多。今年已经72岁的安娜·莉亚，出生在莱茵河畔的美茵兹，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乘车半小时到一家幼儿园，参加“读书奶奶”的志愿活动，她还自己写故事讲给小朋友听。如今这项志愿活动已经做了6年。她形容自己每次离开的时候，“整个心情好像漂浮在云上”。“读书奶奶”的活动是由1988年成立的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举办的，现任总统科勒还作为这家基金会的名誉主席。
家庭的读书氛围对一个人阅读习惯的养成也至关重要。德国总人口中，28%是酷爱读书之人。而在父母都爱读书的前提下，酷爱读书者的比率便上升到52%，若只有父母一方爱读书，则降至25％。父母双方都不读书的条件下，全民的阅读比率大约仅有9%。“其实这很简单，要让孩子们感觉阅读是件愉悦的事情，而不是把它当成痛苦的任务。”王竞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16 15:02:2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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