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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宏观调控不是市场监管 不能用法律手段

这是一篇2005年的文章，但是用来评价现在一些措施，仍然是很适合的

　　□ 钱颖一/文

 

　　2004年中国的宏观调控达到了目的，年底时的各项宏观指标趋于稳定。但是这次宏观      

调控却历尽艰辛。宏观调控给企业带来了困难，给地方政府出了难题，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中央政府更是辛苦。这一点政府已经明察，因此提出了今后要改善宏观调控。 

　　那末症结在哪里？我以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过26年，宏观调控的概念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提出至今也近20年，但是我们还未完全认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别，进而还未有效地区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职能。

　　去年5月，当代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此言一针见血。 

　　在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如政府的总支出和总收入、货币的总供给、GDP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和失业率，以及影响整体市场的价格参数如利率、汇率等等。不仅仅企业属于微观范畴，而且某一行业(比如汽车、房地产)、单个市场(比如钢材、电)都属于微观范畴。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直接引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分野：宏观调控指的是政府有关财政、货币、汇率等调整总量的政策；而市场监管指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业或单个市场的规制。当卢卡斯听到政府旨在对原材料、房地产、银行贷款方向等的限制措施后，由此评论自然不足为奇。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手段是不同的。市场监管，比如对银行的监管、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对电信业的监管、对土地的监管等等，涉及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某个市场这样的微观层面，因此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这三种手段都是适用的。而宏观调控则不同。 

　　不少人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就是少用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妥。首先，宏观调控是不能用法律手段的。虽然我一直主张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那是在微观层面。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其次，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宏观调控政策当然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行政手段。但是政府应该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做调节(价格的或是数量的)，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做干预。

　　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对投资项目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中，单个项目投资是微观问题，是企业、银行的事。投资项目审批既不属于宏观调控，也不属于市场监管，它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管的是投资总量，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直接管投资项目的审批。既然管了上项目，就也要管下项目；既然让地方政府管了上项目，就也要迫使它下项目。通过控制投资项目来实现宏观调控，造成“自我辩解”的恶性循环。如果宏观调控不再通过对投资项目审批的控制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走向成熟了。

　　宏观调控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不能“一刀切”。这话似是而非。首先，宏观调控是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对总量当然是“一刀切”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财政收支、货币供给)，还是在价格上(利率、汇率)，都是如此。其次，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同一商品(比如同等风险的贷款)的价格(比如利率)要一律，因为它反映的是同一稀缺资源在全社会内的机会成本。根据这一“一刀切”的价格，企业和银行自己作出不是“一刀切”的数量决定——上不上项目，贷不贷款。这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如果由政府去决定不“一刀切”的数量，虽然立即见效，但是不可能有效率。

　　宏观与微观不分、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不分来源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对经济无所不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通常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实施，前者通常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者则是其他部门。政府职能转变归根到底是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政府治理不仅仅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涉及到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 

　区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有利于合理地横向划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它是政府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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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监管 不能用 钱颖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 手段 宏观调控 法律 钱颖一

https://bbs.pinggu.org/thread-90457-1-1.html&star=1#752733

还有这篇东西。

当初把铁本这个项目砍下来的时候。  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同时又类似的大项目投放，还有复兴集团也进军钢铁行业。 但是被砍下来的都是这些民营企业的项目。

复兴集团那项目则是把超过50%的股票让出邀请国有企业参与，才保存下来。

　　读了该文，我的理解是：

　　1.货币与财政政策属于宏观调控，而行业与产业政策属于市场监控；

　　2.宏观调控由央行与财政部进行，市场监控由各部委进行。

　　该文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即为，各不同的部门出台不同的政策。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钱颖一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许小年去年的一篇内涵一致的文章，找了出来：

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政策层面上的反应似乎是犹豫不决、求全兼顾，措施上则习惯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杠杆，以致政策目标相互矛盾，顾此失彼。宏观调控已有数年，内外部经济失衡未见明显缓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损，未来政策的实施会更加困难。

　　为了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澄清三个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观调控，(2)如何进行宏观调控，(3)宏观调控与改革及民生的关系。目前在媒体上、政策部门甚至学界中，“宏观调控”的含义被随意延伸，概念的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宏观政策”和 “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

