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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理论上说货币是价值尺度，但是，由于价值是主观的，没有核算计量的标准，所以，现实当中对价值流的核算就阴差阳错地转化为了对货币流的核算。这种会计学的技术处理方法，掩盖了“货币是价值尺度”这种观念的核心错误，使得众多经济学人认识不到价值流的不可核算特性，往往会将会计学对货币流的核算误认为就是价值流的核算。
交换双方到市场上来，原本是图谋获得各自认为的价值增殖的，尽管价值流不可统一核算，但是，对于各自核算没有问题，交换恰好可以达到各自认可的价值增殖，是互惠互利各得其所的行为。现实的市场将这一目标扭转为获得“货币增殖”，而不再是“价值增殖”了。由于没有认识到“货币是价值尺度”这个观点的内部错误，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错误地变成了追求货币增殖的货币拜物教行为。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指出，交换行为是“以无用换取有用，以小用换取大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作为一个正常的市场，也就是说交换者图谋价值增殖的市场，如果交换者被认定为“理性人”，如果交换是双方自觉自愿进行的，就一定是一个交换双方同时获得价值增殖的市场，否则，哪怕是只有一方没有获得价值增殖，他就会退出市场。进入有价值增殖的市场从事交易，就是“趋利”，而退出没有价值增殖的市场，就是“避害”，这完全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的正常行为。我们对一个双方自愿的交换行为的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双方有利，是互惠互利，这个“利”就是价值。所谓市场机制对资源的最佳配置功能，就是指价值流的最佳配置，而不是货币流的最佳配置。
但从货币流的核算来说就并非如此了。大家都在谈论的市场失灵问题，所谓市场失灵，从货币流的核算角度考察，可以解读为“市场机制无法保证交换双方同时获得货币增殖”的结果。原本从市场的本意出发，是互惠互利的，是双赢的，但是这个双赢是用各执一个标准的价值来考查的，而用货币来考查就不行了。换句话说，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这个人为设计的体系具有与生俱来的致命内伤。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流具有“货币不灭”和“货币总量守恒”的特性，而价值流并不具有这种特性。由于经济体本身不具有货币内生的能力，而具有货币发行权的货币当局又属于经济体的“外生”，因此，经济体内的货币总量守恒，就不可能有一种机制来保证交换双方同时获得货币的增殖，任何一方的货币拥有量的增加，都同时表现为另一方的货币拥有量的减少，也就是说，争夺货币的博弈，是一个标准的“零和博弈”。
有人会说，货币当局不是在增发货币的吗？是的。但是增发货币的机制却是讳莫如深。按照GDP增长增发货币的理论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因为GDP的实质是被消费掉的、已经不存在的价值，为不存在的价值印制凭证并被人们当作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敛聚，这还不是笑话吗？
举个虚拟的例子：食客前年在厨子那里吃了100元的东西，钱货两清；刚刚过去的去年食客在厨子那里吃了150元的东西（涨价，原因可能是气候不好粮食蔬菜收成欠佳），但是只付了100元（因为只有100元货币），还赊账50元。厨子和食客双双投诉货币当局，说货币投放量太少，影响经济正常运转。请问，货币当局如何增发货币？如果按照GDP的增幅就要多印制50元货币，但是这增印的50元该发给谁？厨子还是食客？为什么？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在对完整的“民商银政”体系的货币流进行分析之后指出：【这就是说，政府增发货币是保持这一体系运转的条件，而增发的货币最后表现为以货币增量表示的社会净收入。政府的作用就表现为用增量货币表示社会新创造的价值增量。
假如政府增发货币量为零，而社会净收入不为零，则一定表现为一个帐面上的“债务”。即在货币流中总有至少一个环节是没有实际货币支付的。】
这就是说，央行增发货币的行为，可以把图谋货币增殖的零和博弈变成一个正和的博弈，但是，这个“正和”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最终必然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系的泡沫化。日益增多的、没有价值实体与之对应的货币必然催生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增发货币这种货币政策并不是对零和博弈的解决，其实是掩盖而已。
问题（货币增殖的零和博弈）的存在和解决方法的束手无策（只是转化问题形式），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问题，本质上可以说是货币经济体系的内在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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