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理层的困惑
在咨询工作和研究过程中,甚至在一些管理上看起来相当完善的知名企业中,听到最多的是各级的管理者的困惑。如果说一般的基层操作者对管理者存在些许抱怨还尚可理解,毕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存在着现实的利益冲突。当组织成员面临着严苛制度惩罚的时候,尽管很多时候会有纠结,但大部分管理者仍毫不犹豫摒弃私人关系去维持组织制度的权威。他们更知道,如果管理者一旦纠缠于私人关系,职责就无法尽职,很有可能被及时换掉,从而失去更大的利益。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关于管理者这些窘境并不能得到其下属们的知悉和体谅,相反,管理者尤其是在新政策的执行中经常会面临更为直接的、更为激烈的冲突。
笔者仔细总结了一下管理层的各类困惑,试图从根源层面对管理的基本逻辑加以解构,尽管问题和疑惑可能千奇百怪,但存在的基本问题可以暂且归结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对自身角色认识不清。就咨询实务而言,经常会见到管理层困惑于自身角色,自己认为有价值、紧迫的工作通常在上司看来耗时耗力却意义不大,因此,工作起来总有些无所适从。比如,有些企业,管理者更习惯的是接受上级指令再行事;但有些企业却鼓励管理者根据情势便宜行事;还有的企业权限和分工就很明确;再加之,一些企业刚性的规则和隐性的规则纵横交织,无疑让管理者角色的定位显得更为复杂,从影响了企业运营的效率。高管们虽然感知到存在的问题,但为了更便于获取各自部门或工作中的资源,就只顾得一味迎合老板,几乎没人会关注这些管理者的疑问。所以,管理者逐渐发现在企业组织中拼的已经不是他们的能力和表现,而是上司。连那些最基层管理者或普通操作人员都越来越发现找对“老板”这种运气的重要性,老板是企业的最高权力者无疑是较为正常的选择,可遗憾的是一般员工和老板之间还有一道经理人的阻隔,如果经理人不能尽责,那么,真正的老板却还没有能力成为企业组织的真正老板。因此,无论是对于职场打拼多年的管理者,还是一位普通的面试者,也会越来越关注他入职后直接上司的情况。
管理的实践中,人们总倾向于将责任推给比自己高一级的上司或企业领导人,他们理所当然认为既然决策是他们作出的,责任也理应由他们承担,真是如此吗?因国内传统文化的缘故,也或许是因制度层面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不敢主动做事,更缺少为绩效目标达成承担风险的勇气。高层管理者更是因害怕担责任,决策一般偏向迟延、保守,或者对现存问题视而不见。基层管理者一旦遇到担责事宜又各自本能的推卸责任,那么是否理应让老板或最高管理者来承担这一切?一旦思维堕入老板一个人创业的时期,那么他一人做决定,责任也由其一人承担,但是为何还需要高管、基层管理者?因此,管理要想有成效,首先需要对企业全员进行管理常识和内涵的强化普及,否则管理阶层角色的迷失会引发万马齐喑的企业文化,这也与现代企业治理内涵有着天壤之别。那些自恃有自己独特的利润获取方式的企业;那些自恃有左右的红帽子的企业;甚至对于那些自恃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的企业;那些自恃精于购并和上市的企业,如果其管理层对自身角色认识不清,那么就一样难以改变市场竞争力逐步弱化、盈利能力持续弱化的现实。
很多领导经常叹气,“现在80后、90后、00后员工越来越自我,越来越不好管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几代人陆续走上工作岗位。笔者认为,刨除被媒体、专家诟病的天然社会缺陷外,这几代人有一个可贵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迷信权威,只相信独立思考。因此,他们对自身工作的定位也影响了管理层对自身的定位。从以往等级森严的命令主义到今天强化沟通交流的合作主义转变也是市场经济搞到今天,管理工作的行政色彩已经开始逐步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更为可喜的是目前一些高科技、创意性企业从最高领导到一般组织成员都是清一色80后和90后。尽管社会的主流角色仍然是60、70后担当,甚至有的人在央企,国企做管理工作,他们的管理方式依旧行政化色彩浓厚,管理方式仍一时褪不去简单粗暴的色彩,但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会加剧企业治理方式的转型速度,可以乐观的预见三十年左右,尤其是在经济舞台80后的一代代人将会承担起更重要的历史角色。
