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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原理来说，上述说法似乎言之有理，甚至无懈可击。但是，从具体实践来看，存款准备金政策显然没有理论上所分析的那么有效。所以，目前很多国家都已放弃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实行零准备金制度，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则采用其他政策工具。而在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存款准备金政策却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工具，但效果有限。
实际上，存款准备金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由此而引起的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实现的。如果这种政策工具能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货币供给产生有效的调控，则这一政策工具可能是有效的。而如果这种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货币供给的影响很小或没有任何影响，则这一政策工具是无效的，至少是影响很有限的。所以，在本文中，笔者拟从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构成和现代货币供给理论的基本模式入手，来分析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将可得出与传统的教科书理论大不相同的结论，即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这一结论或许能对现实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效果的有限性作出一种新的解释。
一、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构成
传统的货币银行理论与具体的政策实践之所以存在上述矛盾，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理论往往片面地解释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有两种：一种是法定准备金；另一种是超额准备金。法定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时按照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必须保有的准备金，这部分准备金既可缴纳中央银行，以形成准备金存款，也可以库存现金形式持有。超额准备金则是商业银行实际持有的准备金超过法定准备金的那部分准备金。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法定准备金是强制性的，而超额准备金是自主性的。也就是说，法定准备金是商业银行必须足额持有的。所以，如果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从而使某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不足，则该商业银行就必须通过借入准备金、出售证券、收回贷款等措施以补足准备金。然而，在按照规定的比率缴足法定准备金之后，商业银行是否留有超额准备金，留有多少超额准备金，则都应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
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意味着放弃一部分利息收入。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商业银行而言，存贷款利差仍然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越少，存款利用率越高，则其利润就越多。然而，商业银行往往出于其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考虑，不将全部可用的剩余准备金都用于发放贷款，以至形成超额准备金。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商业银行都或多或少地持有超额准备金。笔者认为，商业银行是否持有超额准备金以及这一超额准备金的多少，是影响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
二、现代货币供给理论的基本模型
根据现代货币供给理论，货币供给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因此，一种货币政策工具是否影响货币供给，决定于这种政策工具能否影响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
所谓“基础货币”，是指货币当局的净负债，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流通中现金，即一般所谓的“通货”；二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也包括超额准备金。基础货币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一般认为，这部分货币是货币当局所能直接控制的。而所谓“货币乘数”，则是指货币供给总额相对于基础货币的倍数。如以M表示货币供给总额；B表示基础货币；D表示商业银行的存款；C表示通货；RR表示法定准备金；ER表示超额准备金，则
由上式可看出，货币供给总额决定于如下四个因素：一是基础货币；二是通货对存款的比率，即通常所谓的“通货比率”；三是法定准备金对存款的比率，即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四是超额准备金对存款的比率，即超额准备金比率。在这四个因素中，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正相关，而其余三个因素都与货币供给负相关。同时，除基础货币以外的其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货币乘数。
三、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货币供给影响甚微
一些教科书或一些学术专著强调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有效性时，往往就是通过上述货币供给决定模型加以论证的。根据这种论证，如果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则货币乘数就会缩小，从而货币供给就会减少。相反，如果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则货币乘数就会增大，从而货币供给就会增加。从上述公式可清楚地看到，法定准备金比率位于货币乘数公式的分母。分母增大，货币乘数自然会缩小；而分母缩小，则货币乘数自然会增大。
实际上，这种论证是片面的，因而往往是不正确的。之所以说是片面的，是因为这种论证只是看到了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对法定准备金比率的影响，而忽略了这种政策对超额准备金比率的相应影响，同时也忽略了这种政策对基础货币的相应影响。
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构成来看，商业银行可能持有一定的超额准备金，甚至持有较多的超额准备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则商业银行必须持有的法定准备金将增加，但其原来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将相应地减少。于是，根据上述货币乘数公式，法定准备金比率提高，而超额准备金比率相应降低。在通货比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法定准备金比率提高的幅度正好被超额准备金比率降低的幅度所抵消，则货币乘数将保持不变。这就说明，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只是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构成，而并不改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总额。
由此可见，在商业银行持有较多的超额准备金，且基础货币一定的条件下，存款准备金政策的运用并不影响货币供给。
当然，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法定准备金比率的不断提高，必将使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不断减少。当商业银行不再持有超额准备金时，或者只有很少的超额准备金时，如果中央银行再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则商业银行就不得不收缩信贷，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也未必会减少。
从理论上说，如果商业银行并不持有超额准备金，或者说，虽有一定的超额准备金，但不足以抵消法定准备金增加的影响，则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上调自然将使货币乘数缩小。在基础货币一定的条件下，货币供给自然将减少。但问题是，在法定准备金比率的上调幅度超过超额准备金比率下降的幅度，从而使货币乘数缩小时，基础货币是否能保持一定？
如上所述，基础货币系由商业银行准备金与通货构成。其中，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既包括法定准备金，也包括超额准备金。如果商业银行持有足够的超额准备金，则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准备金比率，将只影响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构成，而不影响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总额。于是，在通货一定时，基础货币将不受这一法定准备金比率上调的影响。但是，如果商业银行没有超额准备金，或者只有很少的超额准备金，则法定准备金比率的上调将使货币乘数缩小，并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总额增加，从而在通货一定的条件下使基础货币相应地增加。由于货币供给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因此，如果货币乘数缩小对货币供给的影响适被基础货币增加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所抵消，则法定准备金比率的上调对货币供给仍将影响甚微，或者没有任何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国中央银行频繁地使用存款准备金政策，以调控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货币供给。当时我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法定准备金比率曾由13%下调至8%，再由8%继续下调至6%。而后来，随着通货紧缩的结束，通货膨胀的开始，法定准备金比率开始了单边上调，仅2007年一年就先后上调了十次，法定准备金比率已由6%上调至目前的14%，其调整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的效果却是很有限的。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金融创新的进行，新金融业务的开展，新金融产品的推出，商业银行调度资金变得越来越容易，很多创新型金融工具可避开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准备金比率对货币供给的作用将越来越小。这也正是目前一些国家相继放弃这一政策工具的主要原因（米什金，1998）。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时，特别是当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比较充裕时，中央银行即使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其效果也是很有限的，尤其是对货币供给的作用更是有限。因为在商业银行持有较多超额准备金时，法定准备金比率的提高只是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构成，即法定准备金增加，而超额准备金减少。由于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共同构成基础货币，因此，准备金构成的改变并不导致基础货币的改变。同时，由上述货币供给决定模型可看出，法定准备金比率与超额准备金比率都处在货币乘数公式的分母，因而二者都与货币乘数负相关。于是，在商业银行持有足够的超额准备金时，法定准备金比率的提高将被超额准备金比率的相应降低所抵消，从而也并不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由于货币供给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因此，在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超额准备金时，既然法定准备金比率的上调既不影响基础货币，又不影响货币乘数，则货币供给自然就不会减少，即使减少也将是很有限的。同时，我们还可看到，即使商业银行并不持有任何超额准备金，法定准备金比率的上调将使基础货币增加，而使货币乘数缩小，两相抵消后，货币供给仍将不受影响，至多只有很小的影响。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 施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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