　　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过热”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局部过热”的说法将总量偷换为具体行业、具体市场甚至具体产品的暂时供需失衡，是为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来做舆论的铺垫。同样，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总体水平的上升，将通胀解释为个别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文过饰非，就是为具体产品价格的行政管理发放通行证。

　　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管供给，因为关于产品、产量、销售、价格的决策都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只要符合法律，政府不能以任何名义进行干预。同理，投资和融资也是重要的企业经营自主权，完全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政府只能通过利率和税收等间接的手段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从法理上讲，控制牛肉面和商品房的价格是剥夺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而审批项目或责令项目下马则侵犯了企业的投资自主权。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既不可以也不应该管理供给，因为政府不可能比价格机制更有效地衔接供给与需求。凡供不应求，价格必然上涨，抢先增加产出者可从高价获得超额利润，厂商的趋利导致供给缺口缩小，价格回落，无需政府干预，市场自动实现新的均衡。

　　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

　　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 “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

　　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

　　至于如何进行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的对应为一重要原则。社会总需求的目标决定了政策工具也是总量，而不应是具体的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的数量。严控银根无疑是正确的，严控地根则为中外宏观政策实践中所未见。且不论行政部门是否有权控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照此逻辑推理，为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将来会不会严控“钢根”或“水泥根”？严格地集中管理土地供应，也与政府降低房价的目标相矛盾，成为房地产市场上一系列扭曲的根源。

　　目标与手段的对应也意味着“一石一鸟”，即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例如货币政策顾了通胀就顾不上汇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鸟”的原理不仅符合常识，而且有着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证明，它在代数学中的表述就是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要想确定n个未知数，就必须有n个方程。货币政策怎么可能同时兼顾通胀、汇率、经济增长、股市、房价、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顾房价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政策多目标的最可能结果就是一只鸟也打不到。

　　确立“一石一鸟”的原则，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紧缩银根以防止经济过热，放开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民生问题则主要靠财政补贴解决。由于没有更多的手段，稳定汇率的目标不得不让位于抑制通胀的需要，人民币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经济政策永远是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权衡，不存在马儿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万全之计。

　　最后，宏观调控还要处理好与改革的关系。一般而言，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因为改革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长远和根本保障。宏观形势可以影响改革的时机，但不能动摇改革的决心，例如不能因通胀抬头就放弃成品油市场化定价的改革，也不能因经济过热就搁置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诚如总书记在17大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能停顿和倒退。

鉴别质量好坏，评价效率高低，是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中国所谓宏观调控，其实质是政府越俎代庖，企图替市场做本应由市场做的事情

又一篇看的人痛快淋漓的文章（红色处为我认为很精辟的地方）：

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近年来屡见不鲜，各种各样的“既要…，又要…”，看上去全面公允，实则以一厢情愿的幻想代替不可避免的痛苦选择

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目标冲突，利益纠缠，踉跄而行的宏观调控又一次来到岔路口上。经济景气下降原本是政策想要实现的目标，真到效果初现时，人们却又惊异不安起来，近日各种议论见诸报端，援引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理由，吁请政府缓行宏观调控。

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宏观调控之时。虽然与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的融资不是宏观经济问题，而是微观结构性障碍所致。与此相类似，出口企业目前经历的主要是转型的痛苦，如果说宏观因素的话，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更大，即便放松国内的宏观调控，恐怕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对于微观问题，需要寻求微观解。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子在于金融机构的缺失，在于金融改革的落后。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由其业务性质决定，银行不可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银行信贷有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贷给小企业10万元还是贷给大企业10亿元，贷款成本差不多，银行都要投入人力、财力和时间，调查分析借贷人的还款能力和信用历史，而这两笔贷款的收益则相差1万倍，银行理所当然地会“嫌贫爱富”。第二，中小企业没有太多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对于这类客户，银行往往敬而远之。第三，中小企业多为民营，若贷给国企出现坏账，一般认为是银行业务人员的工作失误；贷给民企而无法回收时，经办人则有可能面临经济犯罪的指控，这种风险的不对称已成为银行业的一个潜规则