即便对于一家曾让人引以为豪的企业为什么一项制度的实施就能一下子暴露出如此多的问题?从表面看,好像是方法出现了问题,但制度的实施实际上无意识中对企业的管理水平做出了一个系统的检测。企业却并没能认清这一点,事后既没有做系统的分析总结,也没有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筛选和改进,从而导致企业犯着同样错误依然浑然不觉。管理者们一旦困惑于自身角色,他们就会更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三缄其口,管理工作中充斥更多的是率性而为,一些管理者继续耗费大量资源投入到他们脑中臆想出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另外,高管们或基层管理者抱怨最多的还有薪资问题,这在央企或地方龙头企业最为普遍。一方面,除直接产生利润的销售部门能及时获得相应的回报外,同样辛苦的其他部门还一下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对企业整体利润的贡献度,所以,对其他部门人员来说根本无法合理的要求加薪或晋升。另一方面,企业部门考评主要是以利润的直接贡献度为指标,还没有将销售部门之外支持部门对利润贡献度有效量化,所以,一旦无法考核,其他部门人员的薪资多年不涨就屡见不鲜了。
第二类,管理价值认知偏差。如果有时间去一家企业没事走走的话,经常会碰到几个员工三五成群地没事闲聊,每当谈到公司又有什么新政策、新规定出台时,都会有人说,“干得好好的,这么搞来搞去,净瞎折腾。”“那件事本来就是领导无能,黑锅却让员工背,以后就算是换个员工就能解决问题?”“在办公室每天捣鼓着些文字性的东西能有啥用?还不如去车间加加班还能多赚上几块钱!”“咱们部门关键是人手不够,你看事情一多大家忙得都快累死,能不能再申请多招聘几个过来呢”等问题。管理层级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不同层级的觉悟注定不同,但如果这些基层管理者的抱怨我们还能报以理解态度的话,那么,对于一个企业的高管的抱怨引发的消极效应则对整个组织的危害更大。
一个制造企业的车间主管,通常各项权力集于一身,既让他说了算,责任也就由他一人担负。因此,其级别不高,但事实上已经成为众多一线工人的“老板”,享有较高的权威。如果有一天企业要统一管理,这种“老板”一下就会失去了以往的工作主动性,如果制度规范中还有直接减损他权威的民主条款,那么,在他的利益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减损而尚无补偿机制出台时,他就不太可能成为制度规范合格的守护人和执行者。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故意放大制度漏洞,甚至煽动下属软性抵制,消极执行;或者,对下面员工的违规行为不再有热情去加以约束,相反,还有可能纵容和变相鼓励违规行为的出现。作为他上一级的管理者就有责任尽快解决这一潜在问题,可惜的是其自身对暴露出的问题都疲于应付,还怎么有时间和精力去应对这一潜在问题并加以解决?因此,任何一家企业管理工作焦头烂额的背后,都是对管理价值认知偏差造成的恶果。因此,一家对管理价值不能充分认知的公司,资源就不能被有效用在产生利润的直接环节或为发展奠定基础的领域,一部分资源却被消耗在层级管理的诸多失误之中。
第三类,对管理的低能的抵触。作为咨询机构从业者,我们发现,历史越悠久的企业管理难度就越大。人的行为一旦成为习惯就会积习难改,无论是从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还是从行为方式的我行我素都对管理方式的重塑产生巨大的阻力。若领导者曾主导过变革的话,我们都会知道管理的低能反而引发组织成员对组织变革强烈的抵触情绪。比如,我们要在一家多年无制度的企业推行制度化建设,其实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惯性。这么多年了,即使真心想改变,一下子也有些力不从心,甚至不能接受。一件事情,放到以前,可能直接打电话给老板或负责人说一声就行了。可现在一下子这么多新面孔,又不能滥用信任,怎么办?只能借助损失之后的阵痛来出台相关制度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靠其避免重蹈覆辙。但当基层管理者面对着条条框框尚不能适应时,一旦出现绩效无法达成的情形,组织内部抵触情绪就会一集中爆发。尽管这种矛头可能指向某些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也可能直指某个人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如果每一个签字程序都会让人欠缺耐心,越来越觉得管理方式费神费力还缺少效率,企业的管理低效生态就显得危机重重。这就要求我们作为管理者,不仅仅是局限于发号施令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方面发挥一定作用,比如,改变小道消息偏好,构建起多元化信息获取渠道,培养健康的信息传播者和改进信息披露机制等等。
来源:价值中国 节选自张国栋《以权破局--企业治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