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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是时下非常流行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有英文电子版下载，中文版据说正在翻译之中。
全书实在很厚，说实话，没有兴趣全部仔细读完。耐着性子读了一半，就直接看结论了。估计翻译成中文，也会比较boring。这一点和马克思的作品有很大不同，马克思的文章表面上显得晦涩，但实质读起来不会让人感觉太无聊。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几乎就是《资本论》的一个附注，其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实证。既然如此，要理解这本书就需要首先搞明白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劳动的异化与对立……照理说，这些都是高中和大学本科政治课的内容，但是基于我自己的切身经验，党国开设政治课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使人们从小对马克思产生厌恶情绪，远离真正的马克思，远离原著，从而为他们自己实践形形色色的“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创造便利。所以，最好还是看看原著。
《资本论》写作的背景年代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书中的例证大部分都是“当下”的，没有作长时段的实证研究。而且在马克思的写作方法中，逻辑思辨显然要重于经验实证（作为一个德国籍犹太人，性格使然）。《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运用历史统计数据，定量分析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关系的历史变动规律。
凡是做过此类研究的应该知道，关键点无非这么几个：1、史料（来源、可靠性、一致性等）；2、方法；3、观点结论。我看书不怎么仔细，对于书中历史数据的来源不是很清楚。这里只提一下书中运用的数据方法，以及作者最后开出的药方。
要衡量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并非易事，研究者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经济体的细节中去考察工资、利润等的历时变化情况，因此，书中采取了宏观的、间接的计算方法，通过资产存量、利率、储蓄率、经济增长率等更易统计的数据来推算。由于资本所得应当等于前一期的资本投资总额乘以社会平均利率，所以资本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为：
α=r×β
其中，
α 资本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1-α就是劳动的分配比重）
β=capital/income资产投资量与当期总产值（流量）的比值
r 资金利率
同时，β=s/g
其中，
s 储蓄率
g 经济增长率（国民总收入增长率）
作者表达的观察结论有这么几条：1、β在长周期中不断上升。但是这主要来源于私人部门的资本上升，公共部门的资本/国民收入比却在缓慢下降。
2、r在长周期中逐步下降。（资本日益密集，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好理解）；
3、α长周期中下降，但是七十年代以后又转为上升势头；
4、长期看，r>g,即资本的回报率从长期来看总是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尽管这一比例曾一度下降，但是近几十年又快速攀升。
按照书中的观点，资本回报显著高于收入增长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尤其是当经济发展相对进入停滞，因此这种回升势头预示着较为悲观的未来财富分配格局，值得忧虑。特别是从1970年代以来，资本利得高过工资所得的趋势日益明显。辛辛苦苦踏实上班的，永远追不上拼爹吃利息的，财富只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简直就是“世袭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可以说，《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分析结论基本都在《资本论》的预言范围之内，甚至可以说了无新意，从思想深度而言更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马克思如果看到这本书，估计会不屑一顾——就这么点子事，还需要弄700多页？
皮克特和马克思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开出的药方。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尽管在实践层面明显遭遇挫折，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但仍然无愧于人类最为宏大、最有抱负的社会改造理想。世事就是这样，最人性的、最精致的理想，反而导致最惨痛的、最不幸悲剧，这也是理想主义者普遍的悲剧。（所以海耶克会认为，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少折腾、不折腾，少来点理想。）但不管怎么讲，理想主义的东西总会让人怦然心动。
相比之下，皮克特的药方既缺乏理想的高度，又不具备落地的可实施性，显得上下不靠谱。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皮克特的想法也并不新鲜，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前西方左翼经济学家的主流思想：强化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征收高额赋税。唯一有点新意的，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建立全球统一税的想法，尽管他自己也认为这想法的可操作性太差，所以用了“乌托邦”这样的标题。
接下来想说说《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中国的启示。
事实上，皮克特已经为即将出版的中文版写了序言，粗略阅读一下这篇序言可以发现，皮克特并不“懂”中国。（当然，对一个外国人不应提出过高的要求。）中国的历史又漫长、又特殊，用西方的视角，确实很难摸到真正的关键点。
皮克特在中文版序言中说：“因为眼下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1/2)。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
如果说国有资本比重高也能算是一种优势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时代，这一比重还要更高，照皮克特的观点，应该能够创造出“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而如今我们正在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
如果熟悉中国的漫长历史就应当知道，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中，导致财富分配不均衡的核心原因绝不是什么资本收益率过高，而是专断的、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没有权力支撑的个体财富，就如同一只只肥羊，早晚不过是他人的盘中餐；而一旦有了权力，财富随之聚敛的速度，远远超过任何正常情况下资本积累的速度。由此，公共资本的比例高低也绝不是什么“真问题”。在原有模式下，权力通过对公共资本的实际占有获得利益，当模式开始转型，权力可以迅速地将公共资本转为为私有资本。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什么，很清楚。
所以，无论是皮克特还是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在中国都显得驴唇不对马嘴。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中国不存在，而是说，有着比它更为严重、更为根本的矛盾存在，在矛盾甲消除之前，矛盾乙其实是无足轻重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西方的左翼、右翼，与国内时下的左派、右派也面临着截然不同的语境，简单划等号的做法，要么是傻缺，要么是别有用心。国内右派坚持必须先解决**问题（敏感词），理论依据在于，在国内当前的环境下，促进自由就是促进平等，中国还没有到必须通过增加国家干预才能促进微观平等的阶段，打破行政垄断、放宽行业准入、减少宏观税负等手段，远远要比增税、增加公共开支、增加公共福利等手段，更有利于促进平等。一个真正纯洁的右派，不会忽略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不断地发出警告：不要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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