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中，成本-收益的不对称以及风险-收益的不对称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具有内生的制度必然性，而当前的宏观政策不动利率而控制贷款数量，对中小企业如雪上加霜，在人脉和关系上处于天然劣势，它们很难拿到贷款额度，不得不求助于地下信用机构，承受几倍甚至十几倍于官方利率的借贷成本。
中小企业的融资靠大量的、民营的、小型草根性金融机构来解决，目前东南沿海60%-70%的民间利率正说明了社会上存在着对这种金融服务的巨大需求，同时也反映了这类金融机构的严重短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民间草根性金融机构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们能够解决大型银行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以及风险和回报的不对称。贷款业务的最大成本是信息成本，贷款的风险也来自于信息的缺乏。小型的草根性信贷机构因贴近中小企业，熟悉当地情况，获得和分析信息的成本远低于营业部设在城里的大银行。笔者曾碰到一位民营信用社的业务员，每天骑着自行车在乡间闾里走访他的客户，“别说客户的生意和收入，连他家今天冰箱里有什么东西我都知道”。有如此充分的信息，难怪这家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低得出奇。

“凡是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70%的民间利率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但这不是宏观调控的过错，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过度管制堵塞了融资渠道，利率和信贷数量的行政管制则分割了市场，造成了资金成本的极大扭曲。在利率和信贷市场化的环境中，相信即使宏观再紧缩，利率也不会高到70%的地步。中小企业融资的解决方案因此应该是放松管制，加速金融机构的创新，推进微观层面上的改革，而不是将微观问题宏观化。

能否暂缓宏观调控，待中小企业渡过眼下的难关后再启动金融改革？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通货膨胀比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更为紧迫，一旦放松宏观调控，通胀立即抬头。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你到底想要什么的问题，是成本和效益的权衡，牺牲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以控制通胀，还是容忍通胀继续上升以保持增长？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宏观调控不可能同时兼顾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

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近年来屡见不鲜，各种各样的“既要…，又要…”，看上去全面公允，实则以一厢情愿的幻想代替不可避免的痛苦选择。例如既要保证成品油的供应，又要抑制物价的上升；既要维持汇率的稳定，又要防止流动性过剩；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的增长。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句话，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当涉及到目标选择时，宏观政策就已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利益博弈成为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实行扩张性宏观政策没有问题，发票子，给补贴，无论多寡，好处人人有份，个个称赞政策英明。紧缩就不同了，房价地价下跌，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收入减少，于是有暂缓调控的呼声；上市公司盈利下降，股市牛去熊来，股民和市场人士也盼望暂缓；企业经营困难，税收和就业形势严峻，商会、协会和地方政府上书，同样是众口一词地恳请暂缓。倘若跟着民意走，宏观政策必然变成单边的，只许扩张，不许紧缩，就像我们的股市一样，只许上涨，不许下跌。

回顾1993年-1994年的高通胀期，那时的情景与今日何其相似，除了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人警示通胀的危害，即使CPI通胀已达20%以上。为什么只怕经济增长放慢而不怕通胀？这又和风险-收益的不对称有关。地方长官关心的是本地的税收与就业，也就是本地的经济增长，而不必承担高增长的风险——通货膨胀，控制通胀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为了更好地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以及局部和整体的利益，我们再次提出建立宏观政策的听证会制度，再次呼吁加强政策制定部门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不再作为内阁的一部分，行长任期与政府任期错开，立法保证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全权。中央银行在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独立地做出关于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

当前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宏观和微观交织，国内与国外互动。我们需要准确判断，理清头绪，既不能将微观问题宏观化，用宏观政策扶助企业；也不能将宏观问题微观化，用行政管理的方法治理通胀。通货膨症的定义原本清晰无误，“通货”即流通中货币，“膨胀”就是增长速度过快，“通货膨胀”指货币超发引起的物价全面上涨，是个总量问题，是个货币现象，从紧的货币政策此时万万不可放弃。

微观层面上的问题要从改革上找答案，解除管制，开放投资领域，特别是重要的服务业如金融、电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加速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创造就业机会，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降低能耗和排污，尽快实现我们谈了多年却鲜有进展的经济转型和企业转型

文章来源：08年7月22日   《财经》

上面这篇也是许小年的

以下是引用hunter_tong在2008-8-11 17:43:00的发言：

鉴别质量好坏，评价效率高低，是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中国所谓宏观调控，其实质是政府越俎代庖，企图替市场做本应由市场做的事情

兄弟,怎么不说说发改委呢??  呵呵.

    我认为凡事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政府对土地供应量进行控制即所谓的地控为例进行说明：按照上述文章的观点，政府不应该对土地供应量进行控制，而由市场来决定，果真如此，碰上前段房地产热的时候，由于土地供应量大增，住房的开发面积也将激增，当然房价能够降下来，但对经济的冲击将十分巨大。由于市场的盲目性，特别象我国市场经济刚开始不久的国家，这种盲目性更大，什么行业热时，资源会一下子向这方面集中，如房地产热时，资源配置会一下子向房地方面集中，造成钢筋、水泥等建材企业利润暴涨，从而大量投资，即资源大量向房地产方面集中，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当开发商发现市场并不需要那么多房子时，造成了房源大量积压，从而引起了连锁反应，造成开发商倒闭，钢厂倒闭，水泥厂倒闭。如果政府控制了土地供应量，虽然房价升了很高，由于住房开发面积有限，不至于生产钢筋水泥的企业大量扩建。当然政府究竞怎样控制土地供应，土地供应量是多少，难度较大，但是如果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决策者水平较高，我想对经济的平衡较快增长还是有利的。

    我想如果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由市场供应，相信情况很可能与我国不同，会好些：一是国民理性些，不象中国的百姓那样很容易被人忽悠。就象我姐姐一样，由于前段时间股市很热，不知她从哪儿听来的，说买基金永远不会亏损的，不管我怎么说，她就是不相信，买了一大堆，几乎将所有的积蓄都拿去买，可现在呢？如果所有的人都疯了，那就是形势，就是市场，使得整个市场也不理性，而一些理性的人呢也跟着市场走，理性的人也知道市场哪天会支撑不下去，但他们不知道具体在哪一天，不过他们会比我姐姐跑得快呢。二是银行放贷水平高，银行家往往知道，即使目前房地产很热，建材企业利润很高，但他们知道这不长久，不一定会将钱贷给这些行业，也会有效制约这些行业的过快增长。三是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水平高些。如格林斯潘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政府或许不知道土地供应量年增长多少是合适，但确定一个比例，这不比例不是最好，但能够做到稳妥，应该不太难，实际效果很可能比市场的决定供应会好些。

     我想中国目前的情况以市场为基础对资源进行基础性配置，并辅以一定的计划控制还是可行的。

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顾房价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政策多目标的最可能结果就是一只鸟也打不到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s://bbs.pinggu.org/thread-346391-1-1.html&star=1#65191

    房价与粮食安全在一定程度是两个矛盾的目标，我想是能够制订一些政策，包括土地政策与税收政府做到兼顾房价与粮食安全的。

    这个政策就是大量开发小套房，让大套房成为奢侈品，目前一刀切的做法就是90平米的住房要占开发总面积的70%以上，让市场大量供应小套房，从而实现在开发面积不增加的情况下，住房的套数大增，满足了更多家庭的住房需求。我想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可以让开发商主动向市场提供小套房的。

    举个例子，为了保护耕地，市场只能向居民提供180平米的住房，假设有两户居民都想买房，一户是富人，一户不是，如果市场只开发180平米一套的住房，被富人买了，他获得的满足是100，而另一户没有房子住，他是痛苦的，获得的满足是0，如果实行一定政策导向，使得这180平米的建筑面积开发成两套，一套是120平米，每平米售价是1万元，另一套是60平米，每平米售价5千元，这时不富者也能买得住房啦，虽然小些，但有个安身之所也很满足的，这时或许两人获得的满足感各是90呢，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大大增加了。由于房屋套数多了，即供给增加了，自然房价就能得到有效的抑制，而耕地又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我想凡事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